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关于情爱的主题一直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注脚，80年代中期，性爱主题显然携带着思想的力度走向文坛的中间地带。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创作）已经完成了从爱情主题到性的转型，先锋派和“新写实”小说不谈爱情，而“性”变成了叙事的原材料。它们若隐若现于故事的暖昧之处，折射出那些生活的死角。进入90年代，性爱主题几乎变成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那些自称为“严肃文学’或“精品”的东西力不从心地承担起准成人读物的重任。这股潮流迥速波及到“真正的”严肃文学，当然也就迅速抹去了严肃与通俗的界线。理性的深度和思想的厚度早已在小说叙事中失去最后的领地，而欲望化的表象成为阅读的主要素材，美感与快感的等级对立也不复存在，感性解放的叙事越来越具有益惑人心的力量。
“晚生代”生不逢时却也恰逢其时，以他们更为单纯直露的经验闯入文坛，明显给人以超感官的震撼力。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
那些赤裸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城市街景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捕捉住当今为商业主义粗暴洗礼过的城市生活的外形状态，就足以令人快乐，也令人惊叹不已了。他们的叙述视点几乎不带有任何先验性的观念，也不怀有发掘生活意义的明确动机，作者的兴趣仅只在表现这种生活的外形状态，表现纯粹的生恬之流。像何顿、述平的叙事既没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也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态度，他笔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外活“原形”——原始的外形状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我们可以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在90年代中国彻底商业化的历史背景映衬下，这种内容显得尤为真实。
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没有内在性，人们为脱贫所困扰，为暴发所怂恿，“晚生代”们抓住这个时代的趋势，把这种混乱不堪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性状不加雕饰地呈示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加深究的表象之流。他们那种直接呈现生活表象的方式，强化了粗鄙生活的本色形状。他们热衷于去表现那些赤裸裸的欲望，这些解放了的欲望四处泛滥，很显然，这些场面构成了90年向这些复杂微妙的情感及生活的意味，不过是叙事的副产品，对于他们来说，对些男人或女人的情欲和那衅欲望化的场景的处理，才是叙事的原动力。然而不管如何，他们的小说在具有观赏眭的同时，也具有耐人寻味的睹多意蕴。经历过八九十年代沉重的历史折叠，90年代的中旧文学突然间处在一个无比空旷的场所。这坐没有方位，没有中心，没有冲撞，甚至没有真实的压力，一切都显得邶么的实用向空洞，那么虚假而随意，有谁能够承受这种无根的轻松呢’事实上，人们经受住了，而且乐于分享这种轻松。90年代的中国文学处在某种状态中——它也只能是种状态，人们只能看到它的外形状态，而无法触摸它的内心，或许它根本就没有内在性，传统的和经典的话语无法给定它的确切含义。它总是处在某种状态中，或者说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这样一个印象主义时期，文学实际处在多元化的和多方位的过渡性状态：文学在这个时期确实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写作主体、表达形式、传播方式及其效果，都与80年代相去甚远，甚至与80年代后期，我们称之为后新时期变动的早期阶段都大相径庭。“先锋派”和“新写实”所作的革命性举动，依然是茌文学精英主义的序列之下来进行的，它与经典权威话语构成紧张而持续的对话；对于90年代后起的“晚生代”来说，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巨型语言”，他们的个人化立场彻底向生存的直接性倾斜，他们的叙事没有文学的历史由来，更没有文化目标，历史之手也不再能强加给他们以革命性的象征意义。
没有理由认为在作品巾强弼欲望化的观赏价值就是低级趣味，但是所有有关欲望化场景的描写，必须精到奇妙，否则就会弄巧成拙。在另一方面，对欲望化场景的强有力的表达，无疑构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最重要的叙事法则。对情欲和暴力的巧妙书写，足可见出这个时期小说叙事的艺术水准和必要的智慧。在225代小说叙事的阅读焦点。纯粹观赏式的阅读期待，也促进了小说叙事对观赏场面的强调。他们算是参透了这个时代新的写作法则，只要制作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的表象，就足以支撑起小说叙事，而且作为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些欲望化的表象又恰好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
当然并术是说他们的叙事就小讲究形式技法，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把形式折叠到故事的内在构造中去。他们通常关注城市男女之间的暖睐情感，对他们相互诱惑和逃脱的困境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些欲望化的动机是如何以“爱”的浪漫形式为道具，不可遏止地一步步走向危险的区域，并且达到高潮。那些欲望化的观赏场景因为对个人存在的直接追问而拥有了某种思想的力量，并且因此而具有了合法性。它们甚至经常导向对人的命运的诘难。
从总体上来看，他们的叙事笔法精细锐利，十分善于把握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性格侧面和心理层次。这些人物都处在某种临界状态，一些细节的改变促使他们悖离预期的目标，而事实上，这又契合了他们隐藏的无意识——那些最初的欲望化的动机。在那些场景中，人的那种复杂的内心生活表现得f分深刻细致而极富有立体感，这不仅表现为人物内心活动的多侧面，同时是故事本身交织着的多种元素，可以在张曼、毕飞宇和述平的叙事中看到，他们十分注意情境和行为的互动关系，那些不断改变人物本来存在规定的选择，其实是特定的情境在起作用。
那些典型韵城市偷情行为，却被叙述得美好而纯真。在那些微妙的时刻，人们是如何摆脱生活中原有的束缚，而拥有了无始无终的自在性？在述平的《凹凸》中，这是一次在报复的名义下进行的合理背叛；而对于毕飞宁的《叙事》中的主角来说，这是一次闲暇中的精神漫游。人们其实是在一些情境中偶然地作出各种选择，这些选择了的行为又如何能说明人的本质呢？事实上，这样的过渡时期，某种程度上也像罗朗.巴特所做的那样：把写作比作勾引，把阅读比作色欲。当然巴特是存后结构主义式的写作的普遍象征意义上来发此晾人之论的，而对当代中国的小说叙事而占，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填补成人读物的空缺。对这个空缺的关注，构成了这个过渡时期小说的主要叙事主题和重要的叙事策略。
事实上，对情欲的表现已经成为这个过渡时期的必要难题，欲望化的叙事已经无法拒绝成为这个多元化过渡时期的惟一有贯穿能力的文学法则；对成人读物不自量力的替代，使当代小说写作殚精竭虑，或黔驴技穷，或才情焕发。当代小说当然有可能以欲望化的叙事法则抓住这个过渡时期的生活特质。
毫无疑问文学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被称为“晚生代”的这个群体当然各有特色，风格迥异，仅仅是在文学变动的历史大趋势上把他们视为一个群体。就具体创作而言，他们各个人的精神气质、价值立场和文化取向都不尽相同，甚至不无大相径庭、相互抵牾之处。例如，毕飞宇就尤为注重一种深度性的终极思考，鲁羊则一直怀有绝对的形而上冲动。这都是他们在同一历史前提下所具有的非常内在的个人化体验，抹去这些个人化的东西显而易见是愚蠢的，而且对于文学写作无疑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些个人化的追寻使得这个群体倔强地存在，而且富有思想力度。我说过，是一种文化命运，一种不得不共同面对的文学现实，一种进入历史的机遇把他们拴在一起。
当然，“晚生代”还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他们现在不过初露端倪，他们风头正健。潜力十足，不可拒绝。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过渡时期，他们有必要在过渡中试图超渡。因而，那些个人化的写作也有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作出某些精辟的描述，对当今中国所处的文化境遇作出强有力的表现。例如，处在跨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在走向世界和走向市场的双重步伐中，透示着这个时代极为动人的姿态。它有那么多的似是而非的场景，有那么粗犷的能指和所指脱节的话语之流，有如此偏执的本土性崇拜和狂热的冲山亚洲走向世界的爱好，有指鹿为马的准确功能和制造文化垃圾的超常实力……等等，所有这些都表征着一个极为壮观的过渡性的后东方空间，“晚生代”的叙事法则超渡于这个空间，肯定会大有作为，一种独特的、真正扎根于直接现实之中的文本，一种毫不犹豫的直接而彻底地同到个人生活的纯粹性中去的叙事，将无可争议地预示着90年代的文学向度。
1994年10月5日于北京望京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