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剑胆琴心的含金量
我们的汉字，真是世所唯美。这里写下“剑胆”与“琴心”，看起来十分悦目，听起来非常赏心，思想起来更是意境无穷呀。
据专家考证，“剑胆”“琴心”出自元代吴莱《寄董与几》诗：“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学者吴莱，字立夫，本名来凤，门人私谥渊颖先生。他是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的大公子，延祐间举进士不第，在礼部谋个小职。因生性清介，与礼官不合，愤而退归故里，隐居松山，深研经史做学问，大体可算是一位民间高人。著名人物宋濂，就是他的学生。这样一种先仕后隐、以隐为主的经历，使其所作诗文并不完全山林化，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多所触及，讲求“德化”与“刑辟”并举，还是挺“入世”、挺留心政治的一个文人。吴莱能诗，尤其工歌行，作品瑰玮有奇气，对元末“铁崖体”诗歌有一定影响。所著有《渊颖吴先生集》。这么甚美的“剑胆琴心”出自吴莱之手，也还不算憋屈。
但是，笔者以为，包括吴莱在内，从来对剑胆琴心的含金量，严重评估不足。大都这么说：古代文人出行，仗剑抚琴，显得刚柔相济，任侠儒雅，既有情致，又有胆识，风流倜傥，文武双全。也这么说：剑锋利而威猛，古琴雅而多情。有剑而无琴，剑只是一件杀人凶器；有琴而无剑，琴便是懦弱的别名。唯有剑琴合一，一刚一柔，方显张力和内蕴，耐人寻味又令人神往。还有的这么说：什么叫《霸王别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就是剑，质丽情深的一代美人虞姬就是琴，英雄美人便是剑琴组合，剑琴交融便是一种悲怆瑰丽的爱情传奇，便是一个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然而，在笔者看来，把一种爱情美当作剑琴组合的“一个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含金量还是低了许多。那么，最高的含金量在哪儿呢？应该说它象征并昭示着一种人格美，一种人格类型美，一种中国独有的二元文化要素浇铸的士君子人格美：“入世”当作青锋剑，剑胆铮铮，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出世”即为高格琴，琴心悠远，权把剑锋暂秋藏，且放脚步走民间，“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不论是行为上的归隐，还是只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都可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读之写之，思之想之，或著书立说以醒世，或积蓄东山再起之力道。如此的剑琴组合，剑胆与琴心熔为一炉，阴阳互补，相辅相成，化作万古活灵魂，才配称其为一种至美、至难、至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士君子的剑胆成色，前文书中多有触及，琴心若何？形成士君子整体人格的另一基本文化元素如何？不妨一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隐逸文化，是由中国文人内心一种隐逸情结所造就，当然一般不称“琴心情结”，称作“渔父情结”，源自《楚辞》中那个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父，和《庄子》里那个跟孔子辩论的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渔父”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研究这一意象，对剖析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和感知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隐逸行为，是中国士君子一种很独特、很重要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和人生追求。隐逸心理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或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始终。《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从前文书中提到过的传说中的许由、巢父，到有史籍可考的伯夷、叔齐，到散落在诸子记载中的长沮、接舆之属，到汉代提出隐身“金马门”，谓之“朝隐”的东方朔们，到魏晋时期作“林泉之隐”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们，这些早期的隐逸之风从无断绝，而至唐则不绝有变。宋代的隐逸文化别具一格，大有说头。元代特殊的社会现实，使隐逸文化出现鲜明对比：一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反叛精神，一方面则悠闲处世、淡泊存身，充满了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国破家亡之际，落下一个悲壮绝情的“不得不隐”。
其实，在孔子的原始儒学里，早就为士君子二元结构的精神世界留有充分空间，明显包含有“避世”的一面。孔子强调经世济民的“入世”，但有个条件，叫作“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想当官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前提是首先得保全我的“道”，保全我的独立社会人格。孟子对此再加阐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方面的典型实践者是颜回。老师孔子对他这位学生大加赞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有了颜回，便有了庄周。所以郭沫若后来恍然大悟道：原来庄子“出世”一派，是从颜回那儿发展来的。在中国所有的大诗人中，三闾大夫屈原是官品最高者之一，且忧国忧民之心特重。然而虽则如此，他也受道家思想很大影响，内心仍“留白”着一大块出世空间，这才写出《卜居》《渔父》《悲回风》《远游》等诗章，开创了游仙诗的先河。
魏晋（包括魏晋）以前的士君子们，不得志时，为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惜“藏声于江海之上”、独处于深山老林之中，过着一种极为艰难困苦的隐士生活。著名者如孙登，如公孙凤，如范粲、杨轲，如“竹林七贤”。接下来是陶渊明，他觉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时，倒也不必非逃到薮泽荒林中去，主张“回家即隐逸”，认为要想把自己的命运把握住，关键在于忘怀得失，安贫乐道，身在何处倒不必太计较。这也算得了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真传了。
发展到六朝的谢灵运们，又更新了一种隐居模式，可以称为“亦官亦隐式”。就是：一旦不得志，可以从容退入自家的大庄园里“闭门成市”，在独处中靠内心自我调节来求得解脱，既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放弃太多的物质享受和名禄地位，又可以在回归自然（当然是庄园中的一片人造自然）的短暂时日里平心养性，赋诗抒怀，企图把迷失的自己赶紧找回来。
至唐又一大变。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之一。这时不仅道教文化继续发展兴盛，而且佛教也从外在的宗教演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佛教文化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多元文化自由交融，多种价值观互相参照并可以自由转换，给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富有弹性的心理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调节机制。面对无限的展望和激发，他们追求独来独往的自由生活和个性解放，自由意志和浪漫主义大张扬。诗人们的表现尤为突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遗留下来的诗歌约五万首，比此前一千六百年间（西周至南北朝）的总和还要多出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六十多位，也大大超过此前历史上著名诗人的总和。真正的价值还不在于数量，在于大唐诗歌不论是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记游诗、赠答诗、闺怨诗，还是抨击社会时政或别的什么诗，大都自然天成，出自我心，充满着乐观高亢的气概，渴求自由解放的热情，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通俗的语言，多姿多彩的风格，很少有那种散发着儒墨气味的理性晕染的教化痕迹。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和写诗人的政治抱负、创作个性和社会心态密切相关。大唐诗人们由于社会大环境的相对宽松开放，比起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来，一般具有更强的“布衣感”，即平民意识。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进入庙堂，还能继续以布衣为荣。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们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可以与帝王文化来那么一点分庭抗礼的精神凭籍。他们并不缺少“入世”的希冀、奋斗和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他们“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或以科举，或应征辟，或被罗致幕府，从而走进或者接近庙堂……也仍是地道的儒家追求。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从容做到“成则卿相，败则草野”，甚至敢于大发文人脾气，一旦入世受阻，立马撂挑子走人：“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然后或去求佛，或去访道，或游历山川湖海，叫作“仗剑去国，辞家远游”。正是这一份敢与帝王文化相颉颃的人性底蕴、个性定力和精神操守，催发着诗歌天赋的脉动和井喷，谱写出前无古人的大唐诗史。
现在着重说说宋代的隐逸文化。笔者觉得，宋代的隐逸文化不仅极为发达，不亚于任何前朝后世，而且别具特色。
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隐逸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把隐士分为以上六种类型。学者冷成金先生在他的《隐士与解脱》一书中，则把隐士归纳为七种：孔子之隐、庄子之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和壶天之隐。文史学家陈传席先生又有新分法，他在《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中，把隐士分为十种：真隐、全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隐于朝；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高官；不得已而隐；先真隐，有机会就出山，没机会继续真隐。那么，以上各种分类法，就把隐逸者说准确、说完全了吗？以宋代的实际情况看，恐怕还是有点问题。
不错，用上述分类法去盘点两宋传统意义上的隐士，那还是行得通的。这样的隐士群体也很庞大，也不乏种种“名隐”。比如北宋初年著名隐士陈抟，《唐才子传》说他“字图南，谯郡人。少有奇才经纶，易象玄机，尤所精究。高论骇俗，少食寡思。举进士不第，时，戈革满地，遂隐名，辟谷练气，撰《指玄篇》，同道风偃”。《宋史·陈抟传》说他“能逆知人意”“好读《易》”。隐居武当山时作诗八十一章，名《九室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又撰有《入室还丹诗》五十首、《易龙图》《赤松子诫》（或作《赤松子八诫录》）《人伦风鉴》（或作《龟鉴》）各一卷；另有《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及诗六百余首。另外，据说他传有《无极图》《先天图》等。《全宋文》收入其数篇文章。《正统道藏》题名陈抟的作品有《阴真君还丹歌注》。南宋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收入其《龙图序》；元张理《易象图说内篇》并收《易龙图》之序及数图式，可考见其易学象数思想。曾慥《道枢·观空》录其论说，又可见其观“五空”思想。
总之，陈抟继承汉代以来的相术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陈抟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
再就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逋了。他字君复，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放鹤。良久，逋必棹小舟而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死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遂世又常呼林和靖。其实，年轻时的林和靖并非心若止水。祖父是吴越钱王的通儒院学士，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十岁时成了归宋的吴越遗民，取字君复，可见其对钱王的感情和对故国的怀念。死前有绝笔诗《自作寿堂因作一绝志之》：“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从骨子里就有些不食宋粟、不当宋官的意思。在《和靖诗集》里，诗作平淡自然，野趣横生，境界清幽。贫穷成疾而无呻吟，愤世嫉俗而无怒吼，秋寒冬酷而无悲哀，烟火常断而无凄苦。“风回时带笛，烟远忽藏村。”“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可见孤山不是他的人生驿站，是他永久的归宿。临终前抚摸着鹤的身子说：“我欲别去，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任汝往还可也。”主人归天，鹤却流连，在他的墓前悲鸣而死。后人将它们葬于主人的墓侧，取名鹤冢。据载元代时林墓被盗，发现棺中只有一块端砚、一支玉簪。终生未娶的林逋为何要以玉簪陪葬？一首小词如此写：“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也许这首以女子口吻拟写的词作，隐藏着他灰心仕途、终老林泉的别一真心？顺便提及的是，小他二十多岁的范仲淹，小他三十六岁的梅尧臣，都是他的忘年交。他死后二十多年，范仲淹在杭州任上，常常独步孤山小径，苦苦找寻林泉友那曾经飘逸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