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歧在“逃墨必归杨”条下注曰：“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故曰归：去墨归杨，去杨归儒。”（《孟子注疏.尽心章句》卷十四下）……这个说法在清儒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挥：“墨翟无亲疏之别，杨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毁伤之义。……所谓“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很明确：拔一毛以利天下这事不是不该做（显然是该做的），而是“不敢”做。为什么不敢？当然不是怕疼，也不是怕吃亏，而是因为我的“身体发肤”包括“一毛”在内，都是“受之父母”而并不属于我自己，因此没有请示父母我就无权这么做。墨子目无父母，在孟子看来自然大逆不道。但是如果父母许可，或者父母授意，这事当然要做了。杨朱“爱身”如果是为父母，当然不错，这应当是孟子看来其比墨为“近”之理由。但是他这“爱身”是“为己”，似乎拔不拔一毛全凭己意，这就“违礼”了。在这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是“邪说”。可见按赵歧的解释，古儒实际上不是把“拔一毛以利天下”的问题理解为应该不应该“为”的问题，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
我愿意为天下拔己一毛是一回事，别人（包括众人）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是另一回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利做出这个抉择？“拔一毛”的权利属于我，属于我的家庭家族，还是属于“天下”或社会？近代以来多有为杨朱辩诬者，认为杨朱之说是个人权利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滥觞。的确，从现代观念视之，如果以“一毛”喻个人之权利，则但在“群己权界”之己权内，他人及公共权力不得以某种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辄行剥夺。至于我行使己权，自愿为天下利，则“拔一毛”固无足论，即抛头颅、洒热血，其权在我，我自慷慨为之，何其壮哉！
但若权不我在，则奴隶矣。若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今得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明日自可以“利天下”为由而折我一臂，又明日当可取我之头，乃至取类我者任一人之头，以此类推，直至为51%之“多数之利”可以屠戮49%之“少数”。……按原初儒家的逻辑，拔一毛以利父母，以利家庭或家族，乃上合天理，不由尔不为也。但拔一毛以利君国又如何？这就要看父母之意了。正如杨朱未必主张自私自利、但强调我之一毛我自主之一样，儒家也未必反对自愿的“毁家纾国难”，但家人之一毛，（代表全家的）家长自主之，君国不可强，我亦“不敢毁伤”——不敢以此一毛私许也。“一毛”尚不敢私许，何况乎“摩顶放踵”？无怪孟子要“辟墨甚于辟杨”了。
杨朱强调我之一毛我自主之，这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权利本位的观念（至少是具有了这种观念的雏形）。而墨子认为个人的一切都应当服从“利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天下本位”的权利观念。
所谓的“杨近墨远”之争，实际上是个“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问题。
秦晖的文章，在网上遭到反驳：“思孟学派针对的是杨朱极端个人主义和墨家兼爱人性虚无主义。人性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最后精神无法支撑，社会无有秩序，在迷茫中不得不走个人主义的极端。……当个人主义走到一定程度必然是儒家的复兴。”
任何一种深刻的学说，都有着超越时代的认识价值。
《红楼梦》第八十四回“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也说到“近杨远墨”的话题：
贾政此时在内书房坐着，宝玉进来请了安，一旁侍立。贾政问道：“这几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问你。那一日你说你师父叫你讲一个月的书就要给你开笔，如今算来将两个月了，你到底开了笔了没有？”宝玉道：“才做过三次。师父说且不必回老爷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爷知道罢。因此这两天总没敢回。”贾政道：“是什么题目？”宝玉道：“一个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个是《人不知而不愠》，一个是《则归墨》三字。”……第三艺是《则归墨》，贾政看了题目，自己扬着头想了一想，因问宝玉道：“你的书讲到这里了么？”宝玉道：“师父说，《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讲《孟子》，大前日才讲完了。如今讲‘上论语’呢。”贾政因看这个破承倒没大改。破题云：“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贾政道：“第二句倒难为你。”“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贾政道：“这是你做的么？”宝玉答应道：“是。”贾政点点头儿，因说道：“这也并没有什么出色处，但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
任何一部堪称经典的传世之作，必然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曹雪芹不愧是大手笔，寥寥几笔，把近杨远墨的话题对当世的影响写了出来。
根据孟子对杨朱所言：“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说，牺牲自己身上的一根毛发来做对天下人有利的事，杨朱也是不干的。这就给予后人一个误导，总以为杨朱学说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学说。其实，这是孟子对杨朱的刻意曲解。《韩非子.显学》篇里引杨朱的话，与孟子所说的全然不一样：“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韩非子所引杨朱的话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所引“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两者字面似乎所差无几，其实“易天下”与“利天下”，一字之差却是“差之丝毫，失之千里”。孟子说的杨朱是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毛发来让天下人得利，那么杨朱无疑就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而韩非子所引杨朱的意思是：你拿天下的大利换我的一根毛发，我也不换，我的身体和生命是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叫“轻物重生”。
那么，杨朱的意思到底是“利天下”还是“易天下”呢？
《吕氏春秋.重己》篇写有这样的文字：“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这里说“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就是拿周武王那样的位子换我的生命，我也不换。我没了生命，一切全无意义。
《吕氏春秋.贵生》篇写有这样的文字：“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这段话说明杨子也不是绝对不做利他人的事，杨朱认为人生的真谛是以珍惜生命为中心。有了剩余的精力，也可为国家，治天下。杨朱认为，帝王的功业对掌握真理的圣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顺手捎带的事。
《列子.杨朱》篇，记叙了一段杨朱的故事。“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恐怕是杨朱真实形象的另一个例证。
据以上三例，说明韩非子的说法接近杨朱的原意。孟子把“易天下”变成“利天下”，杨子的学说就被歪曲了。杨朱的学说倒是与现代哲学大师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一书中观点“曲径相通”。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有这样的诗句：“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墨子悲染丝典故即前文提到的《墨子.所染》篇文：“墨子出行，见素丝，质本洁而染为黄、为黑，故悲之。”墨子出行，见洁白的丝帛被染成黄或黑而失去本色，由此悲叹人们受社会旧俗恶习污染，而不能保持自身的洁白，因此而悲痛，由此引发出人对生存环境的哲思。杨朱泣歧途的典故出自《荀子.王霸》：“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谓在十字路口错走半步，到觉悟后就已经差之千里了，杨朱为此而哭泣。两个典故连用，表达了对人生选择的忧思。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把他的戏剧称之为“境遇剧”，其中蕴含的深意是：人只有在“一定境遇”中，才有选择自我的自由，它是自由选择的前提，也是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
此后，在《全唐诗》八十八卷中，又把“墨子悲丝，杨朱泣歧”与“朱博乌集，萧芝雉随”两个典故连用。“朱博乌集”典出《汉书.朱博传》：“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贫，少时给事县为亭长，好客少年，捕博敢行。稍迁为功曹，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乌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萧芝雉随”典故中的萧芝是汉相萧何的十五世孙。萧广济《孝子传》：“萧芝至孝，除尚书郎，有雉数十头（有说数千头），饮啄宿止。当上直，送至歧路，下直入门，飞鸣车侧。”二则典故连用，大概表现了每一种学说必然会有众多“粉丝”追随。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认为：墨子杨朱其实都出自儒门，“杨、墨，皆学仁义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张，杨子似子夏。”“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直至无父无君，如此之甚。”“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杨子拔一毛不为，墨子又摩顶放踵为之，此皆是不得中。”（《河南程氏遗书》）
儒者推崇“中庸之道”。中庸，最早起源于《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孔子认为，中庸的相对面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庸的实质就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执其两端而叩其中”是为中庸；“处人须适情，处物须适则，处事须适理。适则得中。完全适者成，完全背者败”；“不偏不奇、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事之恰好处是为中”。中庸者，就是不持过激态度不走极端。
历代儒家都认为，墨子和杨朱是违背中庸的两个极端。半斤八两过犹不及，五十步笑百步。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人感悟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里文化取舍的情感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