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登基之后，确实显现出一些与宪宗一脉相承的气质。长庆元年（821）中，宪宗时期先后削平的藩镇趁天下易主之机，又有蠢蠢欲动之举，幽州、成德、瀛莫先后作乱，穆宗携新君之威，重新起用宪宗朝末年遭到排斥的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再使官军复现神勇，叛镇指日可下。刘禹锡闻之，以为穆宗承继父业，且又与己无怨，当是可以报效之主，求援之心，油然而生。至长庆二年（822）春时，裴度仍在镇州行营，禹锡盘算朝中可以倚靠之人，莫过元稹、白居易、韩愈之辈。刘禹锡得授夔州刺史，正是元稹身居翰林之力。只是元稹虽然受宠，但在朝中受到排挤，由相位退居翰林，处境微妙，再求援进，必托长庆元年七月新除兵部侍郎之韩愈、与长庆元年十月拜中书舍人之白居易为宜。
因韩愈、白居易在元和末年俱曾有过贬守远地之经历，刘禹锡思索再三，以远地困顿之愁赋于诗歌，望以同病相怜之感而引韩、白二人旧友相恤之情，施以援手，使高远志向免于磨灭，昔年好友得以欢聚，诗曰：
天外巴子国，山头白帝城。波清蜀村尽，云散楚台倾。
迅濑下哮吼，两岸势争衡。阴风鬼神过，暴雨蛟龙生。
硖断见孤邑，江流照飞甍。蛮军击严鼓，笮马引双旌。
望阙遥拜舞，分庭备将迎。铜符一以合，文墨纷来萦。
暮色四山起，愁猿数处声。重关群吏散，静室寒灯明。
故人青霞意，飞舞集蓬瀛。昔曾在池籞，应知鱼鸟情。
——《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 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
“故人青霞意，飞舞集蓬瀛”——韩愈声望方隆，白居易初膺峻擢，指顾之间可期柄政，这是令刘禹锡无比羡慕而又无比落寞的现实情形，他只能在夔州这等“愁猿数声”之处，满怀“昔曾在池籞”的记忆和故人“应知鱼鸟情”的期待，日复一日地将身心投入夔州治务之中。
将一首诗作同寄韩愈与白居易二人，其实足证刘禹锡对朝中是非纷争并无深明洞察。长庆初年，韩、白二人虽同在贵位，又同为刘禹锡好友，但二人之间关系并不融洽。考其缘由，概可归于裴度与元稹之龃龉。裴度与元稹之矛盾虽由佞臣李逢吉所构，但其时并不为当事者所察，致使二人腾章相诋，颇不能容，一时为朝野共知。韩愈为裴度旧僚，白居易为元稹挚交，本已是门派有异，加之韩愈首倡之古文运动与白居易领衔之新乐府运动在文坛上各领风骚，互有讥讽，相与揶揄几成常态。白居易曾有诗曰：“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韩愈、张籍曾邀白居易曲江春游，韩愈倚老卖老，寄诗调侃相问白居易：“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白居易接诗，酬答：“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二人之不谐可见一斑。
刘禹锡寄书不久，裴度与元稹之矛盾为奸人所用，二人双双遭贬。裴度罢相为右仆射，元稹出为同州刺史，白居易出为杭州刺史。韩愈虽仍在郎署，然而已无裴度庇佑，又身体欠佳，不能有所作为。刘禹锡远在藩守，他的希望便如此悄然无息地湮灭在朝中故友的争执之中。
与他人因一时己念而疏于友情不同，刘禹锡少在京城浸染，又久在远州流落，因而更加珍视友情，从不以势利待人，以此常有故人来投。刘禹锡在夔州视事未几，便有故人之后千里到访，恰勾起一段尘封日久的记忆。
来投之人正是昔日永贞革新时代表革新集团执掌门下省的韦执谊之子——韦绚。自韦执谊贬死崖州之后，韦绚与韦执谊遗孀返回襄阳祖宅读书度日，不幸长庆元年（821）时母亲亡故，韦绚孤苦伶仃，无以依靠，因人言刘禹锡极念旧谊，便思亡父韦执谊与刘禹锡曾共患难，便负笈溯江而来。
虽然韦执谊在永贞革新的关键时刻临阵倒戈，给予王叔文集团致命的打击，但毕竟已是时过境迁，往日恩怨早已一笔勾销，韦执谊在刘禹锡心中留下的印象仍是那个处事果决、个性鲜明的治世能臣。韦执谊客死崖州时，刘禹锡未能致哀，十余年后再见到故人之子，刘禹锡只有感伤之念，当即命家仆将韦绚安顿下来，与柳宗元之子柳周六为伴，推衣解食，亲自教导诗书文章，待之亦如己出。三十年后，韦绚居官郎署时，追忆在刘禹锡身边时所闻之言谈，编撰成《刘宾客话录》一卷，以为报答之情。
故人讯息，不独来访之韦绚。刘禹锡到夔州后，旧友温造方从起居舍人之位贬朗州刺史，亦到沅湘。温造之贬，实出无辜，乃因长庆元年十二月时，与李景俭等人在史馆饮酒，不料李景俭酒醉失礼，凌忽宰辅，被贬为漳州刺史。温造同坐株连，不能幸免。因李景俭与温造均为刘禹锡旧时友好，听闻此事，刘禹锡怅然叹惋，痛惜李景俭胸怀才略，却疏于自牧，非但自陷罗网，更祸及友人。想来温造出身名门，元和中备受德宗青睐，一向官声上佳，此次无端受累，堕入谪籍，心中必有怨愤。刘禹锡亦曾受株连之祸、谪居沅湘之间，有同病相怜之念，于是作一宽慰之诗，付之舟驿，直下朗州：
暂别瑶墀鸳鹭行，彩旗双引到沅湘。
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
史笔枉将书纸尾，朝缨不称濯沧浪。
云台公业家声在，征诏何时出建章？
——《寄朗州温右史曹长》
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虽仍在谪籍，但已渐渐有洗脱罪名之望。因此，当时名流与之交往日益频繁，唱和日盛。穆宗嗣位后，王涯在朝中举步维艰，于是求放外任，以检校礼部尚书出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治地正在夔州上游。刘禹锡作诗寄送温造未久，剑南东川节度使王涯差人送来一轴画卷，并请刘禹锡题诗。
王涯送来的画图中，描绘的是新建梓州驿站池塘之景致。梓州虽是东川治所，始终不过蛮瘴之地，本无精致风景，王涯以久在京城之见识，新涨池塘，风光自然不同凡响。但在刘禹锡眼中，画中景色却是次要，与王涯多年友情才是弥足珍贵。在刘禹锡交好之人中，曾得柄政者不在少数，但王涯是其中绝对的异类。永贞革新之中，王涯是永贞内禅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元和朝时多得宪宗恩遇。但对于永贞士祸中左降诸官，王涯并无仇恨，更以刘禹锡大才不得伸展而多有悯恤之意。在刘禹锡漫长的贬谪生涯中，来自王涯的理解与支持是不可忽视的精神动力。眼下王涯虽居东川，其实蛰伏待势，日后再操权柄，亦未可知。刘禹锡对这份友情的珍视，亦不免有几分现实的考量。在这样心情下，刘禹锡赠王涯的和诗不吝琼玉辞藻，可谓流丽华美：
今日池塘上，初移造物权。包藏成别岛，沿浊致清涟。
变化生言下，蓬瀛落眼前。泛觞惊翠羽，开幕对红莲。
远写风光入，明含气象全。渚烟笼驿树，波日漾宾筵。
曲岸留缇骑，中流转彩船。无因接元礼，共载比神仙。
——《和东川王相公新涨驿池八韵》
长庆二年（822）十二月，京城传来讯息，穆宗长子——景王李湛册封为皇太子。刘禹锡依例呈上了恭敬严谨的贺表与贺笺。这类千篇一律的骈俪公文，在刘禹锡手下不过信手拈来，言语虽然庄重，其实用心难免随意。彼时，禹锡心中至关重要之事，皆与夔州百姓生计息息相关。
长庆三年（823）开春时，刘禹锡在夔州刺史任上已是得心应手，治下四县在其治理下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赞誉之辞驰溢于道，此为刘禹锡兴利之功。但刘禹锡明白，兴利可以激发民志，除弊才可安定民心。用一年时间巩固了自己的刺史权威后，刘禹锡为夔州百姓除去弊政的环境已经成熟了。
经过陆陆续续的考察，刘禹锡认为，种种州务之中，当数学宫三献官四时释奠最当废除。郡县三献官由贞观二十年（646）时许敬宗奏请设立，主管学宫祭奠孔孟尊师。但许敬宗不通儒术，只欲以此举迎合圣意，证明自己堪当中书令之位，各地三献官之制定立之后，祭祀礼仪之类长久不得统一，渐渐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之端。至玄宗朝时，儒臣群议之下，曾罢郡县释奠牲牢，只用酒和干肉即可。孰料狡黠之徒李林甫当政后，用御史中丞王敬从刊定祭祀礼仪。王敬从亦非儒士，只知铺陈排场，遂将明衣牲牢定在学令之中。
以夔州四县而计，权照学令所定，四时致祭经费从未低于十六万缗。而天下郡县有一千七百之多，若再计入各种靡耗，大唐全国郡县一年支出祭祀费用必是巨万之数。可这些宝贵的钱财却只是用于让各地三献官之锦衣玉食、蓄妓纳妾而已，于兴学重教、广播儒声不能有半点裨益。重虚礼而不重实务，岂非舍本逐末之举？
作为一州之长，刘禹锡已在长庆二年中切身感受到了三献官祭祀对地方财政产生的沉重压力。为这十六万缗的费用，刘禹锡不得已之下，只好取消了翻修县学的计划，压缩了供给学校师生的器用食货，亦未能为贫困之中的儒生们改善生活条件。半个多世纪前，杜甫在茅屋被秋风吹破之后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由衷呼唤，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刘禹锡的心。
按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十八日，宪宗曾有敕令，诸州刺史如有要紧公务，可以越过方镇节度使直接向朝廷上表奏事。此举本意在防止藩镇谋反，使地方官员可以无所顾虑地将各地军情及时报告中央。自宪宗暴毙之后，极少有刺史按此诏书上奏言事，但刘禹锡仍记忆犹新，以此“先皇诏书”为尚方宝剑，希望自己一封奏章，既能为夔州及天下百姓除一弊政，又能如太宗时献策言事的布衣马周一般赢得圣宠，重归朝堂。
计议已定，刘禹锡便将夔州诸种利害具列条陈，各分轻重，撰成《夔州论利害表》，一陈丹心俱在表中：
臣某言：伏准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敕，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时节，任自上表闻奏者。臣伏见贞观中，诏许群臣各上书言利便。马周，时一布衣，遂因中郎将常何，献策二十馀事。太宗深奇之，尽行其言，擢周为御史。至龙朔中，壁州刺史邓弘庆，进平、索、看、精四字，堪为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迁弘庆为朗州刺史。则知苟有所见，虽布衣之贱，远守之微，亦可施用。况臣早受国恩，德宗朝忝为御史，逮今历事四圣，频领藩条。当陛下至明之时，是微臣竭节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广有所陈。谨准敕上利害及当州公务，各具别状以闻。伏乞圣慈，俯赐昭鉴。无任感激屏营之至。谨差当州军事衙官、守易州安义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云骑尉冯随谨奉表以闻。
刘禹锡深知，皇帝乾纲独运，恐难顾及具体事务，如三献官祭祀之详情，仍需由宰相详加评议后再在御前进奏，方有蒙恩实行之望。其时在相位者，乃杜元颖、王播、李逢吉、牛僧孺之辈，众人皆为进士出身，儒学精深。刘禹锡以为，若能向宰相禀明现行学令中谬误之由来，阐明挪其经费用于兴学传道之利，或可得其在皇帝面前为天下儒生福祉仗义一言。有此考虑，刘禹锡论学事之文章更显细致恭谨，其论述于理于情皆使人动容：
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夔州刺史刘某，谨奏记相公阁下：凡今能言者，皆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而不扬，非天不生材也。亦犹不耕者而叹廪庾之无馀，非地不产百谷也。伏以贞观中增筑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馀人。时外夷上疏，请遣子弟入附于三雍者五国。虽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胶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圯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欲振举也，病无赀财以给其用。鲰生今有一见，使大学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
《礼》云：“凡学官，春释奠于其先师。斯礼止于辟雍頖宫，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于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汉初定，群臣皆起屠贩为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孝元时，韦玄成以硕儒为丞相，遂建议罢之。夫以子孙尚不敢违礼以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之道而首违之乎？《祭义》曰：“祭不欲数。”《语》云：“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旧飨，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愤悱也。
窃观历代，无有是事。皇家武德二年，诏于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贞观十一年，又诏修宣尼庙于兖州。至二十年，许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诸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方社。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礼。开元中，玄宗向学，与儒臣议，繇是发德音，其罢郡县释奠牲牢，唯酒脯以荐。后数年定令。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委御史中丞王敬从刊之。敬从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编在学令。是首失于敬宗，而终失于林甫，习以为常，罕有敢非之者。
谨按本州四县，一岁释奠物之直缗钱十六万有奇。举天下之郡县，当千七百不啻，羁縻者不在数中。凡岁中所出于经费过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而已，于尚学之道，无有补焉。前日诏书，许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谨条奏：某乞下礼官博士详议典制，罢天下县邑牲牢衣币。如有生徒，春秋依开元敕旨，用酒醴腵脩腒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许如故仪。然后籍其资，半附益所隶州，使增学校，其半率归国庠，犹不下万计。筑学室，具器用，丰籑食，增掌固以备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纸笔铅黄视所出州，率令折入。学徒既备，明经日课缮书若干纸，进士命雠校亦如之。则贞观之风，粲然不殊。其它郡国，皆立程督。投绂怀玺，棫樸菁莪，良可咏矣！
伏惟相公发迹，咸自诸生，其尊素王之道，仪刑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记于左右，姑举其大较。至于证据纤悉，条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胜大愿。惶恐拜手稽首。
刘禹锡所奏，足谓利国利民，但他着实错估了国政要事在唐穆宗心目中的位置。唐穆宗虽以开明之态示之天下，可是群臣很快发现，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似乎并不像他所展示的那样圣明。
穆宗对饮宴游乐抱有异乎寻常的喜好。登基不过两年，穆宗几乎将皇城和京中寺院全部翻修一新，每日兴师动众，流连赏玩于琼楼玉宇之间，常常大开筵席，乐此不疲。群臣见朝政几有荒废之兆，自然要上书进谏，谏议大夫郑覃亦在腾章规劝之列。可笑之处，穆宗看到奏章，觉得郑覃文章流利，十分喜爱，居然以此为由特加赏赐。大臣们闻讯，以为皇帝接受了谏议，谁知穆宗依然我行我素，不见半点改变。
在穆宗看来，能够经常宴饮欢会，不仅是人生乐事，更是国运昌隆之确证。有一日，穆宗在麟德殿又开歌舞盛宴，与文武大臣饮酒作乐。饮至高兴处，穆宗对给事中丁公著言：“朕闻百官公卿亦常欢宴，深感当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朕心甚慰。”
丁公著却有异议，正色禀穆宗道：“凡事讲求限度，过犹不及也。前代名士，若逢良辰美景，或置酒欢宴，或清谈赋诗，皆为雅事。国朝自天宝之后，风俗日靡——王公大臣不以学问自重，不以家国为念，只知攀比排场，竞赛奢华。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者与奴仆杂役一起吆三喝四，醉得东倒西歪，无丝毫愧耻之心。如此上行下效，相互效尤，渐成风俗，老臣痛心疾首，恳请陛下效法太宗治国之略，首倡简朴亲民之风！”
穆宗对丁公著一番肺腑之言深以为然，当面夸奖了丁公著，且表示虚心接受。然而就像对待郑覃的谏议一样，穆宗毫无改弦更张的打算，歌舞饮宴之风越发炽烈。面对这样一位和蔼宽容、对待大臣谏议有接纳之心的皇帝，言官们连做死谏之臣的机会都没有，反而没了办法，只得由着皇帝的性情去了。因此，毫无疑问的，刘禹锡一介远州刺史的《夔州论利害表》根本没有引起穆宗的注意。
非但皇帝，宰相们也让刘禹锡的一片忠心跌入了寒潭。杜元颖、王播乃庸碌之辈，在相位上只能因循守旧，无有作为，对于触动天下数十万三献官利益之建议根本不敢作出主张，只得匆忙地将刘禹锡的奏章压在无数公文底下，从此没了下文。至于他人，李逢吉乃裴度政敌，断然不会相助，牛僧孺与之亦有龃龉，刘禹锡既知无望相求，便也不再枉费千里传驿之力。
刘禹锡奏请罢除三献官致祭虽然不成，然其赤忱为民之心，夔州百姓无人不知，人人皆思有所报答。只因刘禹锡一向廉洁奉公，不受百姓分毫财物，百姓始终不能如愿。至刘禹锡在奉节居住稍久，才有一人偶然觅得为禹锡效力之缘。
夔州之地自古未有凿井取水之俗，百姓俱从江河溪流中汲水而用。杜甫居于夔州时曾有《引水》诗，生动记述了这一情况：
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
云安沽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
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
人生留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
杜甫曾经看到过夔州贫苦的奴仆们日日担水的艰辛，而刘禹锡来到夔州后，切身体会到了这般生活的不便，府中仆人因担水之故，肩上负伤，手掌皴裂，常令禹锡心痛，于用水时愈加珍惜，贵若酒醪。此事恰好被一擅作机械之工匠闻得，于是来到刘禹锡府前求见。
工匠身负刀斧刨凿之类工具，自言师承名家，可作汲机，从江中引水上来。刘禹锡闻之，欣然开怀，备下薄酒家宴先行款待，然后招呼亲从，齐观匠人工作。
工匠绕行刺史府一周，遍察地形地貌，心中便有分寸，向刘禹锡请求令其府中公人相助，禹锡遂命众人听从吩咐。匠人先请人伐来一段树桩，顶上安置滑轮并引绳索，然后寻来一硕大竹筐，筐中填满石块，并立树桩于其中。待准备完毕，众人协力将此竹筐沉入江中。刘禹锡在府门前俯视江中，只有树桩顶部露出水面。
众人回到刺史府，将另一树桩立在门外。工匠又做一绞盘，固定在树桩上，再使人将绳索拉紧，如弓弦一般绷直，系于绞盘之上。只要转动绞盘，绳索即可自由往返。
工匠从袋中寻出一样自制器件，刘禹锡凑近细看，方知奥妙尽在于此。此物由精钢打造，形如竹管，薄壁而有环于其下。工匠将此物件卡在绳索上，并紧固使之咬合绳索，以免随意滑动，再将一肚大、口小、底尖的陶罐置于树桩边，然后禀刘禹锡道：“使君，汲机已成，请君试用！”
刘禹锡饶有兴致，按工匠所教，将陶罐挂在铁环上，只见在陶罐赘压之下，绳索飞速滑动，直至江水。陶罐倾入水中，转瞬即满。刘禹锡与众人一同用力转动绞盘，那一罐清水便缓缓地沿着绳索提到众人面前。虽然转动绞盘需要一些气力，但比肩扛手提上下山路，已是轻松万分。
围观众人争相尝试汲水之际，工匠又砍来许多竹子，将竹节打通，在刺史府中扎成引水管道，既利饮食，又利沐浴，且可浇灌庭中花圃菜畦，使刺史府中用水再无枯竭之虞。
汲机既成，刺史府中妇孺老幼皆大喜过望，定要重重酬谢。却不知何时，代夔州百姓来报刘禹锡仁政之恩的工匠已悄然离去。刘禹锡深为百姓之真诚所撼，因思将此经历撰成文章，以供后人瞻仰：
濒江之俗，不饮于凿而皆饮之流。予谪居之明年，主人授馆于百雉之内。江水沄沄，周墉间之。一旦，有工爰来，思以技自贾，且曰：“观今之室庐及江之涯，间不容亩，顾积块峙焉而前耳。请用机以汲，俾矗然之状莫我遏已。”予方异其说，且命之饬力焉。
工也储思环视，相面势而经营之。由是比竹以为畚，置于流中。中植数尺之臬，辇石以壮其趾，如建标焉。索绹以为，縻于标垂，上属数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势，如张弦焉。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绠下缒，盈器而圆轴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驶，其来有推毂之易，瓶不羸，如搏而升。枝长澜，出高岸，拂林杪，逾峻防。刳蟠木以承澍，贯脩筠以达脉，走下潺潺，声寒空中。通洞环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锜釜以盈。饪之馀，移用于汤沐；涑瀚之末，泄注于圃畦。虽瀵涌于庭，莫尚其霈洽也。
书过工匠制作汲机之事，刘禹锡忽又沛然有感。在朗州时，禹锡于《天论》中曾言：“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江水在下，刺史府在上，水不可倒流乃是天理。然而工匠能明流水可以应物而走、绳索可以应绞盘而动，再用特制器件令二者结合，便成可令“江水倒流”之机关，正是肇创机汲之法者洞察流水、植木所蕴之数与势，而后尽其用，方成矣。又细思之，今日工匠所用乃是成法，受之于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尝有所变化，不能推其理而应无穷，因此汲机之法虽妙，却终不能推而广之。
念及此处，刘禹锡陡生自惜之情。平时虽不形于色，但《论夔州利害表》泥牛入海，终归是对禹锡心灵的伤害。想自己通身本领，满腹才学，人主非不知也，委之以夔州四县，虽不可谓弃置，却也难说才尽其用。回想生平仕途，刘禹锡只得自嘲：莫非世间之道，正在于物不可尽其用？永贞得意之时，正应“亢龙有悔”之卦，是居高位而思危机之时，本应依《易经.小过》所示，“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以利立身。守成法而不尽其用者，必定都是深得“小过”教训之人吧？
刘禹锡又将这段诙谐讥讽的思考补记文后，作成《机汲记》而流传后世：
…今也一任人之智，又从而信之，机发于冥冥而形于用物。浩溔东流，赴海为期，斡而迁焉，逐我颐指。向之所谓阻且艰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观夫流水之应物，植木之善建，绳以柔而有立，金以刚而无固，轴卷而能舒，竹圆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盗其古先工之遗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为成也。智尽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已。噫，彼经始者，其取诸《小过》欤！
刘禹锡颇通《周易》，其实深知《小过》之卦，其意绝非阻人奋进。小过卦象，中间两阳爻如鸟身，上下各两阴爻如鸟翅，卦象犹如一只展翅高翔之鸟，故曰“飞鸟”。而下卦为兑，上卦为雷，鸟在这种环境中飞行，直是危机四伏，于是，初六爻明确指出“飞鸟以凶”。鸟之所以为鸟，在其善飞。若鸟不得飞，何以为鸟？然若高飞，即触雷，是大凶险。在不可不飞与不可高飞之间，当作何取舍，如何把握其中的“度”，才是《小过》之卦的精髓所在。守成法者，其实已是剪翅之鸟，刘禹锡更愿作勇敢之鸟，在雷电的凶险中不断挑战生命的高度。呜呼！学《易》者众，而行之者异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