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十，他没有回避现实矛盾。在描述“自我镜像”时，虽然偶有欣赏，但整个说来，他着力于刻画同类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和精神危机。刘心武可以赋予他的“正面”知识分子（蒲志虔们）以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然而，无力改变他（们）被排斥、被愚弄的命运。在我们的时代，文化上的悲剧命运正在于：具有道德感和怀有人文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被抛出权力中枢而弃之如敝屣，而上窜下跳、炙手可热、春风得意者却是些寡廉鲜耻之徒。因而，在我看束，《风过耳》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描写了一群文坛小丑，而是它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垮掉的所史情境。在这里，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双重颠倒，没有挽救知识分子“垮掉”的命运，相反，它使这种命运变得不可抗拒。6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家艾恩.兰德在抨击当时的美国文化界时说道：“我们目前在文化上处于崩溃的状况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延续下去，并不是由于有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由于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分子。今天，那些以知识分子姿态出现的大多数人是一些被吓呆了的傻瓜……”如果说兰德对美国60年代的文化或知识界的抨击多少有些夸大其辞，那么，这段话用以描述当今中国的文化现状则是恰如其分，只不过那群“傻瓜”同时是被眼前利益弄昏了头的利欲之徒。而剩下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文化英雄，则成为一些散兵游勇，或者成为蛰居于书斋的冥想者，他们甚至不能抵御那些文化流氓略施小技的愚弄，如何指望他们重新点燃当代文明之火呢！这段“无主体”的历史，却为文化掮客展露才华提供了充分自由的场所，欧阳芭莎口口声声说“好玩”不过是对文化进行虐待时充分体验快感的叫唤；官白悦匆匆奔走丁各个宴席之间，不如说在参加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末日庆典。文化正在轰轰烈烈地死去，而“蒲志虔们”正在悄无声息地为历史所遗忘。
勉强的理想：“传统性”与“阶级论”对于刘心武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为文化垃圾所淹没，我们的文化即使没有病人膏肓，也离死去不远。尽管刘心武依然钟爱“蒲志虔”式的儒雅之士，然而，他亦没有沉迷于“自我镜像”而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呐克索斯。写到后面，刘心武不得不打破这个“自我镜像”，他对“蒲志虔”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总之，“知识分子”这个族类已经垮掉或早已堕落，文明的希望之火只能依靠另一种人或另一代人来点燃。
刘心武几乎怀着全部的理想来写作“仲哥”这个人物，在史仲奎身上，凝聚着传统的美德和劳动阶级的善良品性，史仲奎不啻就是古典大侠与现代无产阶级的混血儿。关注普通劳动人民，一向是刘心武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有必要分辨的是，不管是《钟鼓楼》或《立体交叉桥》，“劳动人民”是作为一种生活层面或文化心态来表现的，而在《风过耳》中，不管作为背景还是前景，“劳动人民”都与“知识分子”构成隐喻式的对比关系。当然，刘心武对“劳动人民”形象的关注，还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如意》。“石大爷”的崇高气节和善良品性在“四人帮”时期的历史背景中，在反人性、反人道的社会现实的映衬下闪闪发光。“我”原以为石大爷不过是一个最简单最落后最不屑人们一顾的、最无味乃至最无价值的角色，然而从石大爷身上，“我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我在这里提到《如意》，目的是强调“新时期”初期的那种历史叙事。“反文革”的叙事前提，推导出“人性论”、“人道主义”主题，在这里，经历过“文革”劫难的知识分子作为历史反思的主体，在“劳动人民”（例如石大爷）身上发现“人陛”、“自我”，甚至“使整个人类维系下去”的东西。这里的叙事是从“曾以为”转变为“发现”、“捕捉”，叙述人当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同情、理解“劳动人民”。更进一步说，在底层劳动者身上“发现”人性，不过是对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应答，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讲述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历史神话的一次恰如其时的推论实践。作为叙述人，作为思考的主体，讲述“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却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体地位，像《如意》一类的作品，从来不是划归“关于劳动人民人性”这类主题名下，而是放置到“新时期”知识分子对“人的解放”，“人道主义”历史课题的反省栏目内。通过反省，发掘“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德，知识分子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解放的历史主体。
历史已经翻过数页，同样“发掘”劳动人民的人性力量，其意义却迥然不同。那个历史主体已经不存在，仲哥在道德沦丧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他高大的身影，不仅让那些文化流氓显得卑琐不堪，而且使蒲志虔这样的“外僵内懦”的知识分子相形见绌。匡二秋、官自悦占据时势潮头却蝇营狗苟，蒲志虔空有道德素养却懦弱无力，只有仲哥品格高尚，胆识过人，行仁施义，文武双全。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具有经典权威话语关于工人阶级的全部优良品质，而且喜爱读书，并且爱读雨果的《九三年》！过去，刘心武发掘劳动人民美德，就像是观赏一件被忽视已久的古玩；而现在，却是要在这上面发现替代知识分子文化的人伦理想。然而，在强调仲哥文武双全时，却又不得不给他塞上几本“知识分子”的经典读物，那些浸透中国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令古奇观》之类，冉加上表达资产阶级革命（法同大革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作品（《九一年》），仲哥终于变成一个足智多谋的劳动人民的主心骨。仲哥是知识分子巾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中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文化”、“知识”又成为不可拒绝、不可摒弃的本质力量，“文化”、“知识”也只有为劳动人民掌握才会产生神奇的力量。这使人想起毛主席当年的教导：“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只不过在“阶级论”和“知识论”之间，刘心武模棱两可的态度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也使“劳动人民”变得似是而非。
刘心武在仲哥身上注入的文化理想，实际不过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这个济世的古典大侠严格恪守“忠孝节义”之古训，上敬父母、下亲兄弟，毅然放弁上大学的机会而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他与雷秀花的缠绵悱恻的恋情，不仅具有现代爱情的罗曼蒂克（主要由雷秀花表现出来），不仅映衬出他的一身正气，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仲哥维护了中国传统的人伦礼仪。他对雷秀花的帮助完全出于侠义，而雷秀花坠入爱河，他却坚持坐怀不乱。对于仲哥来说，重要的不是雷秀花的爱情，甚至也不是女人“热腾腾的身子”，而是他的纯粹的“侠义”，他的扶困济贫的仁义原则。这个古典大侠毅然推开了雷秀花“热腾腾的身子”，推得绝不粗暴，甚至相当缓慢，但极为坚定。仲哥维护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童贞，而是从传统延续至今的道德的神圣性。特别是在人类普遍堕落的今天，在知识分子垮掉的今天，一个知书达理的劳动者真正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当今时代新的“民族脊粱”，这条“脊梁”从古代社会延续下来，贯通了儒家经典文化与现代“阶级论”原理，像座不朽的纪念碑，矗立在死亡的墓地上。
刘心武既然在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文明之火重新点燃的希望，那么，他还能把臼光投向哪里呢，他又不得不去重复底层劳动人民才具有高尚情操这种权威意识形态几十年来确认的经典话语。事实上，“底层劳动人民”从来都是知识分子讲述的神活故事，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中，这个主题一直就与时代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崭露头角的时代，强调“劳动阶级”不过是强调一种新型的革命话语；在“无产阶级”当权的年代，劳动阶级的优良品性当然也就是领导阶级的优良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