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自己的俸禄做慈善之事，范仲淹之前不是没有过。《汉书·朱邑传》说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后汉书·任隗传》说任隗“所得俸秩，常以赈恤家族，收养孤寡”。但像范仲淹这样设立义庄、义学，成为定制，且有义田收入为不竭的财政资源，成为一种社会慈善范式，绵延彰显几达千年，确是空前大手笔。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广大。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和普及基础教育上，多有贡献。北宋朝廷一直加以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各级朝廷官吏和士大夫们也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当代学者孙庆在《范氏义庄制度新探》一文中，甚至评价说“具有崭新的现代性”：“范氏义庄不仅开创了宋代赈济、福利制度的先河，也成为我国近代扶贫事业的开端。范氏义庄能存在八九百年，并且逐步发扬光大，这也是其他任何义庄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笔者认为，范氏义庄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赈济扶贫，其制度具有崭新的现代性。”当然，见仁见智，各有所说。也有学者认为范氏义庄之设，是与“立宗子法和强化地主家族、稳定封建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助长兼并之风，对农业经济有不良的影响”。（台湾学者陈荣照《范仲淹研究》）这样的学术论争不但正常而且必须，理应继续下去。但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范仲淹创办义庄义学的初衷，或者说主观愿望，那是无可挑剔的，其用心出乎天性，发乎尧舜；其义举成乎恒志不移，得乎节俭无私。尤其这节俭无私，理应再予展示。
《宋史·范仲淹传》称：“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言行拾遗录》记载一个小故事：“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二儿子范纯仁取妻王氏，可是个大家闺秀，伯祖父王旦为真宗朝名相，父亲王质乃范仲淹挚友，两人交情深且殊，后文书中还要细说。但是面对奢华，范仲淹就是这么不通融。父严子孝。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特别在坚持办好义庄义学方面，皆有可圈可点，尤其范纯仁更优秀，前文书中已然述及。由此以降，范氏门风累代不衰。就以办义庄义学论，南宋宁宗庆元、嘉定年间，范仲淹五世后裔范之柔与兄弟范良器等，重整义庄，恢复了兵火劫余的义庄原貌。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一百亩，清初范瑶捐助田地一千亩等，范氏子孙代有劳绩。一直到清末宣统年间，义庄仍据有田产五千三百亩，运作良好。今日范氏后裔，香港范止安先生于一九九七年捐资创办“景范教育基金会”，在内地贫困地区建设“景范希望小学”五十余所，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鼓励优秀学生，大有乃祖风范。
还说节俭无私。据说宋代是“高薪养廉”，官俸颇为丰厚。可能那时男人也是钱多了就变坏，吃喝游乐，生活奢侈成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名相寇准“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宰相词人”晏殊“未尝一日不燕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苏丞相颂曾在公幕，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至。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声伎曰：‘汝曹呈艺已毕，吾亦欲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连寇准、晏殊这样有“正名声”的好总理，尚且如此奢侈，其他达官权贵的生活状态则可想而知。在这个背景下再看范仲淹，其清简节俭，真到了抠门的程度。据说，范仲淹临睡前有一必做功课，心里默算全家今日之支出费用，觉得与所做事情相称，才能安心入眠，否则睡不着。你说他真抠门吧，那义庄义学要花他多少钱啊！
我们不去争论的，理应大力宣扬光大的，应该是这个！
19.比较一下又何妨
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他的《大学一解》中说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可通者则有可比性。以教育论，纪元前那个黄金时期，论好学校，我们中国有前文书中写过的稷下之学，不亚于古希腊的雅典学院；论好老师，我们有以孔夫子为首的“讲师团”，不亚于“古希腊三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好的教育思想，我们有“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百家争鸣，平等互存”，不亚于那种“自由探索真理的学风和科学精神，尊重老师但又独立思考、严谨求真的个性”；论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我们是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什么课程都安排，以游学的教学方式为主，不亚于他们的数学、几何学、音乐、天文学、哲学、声学、语法、修辞、逻辑等课程，以及以“师生对话、诘难”为主的“问答法”；当然，人家男生女生同招、同校、同学，我们做不到，我们从来没把女人认准……这么比较下来，纪元前的中西教育旗鼓相当，我们一点不吃亏，甚至略占上风。
转眼到了中世纪。西方进入“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的黑暗时代，可就在这种黑暗中却开出了“大学之花”。秦始皇以专制独裁治天下，这恶霸之道大致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赵匡胤偏要“以文化成天下”（宋朝周必大《文忠集·文苑英华序》），且定为国策不移。这就为书院之兴和范仲淹们大显身手，搭好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舞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把伟大的宋朝再歌颂一回。在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从文化和精神层面论，没有哪个可以与大宋王朝相比！秦朝那是文化盐碱地，提都别提；从来不是都夸大唐盛世吗？那就用它与大宋王朝比一比。比治乱：有唐一朝，大部分是乱世，“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宋朝呢？则大部分是治世，连元朝人都夸：“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连明朝人都自愧弗如：“宋之富盛，过今远矣。”这是什么差距？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比人口：唐初人口为二千五百万，中唐峰值五千三百万；宋初人口为三千万，峰值突破一亿，靖康之变后人口锐减，也还与唐代峰值相当。所以宋朝人很得意：“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比城市：盛唐时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十七座，而宋代为五十二座。唐都长安的面积大于宋都汴梁，人口相当，均超过百万。但首都长安仅有一百四十多个行业；而且生活质量太差，尤其精神生活更差，主要表现就是实行封闭式管理，叫作“坊市封闭”，“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日暮鼓响，家家闭户，坊市禁开，路人绝迹，犯夜即捕罚，乃历代禁夜为最者。而大宋朝自信，城市实行“坊市合一”，用现在的叫法就是“开放式管理”，拥有四百四十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有近九千家小商小贩，早有早市，日有日市，夜有夜市，都是不夜之城，“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比土地开垦和粮食产量：唐朝从所谓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中兴”一百多年间，垦田面积只增加了二百多万顷，耕地面积峰值约为六百二十万顷。而宋朝仅开国四十多年，垦田面积已超过二百多万顷，耕地面积峰值约为五百二十四万顷。哎，这宋朝不是少了吗？请别忘了唐尺小，宋尺大，唐代一亩约合今天零点七八三亩，而宋代是零点九七四亩。这样换算下来，唐朝耕地面积为四百八五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五百一十一万多顷，超出近三十多万顷。至于粮食产量，唐朝就更低了，平均每亩约一石至一点五石。而宋朝平均每亩约为二石。还有呢，唐朝耕地一年一作，最高亩产二石。而宋朝是一年两作，有的地方甚至三作、四作，最高亩产达六至七石。比国家财税收入：唐朝平均岁入三千多万贯，按通常一贯兑一两白银计，为三千多万两白银。宋朝呢，平均岁入为八千万至一亿两白银，最高岁入为一点六亿两白银，常被世人讥为“积贫”“积弱”的偏安南宋，尚能以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五千五百万人口，创造出占全世界财富总量百分之七十五的惊人业绩。比人才库：唐朝开科取士，每岁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则二三百人，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有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比民众素质：别看唐朝大文豪、大诗人不少，文盲可多了，进学的人少啊。宋朝有了印刷术，广泛传播知识，兴学之风又盛，所以文盲相对少得多。宋朝人不无自豪：“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整体来说，唐朝是消费型社会，宋朝则是学习型社会。“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一看就知道，宋人比唐人有文化、有教养、有气质、有情趣，更优雅、更浪漫、更幽默。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说：“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的视野，这又是在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其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生活的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什么盛唐？用“世民彀”对付读书人，就凭这一条，你连大宋的脚后跟都看不到！
所以，可以说，多亏了宋朝，才使中国的教育成就可与西方的大学有一拼。他们有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抓教育；我们有赵太祖、赵太宗兄弟俩以文治国，兴学重教。他们全欧洲有各类大学才百多所；我们宋代书院近五百座。他们有最早的名校萨莱诺大学，不过是个医学专科学校；我们的应天书院，那可是名医、名相一起培养，还开旅游课呢。他们有名教授大阿尔伯特，称为“全能教师”，那也是在十三世纪才出的名；可我们的范仲淹早你近百年就名满天下了，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更是改革家，这全能的水准绝对比他们高。他们的教育以“理”为主，强调科学真理，可他们的在校生赌博、酗酒、打架动刀子，受到市民敌视是出了名的；我们则以“德”为主，出来的学子温文尔雅，谦恭有礼，是优良社会公德的示范者。他们一直受基督教神学的控制和束缚；而我们，就算把儒教说成是宗教，可从范仲淹开始，就敞开胸怀接纳佛、道，三教合一，融会贯通，开了宋代理学——就是他们西方人说的新儒学——的先声。可比之处还很多，他们固然有许多优胜处，可我们的优胜处也并不见得比他们少啊！
在这场国际比赛中，以范仲淹领队的众多宋儒们，以其卓越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为国争了光，为子孙万代树起了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