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来，再也没有什么理论或思潮像女性主义这样——在中国名不符实。然而，谁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件皇帝的新衣，我们的写作和理论，我们的大学课程和市场化运作还有多少冲动和想象？
特别是最近几年米，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刊物和出版社、传媒和大学研究生论文的首选题日。这些版面和论述，都令人耳目一新，想入非非。我们已经不再思考，中国有女性主义吗？中国有什么样的女性主义？前者的追问会使追问者和被迫问者都陷入本质主义的泥塘，而后者只能足错上加错，因为女性主义已经失去了前提和参照，所有的理论，在这个遮蔽物底下，必然要进行修正主义式的发挥。
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化运动，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女权主义。我们已经很难去追寻西方女权主义的历史，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也乐于把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划到女权主义的名下。但女权主义批评则是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副产品。女权主义批评的出现，以及随着其声势浩大，20世纪早期的那些妇女写作都被“重新发现”，它们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写作。很显然，这在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化中，也是一次理论化的改写，女权主义理论对早期妇女写作的研究，无形中使它们具有了女性注意特正——它们成为女性主义文化出的宝贵遗产，这就使女权主义文化史变得源远流长当然，也有些女性写作的研究并对此种做法表示怀疑，例如，罗毖琳.科渥德写有《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该文曾收入伊莱恩.肖瓦尔特编的《新女陛主义批评》一书（New York：Pantheon Uooks，1985）。把所存妇女写作都看成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部分，即使在西方也是值得推敲的，在英文中，femimst是指女性的写作还是女权主义写作，有时还颇为难以界定，但在中文的翻译中，显然都一概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容。但女性主义如何与女权主义区分？这又是汉语玩的一个小诡计，以为把女权主义换成女性主义就降低了水准，似乎女权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社团性质可以悄悄抹去。在汉语中也许可以重新界定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区分（但这项工作迄今为止尚未有人认真做过），但即使如此，女性写作的尖锐性和挑战性也应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否则就连女性主义这种说法也不必使用。
以此标准来看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依然是羞强人意的。
作为一则短文，我很难在这里，评析那些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小说的作品有多少女性主义意味，人们可以例举，如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王安忆的“三恋”、残雪的作品等；随后就出现了更为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们是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徐小斌、迟子建，虹影也在某种程度上称为女性主义作家。在最近几年，一群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风行一时，其主体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们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女性主义的词汇加以武装。客观地说，这些女性写作，放置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来看，大多数都是相当不错的作品，它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女性的故事，表达了女性的特殊感受和语言风格。但这些女性写作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反抗男性“phallus”，在关于女性与男性关系的写作方面，要么简单化地把异性处理成一些恶棍和性欲狂，要么一味地逃避到女性内心世界；更多的女性写作依然是按照男性的欲望化日光米塑造女性彤象。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女性写作无法把女性的命运与历史性的社会批判结合起来，女性的诉求过于个人化和内心化。
就在关于女性主义的理沦和批评热闹非凡之际，女性写作中所呈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却明显弱化。最近出版的林白新著《玻璃虫》，虽然还可见到对女性身份和身体的辨析，但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化幻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陈染新著《不可寄说》和《声声断断》，前者作为访淡录，依然被社会化地塑造为女性主义，乃至于一些激进的同性恋主题；但后者则是个人化的思考，更多的是一些形而上的思绪，奇怪地表现出陈染探究事物本质的愿望。特别是其中出现一个少有的男性角色R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人物所折射的那种温馨浪漫，已经与女性主义大相径庭。
很显然，更年轻一些的女性写作更加倾向干把商业时尚与女性的欲望相混合，制造这个时代的意淫景观。但是，我们的理论和批评已经没有退路，除了把它们进一步塑造成为一种挑战性的文化现象之外，别无选择。当代文学和文化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利用，写作者和传媒和市场正在创建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而评论者却在喝彩，没有什么情景比评论者在这个时代更具有悲剧色彩。但评论者至少有必要意识到，女性主义在巾周就如同时装表演中女性身体上的比基尼，它的内容不多也不少——它是遮蔽，也是呈现。但我们不能把比基尼夸大为旗帜。
2000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