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说：“墨子因儒者不说天鬼，所以说‘天志’‘明鬼’。因为儒者厚葬久丧，所以要‘节葬’。因为儒者最重音乐，所以‘非乐’。因为儒者信命运，所以‘非命’。这四个主义，都是对于孔学的反动。”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墨家就是持这样一种“亲不亲，阶级分”的观点，爱憎分明泾渭分明地与儒学对着干。凡是儒学提出的观点都要予以驳斥，在批判对方的同时彰显己方的价值。这是一种抗拒的逆反心理。墨学正是在与儒学的对峙抗衡争辩中，彰显发展成为与儒学双峰并峙的“显学”。
《墨子.公孟篇》的记载，证实了梁启超之论言而有据。墨子对程子说：“儒家的学说足以丧亡天下的有四种。儒家认为天不明察，认为鬼神不神明。天、鬼神不高兴，这足以丧亡天下了；又加上厚葬久丧：做几层的套棺，制很多的衣服、被子，送葬就像搬家一样，哭泣三年，人扶才能起来，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不听外事，眼睛不见外物，这足以丧亡天下了；又加以弦歌、击鼓、舞蹈，以声乐之事作为常习，这足以丧亡天下了；同时又认为有命，说贫困、富裕、长寿、夭折、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不可增减变化。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政治了；被统治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事务了，这足以丧亡天下。”程子说：“太过分了！先生诋毁儒家。”墨子说：“假如儒家本来没有这四种学说，而我却说有，这就是诋毁了。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种学说，而我说了出来，这就不是诋毁了，是就我所知告诉你罢了。”程子没有告辞就退了出来。
墨家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辩风，很容易受情绪支配。在辩锋锐利的同时，往往也显得剑走偏锋顾此失彼。
比如墨家攻击孔子主张“厚葬久丧”，未免有失偏颇。
《论语》记：“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颜渊命短早夭，弟子们准备厚葬。孔子说：“不能这样做。”学生们仍然隆重地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一样看待，我却不能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学生们干的呀。”《吕氏春秋.安死篇》记：“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主人以玙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上述两件事都可以从另一侧面看出孔子对“厚葬”的态度。
《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中，还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孔鲤的母亲去世了，孔鲤守丧。丧期过了，他还在那儿哭。孔子听到孔鲤的哭声，就问，谁在哭啊？有人告诉他，是伯鱼（孔鲤之字。孔子二十岁时，孔鲤出生，鲁昭公派人赐予孔子以鲤鱼，孔子对国君的赏赐感到荣幸，便因此给儿子取名为孔鲤）在哭他的母亲。孔子就把儿子叫来，告诉他：“丧期已经过了，你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你天天这么哭哭啼啼的怎么回事啊？表达孝情不能太过啊。”伯鱼听到父亲这样说，也就不再哭了。
子路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况，他姐姐去世了，丧期已过，子路还把丧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诉他：“你可以把丧服脱下来，回归正常生活了。”子路说：“我兄弟姐妹少，我不忍心啊。”孔子说：“谁会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节制。”孔子告诉子路：“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闻之，遂除之。
《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中还有言：“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在为父母办理丧事、祭拜父母的时候，比礼节更重要的是对逝去亲人的诚心与敬意。
由此可见，孔子的“厚葬久丧”，也并非像墨家批判得那样迂腐。
金春峰的《墨和儒的“造史”》一文，对《墨子》一书中对“先圣”的溢美神化，对儒家的贬损丑化提出了质疑：
《墨子》中引了许多先圣之言行。但其所引之事有些并不是真的历史。如《节葬》篇：“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如果没有大量战国前古墓出土，我们会相信这是信史，因墨子言之凿凿；但事实是，商墓有杀殉，周代及春秋、战国墓大多无杀人以殉者。秦公一号大墓有人殉数十，为大臣宠臣，时人有诗爱矜之。为什么墨子竟有这样的话写下来？值得深思。至少说明墨子有些话是不可靠不可信的，只是为了宣传。墨子又说：“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既犯而后哭，满坎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这好像也是信史，至少禹葬于会稽以后成了信史。但这里讲薄葬，认为尧舜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了夷狄的影响，用了他们的丧葬方法。故很整齐地编列了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的故事。先北，后西，最后东；先八狄，后七戎，最后九夷。这应该不是信史。但前人、注墨子书的学者却旁征博引为之注解说明，好像墨子讲的真是信史。葬地，或以尧为“蛩山之阴”，在北方狄人之处。《山海经》：“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括地志》：“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等等。舜的葬地多认为在今湖南嶷山，属零陵市，位在南方。墨子谓葬于“南己之市”，在西戎部落处。葬法，禹为“桐棺三寸……”。但越是这样有鼻有眼，就越是据传说撰造无疑。
禹是墨子效法的先王，故对禹的治水大加描述和歌颂。那么对要反对的儒家又如何呢？可以从其《非懦》看出。在这篇文字中，墨子不仅从理论上反对儒家的“亲亲”、厚葬、久丧，非命、崇乐，还举了许多关乎孔子的历史言行以增加反儒的力量……
金春峰举了《墨子.非儒》篇中这么两个例证：齐景公问晏子“孔子为人怎样？”晏子不答。齐景公又问一次，还是不答。景公说：“对我说孔某人的人很多，都以为是贤人。今我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晏子答道：“晏婴不肖，不足以认识贤人。虽如此，晏婴听说所谓贤人，进了别国，必要疏通君臣的感情，调和上下的怨仇。孔某人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胜的阴谋，而把石乞献给他。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胜被杀。晏婴听说贤人不虚君主的信任，拥有民心而不作乱。对君王说话必然是对别人有利，教导下民必对君上有利。行义可让民众知道，考虑计策可让国君知道。孔某人精心计划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的事。鼓励下面的人反抗上面，教导臣子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啊。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义。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是仁义的行为啊。避人后策划，避人后言说，行义不可让民众知晓，谋划不让君主知晓。臣晏婴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啊呀！您教给我的很多，不是您，则我终身都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相同。”
金春峰对这番对话的质疑是：“白公之乱是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三个月。晏婴卒在景公之先。白公之乱在景公卒后十二年。”据此，金春峰认定墨家为了攻击儒家，借晏子之口，编造了这段历史。
金春峰所举的《墨子.非儒》的另一个例证是：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做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孔某人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某人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端木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的人数以十万计，是孔某人杀的呀。
金春峰对这番对话的质疑是：“范蠡亡吴等事在孔子卒后六年，景公卒后十七年。”于是认为，墨子“借晏婴的口又发表了一通反儒‘檄文’，与《庄子》写孔子见盗跖无异。显然这故事又是编造的。为何要借重晏婴？盖晏婴是春秋末年有名的政治家理论家，齐鲁又关系密切，地理相近，容易为人信服。”
先秦诸子学说，大体上各执一端。执其一端，容易以局部代替整体，有失偏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诸家及其学说作了如是评价：“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亦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班固的见解可谓精深而独到，“舍短取长”兼收并蓄，相辅相成“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可惜“罢黜百家”的政令使多元文化失去整合的机会。
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提出：“尽管战国以儒墨相非，但两学派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儒墨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正是鉴于这一历史前提，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在《读〈墨子〉》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指出了孔墨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世人称墨子是“非儒不非孔”，也就是说墨子能够对事不对人，在批驳儒家学说的同时，并不是妖魔化孔子，还是能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墨子.公孟》篇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墨子与程子辩论，称赞孔子。程子问：“您一向攻击儒家的学说，为什么又称赞孔子呢？”墨子答道：“孔子也有合理而不可改变的地方。现在鸟有热旱之患就向高处飞，鱼有热旱之患则向水下游，遇到这种情况，即使禹、汤为它们谋划，也一定不能改变。鸟、鱼可说是够无知的了，禹、汤有时还要因循习俗。难道我还不能有称赞孔子的地方吗？”
墨子与孔子，既有思想上针锋相对的剑拔弩张，也有情感上惺惺相惜的“本是同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