1992年，中国文坛的风光被王朔占尽，准确地说，几近无人问津的文学，因为王朔而显得生机勃勃。上至国家的新华书店，下至街头书摊，王朔小说占据最为醒目的位置。甚至电视屏幕上也一闪而过王朔那闪烁其辞的微笑——这对于当今中国文化来说，不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镜头。
在另一方面——被称之为“纯文学”的圈子里，似乎还有另一番景象。这几年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们虽格调迥异，却见出笔法精细、风格圆熟，可以说他们的技巧已经标示着当代中国小说在叙述和语言两方面达到的崭新境界。然而，就这样一个蔚为壮观的群体，却无力挽救“纯文学”失败的命运，他们无法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我并不是在商业化的水平上怂恿他们向读者大众暗递秋波，也不是煽动他们与王朔比试一下高低——用冠冕堂皇的话来说，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学。当王朔反复向社会炫耀他的“才华”和“天才”时，我们时代同样有才华的“写字师傅”，何以不能也向读者大众证明一下呢？要打擂台，就与王朔打打，不是在某家刊物上，而是在社会这个大擂台上。
1992年，“纯文学”领域还是有不少好小说，然而，令我惊异的是，那些技法上乘之作，却构成了1992年文坛惊心动魄的情景：土匪盛行、杀机四伏、报仇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其情感基调不是忆旧就是报应。遁入似是向非的“历史”领域，讲述那些远离现宴的故事——这个惊心动魄的情最，已无激动人心之处，这就是我们时代最有才华一的批作家的所作所为！李晓继<；相会在K市》之后，又发表《般叔阿姨人舅和我》，看似随意的篇名掩盖着精心设置的叙事，个人的命运和“革命历史”串联在一起，难免在那些关键性部位发生一些差错，历史的偶然误会足以颠倒一个人的全部生活。李晓试图发掘革命历哑的那些偶然环节足如何不可抗拒地决定、控制、摆布个人命运的。重写“革命历史故事”，不仅仅展示了个人在特殊年代的特别遭遇，更重要的在于解构历史的本源性存在。李晓的小说看似平淡无奇，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东西。
杨争光的《棺材铺》令人称奇，这个“人为财死”的故事叙述得惊心动魄，改邪归正的土匪又开上棺材铺，为卖棺材不惜挑动村民大开杀戒。1992年又发表《老旦是一棵树》，这又是一篇关于“仇恨”的故事。杨争光善于刻画在极其粗陋的生存环境中，“仇恨”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吞噬人的生活的，没有理由，甚至明知故犯，并不仅是因为愚昧，而是“仇恨”构成了人们的社会本件。杨争光总是善于把平淡无奇的穷困生活写得危机四伏，仇恨总是如期而至，构成粗陋生活的内在力量和突现出的棱角，不是小说通常可见的“爱”，而是“恨”构成叙事展开的各个转承戈节，这正是杨争光独树一帜的特征，杨争光的小说也因此模式化了。苏童近来的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故事都有较大变化——从“女性系列”转向“土匪系列”大约表明苏童企图在典雅中掺入凶狠一类的原料。《米》（1991年）不过是一个预兆，近期的《十九间房》则可看出苏童是要在凶险一路上小试身手。这个关于士匪的故事充塞了不少凶狠的细节。
确实，当今的小说只有写土匪或讲述过去的故事才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周梅森的《孤乘》在这一类故事中显得尤为精彩，在凶杀火并、阴谋暗算以及复仇的欲望中，还流荡着一股醇厚的怀旧情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靡声的《妩媚归途》虽然存凶险杀戮方面较弱，但是耶种引式生活和南方情致却是有声有色我难以难这里一一例举有关的作品，实际上，从数量上看，写历史题材的小说未必占压倒多数，但从质量上看，或者说，那些当今文坛被普遍看好的青年作家，他们倾向于写历史题材，而“土匪”则是备受他们青睐的人物——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那些讲述现实故事的小说却大都显得了无生气。相比较而言，不管是在叙述方法，还是对人物和生活的发掘方面，讲述现实故事的小说都显得虚情假意，矫揉造作。尤其讲述城市故事显得力不从心，讲述农村题材似乎也只能往贪求、恶劣、仇恨一路去发掘。像杨争光那样，他对农村生活有着特殊的体验方式，虽然笔法精通奇谲，但老是“仇恨”也不是一个办法。不管如何，杨争光毕竟还町见到当代农民的生活品性，尽管非常片面，然而却是独特而深刻的片面。脱离了现实的农村题材，我们的作家只能去讲述历史，有些作家在“历史”领域游刃有余，例如叶兆言，他迄今为止所有最好的小说都是忆旧题材；一触及到当代生活，叶兆言的小说就略逊一筹。
当代小说徜徉于“历史”领域已经有数年之久了，仅就“先锋派”小说而言，在80年代后期（准确地说是在1987年），人们对“现实”神话已经厌倦，文学也不再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构建现实的想象关系。“先锋派”正是以其拒绝现实、拒绝传统阅读经验的挑战姿态，而走上形式主义实验的道路。确实，那时的“历史”是提供叙述和语言实验的理想地盘，只有虚构、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历史”可以任意支撑起形式主义的框架。那时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现实，而先锋派小说的语言光彩就足以照亮文学灰暗的前景。直到1989年，先锋派的形式实验已经有所弱化，“历史”开始具有了真实的形体。作家们通过对历史的书写表达了特殊的现实寓言，即使这种“寓言”仅仅具有一种价值态度的意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已被放大为集体的心理意识。讲述历史成为抵御意识形态中心化的一种方式，它植根于现实，具有真实的历史感。
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逃避现实”不再有积极抵御的意义，因为现实无须逃避。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一定要“反映现实”，问题在于，我们时代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讲述现实的故事呢7为什么就把握不住当今生活的真实本质呢？
“纯文学”在艺术形式方面的革命已经把当代小说的艺术水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当代小说已经没有什么障碍需要拆除，当代小说已经攻克了小说观念和方法的最后一片高地。当代小说也无须隐蔽于历史领域，那些关于“人类性”的生存观念，关于人性的善恶本质的剖析，关于永劫回归、历史轮回、宿命论等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性探索也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现在需要的是终止逃避，回到当代现实，回到真实的生活深处，这应该是年青一辈作家大有作为的地方。事实上，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异常丰富生动，最平庸的生活内容经常包裹着富有想象力的外表，陈旧不堪的观念和最时髦的现代生活混为一谈，虚张声势的爱意却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冠冕堂皇的口号掩饰着拙劣狡诈的品性……我们这个时代正处在巨大的变动之中，一切的存在物都有那么一点倾斜，都显露出那么一种不可抗拒的后现代式的荒诞诗意。确实，我们这个时代到处充斥着文化垃圾和文化掮客，“纯文学”失败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可挽救，既然如此，像西希弗斯那样滚动“纯文学”这块陨石有什么不可以呢？滚向现实，至少可以清除部分垃圾，至少会开拓一条暂时的道路。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