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投自内在性，人们为脱贫所困扰，为暴发所怂恿，何顿抓住这个时代的趋势，把这种混乱不堪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性状不加雕饰地呈示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加深究的表象之流。湖南上语粗话的大量运用，强化了粗鄙生活的本色形状。何顿热衷于去表现那些赤裸裸的欲望，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情形，这些解放的欲望四处泛滥，很显然，这些场面构成了90年代小说叙事的阅读焦点。纯粹观赏式的阅读期待，也促进了小说叙事对观赏场面的强调。何顿算是参透了这个时代新的写作法则，只要制作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的表象，就足以支撑起小说叙事，而且作为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些欲望化的表象又恰好准确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
当然不只是何顿，这种叙事方式、生活态度和文化立场己经构成90年代文学最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动向。一大批年轻的作者迅速崛起，他们对商业社会新的生活形态有着敏锐的感觉。
述平的一系列小说与何顿相映成趣，对商场、男女之事和城市暴力有着惊人的表现。
《凹凸》对城市男女之间的暖昧情感、相互诱惑和逃脱的困境刻域得淋漓尽致。现代城市家庭是如此脆弱，一则其实是过时的问题，迅速导致危机。出走的红玲带着报复动机找到罗尼，结果却投入罗尼的怀抱。周昆与邂逅相遇的林草完成了一段浪漫故事。这一切与其说是因为“报复”动机在起作用，不如说是这些城市男女一直就在寻求逃离家的浪漫风情。“报复”在这里有双重的欺瞒功能：一方面它是故事中人物的自我欺瞒，他们夸大了“报复”的含义，这使他们捕捉那些浪漫的机会时可以找到心理平衡，可以无愧于的“良心”；另一方面，“报复”在叙事方面具有转化功能，那些男女相互诱惑的故事，都在“报复”的名义下一步步走向危险的区域，并且达到高潮，甚至连红玲的疯狂都在“报复”的形式卜具有了某种悲壮性。那些欲望化的观赏场景因为“报复”的精神品格而具有了合法性。由于“报复”与欲望的混淆，那些观赏场景具有了人本主义的内容，它们成为某种对人物性格的有力表现。
述平的叙事笔法精细锐利，十分善于把握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性格侧面和心理层次。这些人物都处在某种临界状态，一些细节的改变促使他们悖离预期的目标，而事实上，这又契合了他们隐藏的无意识。在那些场景中，人的那种复杂的内心生活表现得十分深刻而细致。那种家的气息一直是红玲的渴望，她的理想被破坏了，但是作为理想的象征，作为她现在为之徒劳努力的生活标志，她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这使得红玲成为感伤的理想主义者。述平的叙事极富有立体感，这不仅表现在人物内心活动的多侧面，同时是故事本社交织着多种元素。罗尼这个偷情老手却不失儒雅，甚至还有一些同情心，他在旅馆见到红玲还很有些怜香惜玉之情。显然，那次引诱是在一个古典而浪漫的情调中展开的，它的高潮是情欲的表达，结果却是所谓的“报复”行动的实施。他甚至成了红玲的情欲和“报复”的双重牺牲品。
述平十分讲究情境和行为的互动关系，那些不断改变人物本来存在规定的选择，其实是特定的情境在起作用。周昆和林草的故事，一个典型的城市偷情行为，却被叙述得美好而纯真。
在那些微妙的时刻人们是如何摆脱生活的原有束缚，而拥有了无始无终的内在性？对丁周昆来说，这是一次在报复的名义下进行的合理背叛；而对于林草来说，这纯粹是一次刚暇中的出游，人们其实是在些情境巾偶然地作出各种选择，这些选择了的行为有如何能说明人的本质呢？事实上，这些复杂微妙的情感及生活的意味，不过是述平叙事的副产品，对于他来说，对一些男人或女人的情欲和那些欲望化的场景的处理，才是他叙事的原动力。然而不管如何，述平的小说在具有观赏性的同时，电具有了耐人寻味的诸多意蕴。
当然，这种“城市生活之流”并不仅仅表现在那些描写城市粗鄙生活的作品中，新的都市状态与都市的新状态是同步的。
随着都市中白领阶层的大批量涌现，描写白领阶层的小说开始在都市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显示出它的强劲势头。在这方面，张欣近年来的一系列小说值得关注，例如《绝非偶然》、《永远的徘徊》、《无人倾诉》等等。这些作品写出了白领丽人的别具一格的生活情状，那些时髦和浪漫、艰辛和感伤在写字楼与家庭之间徘徊不定。改革开放在中国发生的那些最新奇的变化、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在白领阶层这里具有了准资本主义的特色。
钟道新的一些作品则是去追逐另一种城市生活，对都市白领男女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状态给予了充分客观的表现。《单身贵族》从篇名来看就在标榜一种姿态，过去人们耻于提起“贵族”，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族类，它自以为是，脱离群众，其荣华富贵更是叫人嗤之以鼻。然而进入90年代，小康生活已经不再让人心满意足，奔“大康”才是这个时代的新的理想生活。刘“大康族”的生活人们投去艳羡已板的目光，对这种生活的表现似乎不再会陷入矫情的尴尬，而是在展示一种期待已久的奇观。
许前飞、赖明当然是现在最时髦的“大款族”，驾若豪华轿车，拎着大哥大，出入寅馆酒店，上宴席或舞场，周围侍女如云，调情搓麻将，打保龄或赌钱，何其快活潇洒。当然钟道新并不是仅仅展不这些大款旗的生活场景，他的笔锋同时深入到夫款们的情感生活中去，刘这些男女之间的暖昧关系进行多方面的刻画。为那些官场商场的周旋争斗增添了诱人的色彩。大款们的生活其实也经常陷入苦瞄，许前飞和妻子就天各一方，为了事业，大款族也有难处，他们只有通电话来联络感情。分居的寂寞很快就被填补，同样处在分居寂寞中的关莉在许前飞这里找到了感情的暂时栖息地，那位远在导弹基地的科研人员除了戴绿帽子别无选择。当然，关莉投身于许前飞，并不仅仅是因为寂寞，许前飞给她打开了未来生活的大门，美莉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关莉并不是一个轻浮的女人，恰恰相反，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气质高雅，但许前飞给她提示的生活她无法拒绝，那种生活令她兴奋，她的失败则不过是暂时的挫折，走出制度化的体系，她显然会大有作为。
与单身贵族们的生活形成对照的是陈旧呆板的机关和科研单位，这里是小权术和可笑的阴谋横行的地方。穷困，无聊，为一些蝇头小利煞费心机，连偷情都显得猥琐一些，那个主任的行径可以概括制度化体系的主要内容。单身贵族们的生活却潇洒而豪放，它表征着当今中国新的社会面貌和生活力量。一种无法扼制的市场化趋势，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念。
当然，钟道新尤为直露地描述了商道和官道的共谋寄生关系，那些应酬周旋的场景掩饰不住官员们的贪婪和商人们的狡猾。至于这些大款族多为“高干子弟”，则更可见当今中国走向“市场化”的社会本质。
总之钟道新在展示单身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避讳揭示当今中国商业社会的种种弊端。对官场的怨而不怒的讥讽与商战的明争暗斗相配合，使钟道新的小说堆满了各种现实经验，它不仅趣味横生，而且不失为初涉商道的启蒙读物。这当然不是在贬低钟道新的小说，恰恰相反，钟道新的小说提示了一种新的小说经验，或者说它表明小说又回到了日常经验。这对于克分务实的90年代来说。正是如愿以偿的结果。钟道新的叙事明晰而舒畅，《单身贵族》制作了这个时代的城市奇景，一种超前的都市状态，它是一种诱惑、许诺和怂恿，是这个时代如期而至的精神镜像。
城市小说的兴起表征着中国文学在主导意识形态衰落后，文学开始依靠个人经验作为写作的基础。不管从哪方面而言，城市小说面对的经验都是崭新的。其一，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当然不能说当代城市小说自觉地反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我们再三表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主要是经济实践的结果，文学与文化不过是借助经济的力量而在意识形态边界获取一定的空间。尽管如此，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无疑反映了不同于过去为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文学经验，表现了一种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其二，就文学本身的实践而言，中国文学一直是在与主导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前提下展开实践的，不用说80年代上半期的“新时期”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孪生关系，就是80年代后期的先锋派文学与新写实文学，也与主导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先锋文掌的反叛本身只有在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语境中才有特殊的意义；新写实文学更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招牌，在干些越轨的勾当。
而90年代出现的城市小说，这些写作者本身大都是在文学体制外生存的个体作家（早些的如王朔，后来的如何顿、述平、邱华栋等都与官方文学体制没有关系），这使他们的写作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约束。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与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尽相同，他们有着他们的经验，与社会上的那些个体户、商人、普通市民、文化流寇等各种“闲杂人员”为伍，他们了解这些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不容的人们，因而他们以直接的经验表现了一种非公有制的生活情状和艺术感觉，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拓宽了中国文学表现的范围。其三。从艺术创新的经验来看，就纯粹的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而青，90年代的小说不再专注于艺术形式的探索，先锋派本身也已经从艺术创新的前卫阵地撤退，而回归到小说的常规化写作制度中（例如余华、苏章乃至于格非和北村），因此也就很难用艺术探索的前卫性去描述城市文学；相反，城市小说正是在先锋派放弃前卫探索后，以它对当代生活的直接切人，以不加修饰的生活本真状态而使人注目。由于当代文学脱离当下生活太久，中国当今一些被认为最有才能的作家普遍不能表现或无力表现当代生活，这就反映出表现当代生活既需要个人的经验，也需要艺术勇气和新的表现手法。就这一点而言，城市小说普遍采取直接的，绝对写真与形而上虚构相混淆的方法，显示了当代小说在叙述方法方面的生气。就王朔而言，虽然被人们广泛称做痞子，但他大胆运用“嘲弄”和“反讽”等手法，使中国小说终丁也可以作为一种休闲读物和消费产品而存在，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进步。
当然，中国城市小说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这些问题又总是奇怪地与它的价值和意义混淆在一起。尽管说90年代再做形式方面的探索显得困难也无多大必要，先锋派之后，小说已经没有多大可能再在艺术形式上出奇制胜，但新一代的城市小说写作者几乎没有任何兴趣进行艺术方面的探索，这也显然有失偏颇。保持相当的艺术敏感性，找到新的艺术表现方法，不断寻求新的美学法则，这无疑是城市小说面对的新的挑战。从思想意义的角度来看，城市小说把它的写作起点确立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个人的直接感受，普遍缺乏深刻有力的思想。年轻一代的作家对现时代的社会问题关注不够，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对当今国内理论界和国际学界思考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触及，还是停留在个人的直接经验上。特别是对中国作为第三世界闫家，本冈政治与国际政治赋予它的特殊含义，几乎没有一个写作当代城市故事的作家意识到这些总是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城市面对的那些复杂问题，如前面提到环境保护、人口能源危机等等，以及现代社会造成的新的压制状况，中国特殊的权力体系，市场经济造就的新的权力关系，媒体及其新的文化霸权等等，这兆都有待于城市小说深入发掘，从而把中国的城市小说，当然也是未来的中国小说推向新的高度。
1994年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