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
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
晚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
佳宾何以伫，云瑟与霞杯。
这里得提一段争讼公案。范仲淹和章岷同游的承天寺，是睦州乌龙山承天寺，还是苏州承天寺？依笔者浅见，应是前者。紧靠睦州城东北面是乌龙山，因石色乌黑，山势如飞龙而得名。范仲淹在《潇洒桐庐郡十绝·之一》中说“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写的就是这座他特别喜爱的山。他常与章岷同游此山，还写了一首《游乌龙山寺》，诗曰：
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
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
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
信是栖真地，林僧半雪眉。
当时，承天寺就建在州城边一座山上，此山即是乌龙山余脉。寺庙依山而建，寺前有一竹阁，登临其上，州城风物尽收眼底。承天寺便成了文士和州人经常光顾的好去处。
有人说范仲淹从睦州调任苏州，章岷亦随任节度推官。“此诗真可压元、白矣”的《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就是二人同游苏州承天寺的唱和。还说：宋初，苏州“重玄寺改名为承天寺，当时，身为江苏人的范仲淹正任一代大儒宰相。一日，他与同僚章岷游览重元寺，作《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且不论章岷是否随任苏州，也不计较此时范仲淹并非宰相，仅章岷一句“古寺依山起”就把什么也说明白了。据言者考订：历史上承天寺曾几易其名，初名“重云”，误为“重玄”，后称为“承天”“能仁”“双峨”“重元”等诸多寺名。何以建寺？说是天监二年（503），梁武帝萧衍以佛治国，全国崇佛成风。某日傍晚，官员陆僧瓒见自家宅第上空祥云重叠，即奏请梁武帝，建议舍去私产，在原址兴建一座寺庙，取名“重云”。梁武帝欣然应允，并赐匾额“大梁广德重玄寺”。“重云”被御误为“重玄”，只好将错就错。重玄寺一直兴盛到中唐时代，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曾作《登重玄寺阁》一首：“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骄阗会四方。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兹省氓俗，一用劝耕桑。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在寺内书写了《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碑文，认为“石经功徳契如来付嘱之心”。还有皮日休前来游寺，题诗曰：“香蔓蒙笼覆若邪，桧烟杉露湿袈裟。石盆换水捞松叶，竹径迁床避笋芽。藜杖移时挑细药，铜瓶尽日灌幽花。支公谩道怜神骏，不及今朝种一麻。”……细看这些名家大腕的诗作，均不得“古寺依山起”的要领，真要身在俯看全城的一座山上，大诗人们不会无动于衷吧？再者，苏州城中有这么大一座山吗？
一段闲话撂过，还说章岷。可惜的是，章岷的诗文没能全部流传下来，仅有六首诗存世，而且还不包括那首享尽时誉的《斗茶歌》，现在只能从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略得体会。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斗茶，又称“茗战”，盛行于北宋时期，是古人集体品评茶品优劣的一种民间活动，而文人墨客们略加改变，多在书斋、亭园中兴办，以茶会友，以茶相知。至北宋末年时波及宫闱，连宋徽宗赵佶亦亲自与群臣斗茶，以胜为乐。范仲淹“被隐逸”到睦州后，很快进入当地民间天地，当然少不了参与斗茶活动。他与章岷等人斗茶，章岷先作《斗茶歌》，范仲淹看后佩服有加，连连称颂，即刻和韵，便是上引这首脍炙人口的斗茶诗。悠然吟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优美无比；且用典甚多，商山四皓、首阳二贤、屈子刘伶、卢仝陆羽……全是云水高人；不少名句为后人反复传颂而成经典。有人评说可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相媲美，信不虚也。
顺便饶舌，范仲淹在诗中所题“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指的是武夷山茶。武夷山茶出名甚早，商周时，它就随“濮闽族”君长进献给周武王。西汉时盛名已著。唐元和年间，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提到的“晚甘侯”，便是武夷山茶，这是最早的文字记载。至范仲淹时代，武夷山茶已称雄茶坛，成为贡茶，故诗中才有“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自己如今品着贡茶，感觉那是好极了，“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这灵魂自由得亚赛神仙呀。
范仲淹还写有一首《依韵酬章推官见赠》：
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
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
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隈红杏遮。
来早又抛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嗟。
不期然间，“惟恐逢恩”成了现实，调任苏州说明仁宗不忘仲淹，还会再有好事。然而，对此时的范仲淹来说，喜则喜之，尤有遗憾，百般心事谁知？惟有章岷知心，写诗以赠，正中下怀，遂有酬答。可以说，章岷是范仲淹睦州胸怀的知音者，范仲淹“睦州风光”的活见证。修建严子陵祠堂的重任，他不委托章岷还能信任谁？
经过范仲淹和章岷的合心合力，桐庐从古至今最著名的人文景观——严子陵祠堂重新建成问世了。它花去了多少时日，费去了多少银子，耗掉范、章和多少巧匠、民工的心血汗水，今日已不可考；其实就连他们所修建的这座严子陵祠堂，今人也难得一见了。一九五八年，国家要在七里泷那儿兴修富春江水电站，致使严子祠毁于水下。人们如今看到的景观已是现代货色，那是一九八三年，由桐庐县人民政府重新选址修建的。修旧如旧到何种程度？天知道。唯有一篇入了《古文观止》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那是千古不变的“原生态”。现在欣赏这篇千古绝唱：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有心人会看出来：既然严子陵祠至晚在唐初已有，范仲淹文中何以有“始构堂”之语？周天放、叶浅予的解释是“盖取行文之便耳”；董利荣的解释是，原先是私修家祠，范仲淹“是以睦州州府的名义建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最先建造严先生祠堂也没错”。笔者再加一种解释如何，也许不着边际，此时的范仲淹，已然具备一种精神强势，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强烈自信：纵观历史，环顾天下，谁能比我范仲淹更能理解严子陵呢？我来睦州，宁非天意？你看看眼前这是一副什么景象哟：“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歪斜的亭子……纵横芜杂的草木……祠堂是废垣残瓦……”（郁达夫《钓台的春昼》）如此怠慢、亵渎先贤严先生，叫我范仲淹情何以堪？修子陵祠者，舍我其谁！从这种前无古人的气势看，“始建”二字也完全担当得起。
这就要回到那个“有难度的问题”了：严光何以名气这么大？转换在范仲淹名下，这个问题就是：范仲淹是如何理解并推崇严子陵的？睦州时期，范仲淹几达知天命之年，而且其人文坐标业已基本划定，人生价值观业已不好更改，社会个性业已鲜明而倔犟。他要走的路是“入世”一途，政治依归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歌词说，就是“丈夫在世应有为，为民播下太平春”。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政策先进而科学，读书人只要努力，大都有用武之地，建功立业会有时，名垂青史看自己。所以，两宋热衷于“入世”且多有建树的士君子特多，范仲淹就是早期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那么，与这种“普世类型”截然相反、格格不入的“出世”另类严子陵，又怎么能让范仲淹成为自己的铁杆崇拜者呢？他吸引并打动范仲淹的究竟是什么？为此历来都有人感叹：这谜一样的严子陵，问世间谁能真正读懂他？青山无语，绿水凝噎！
据统计从南北朝至清朝就有一千多名诗人、文学家来过此地，留下两千多首诗文。其中名人无算，范仲淹之前最著名者如李白、孟浩然、白居易、杜牧等，之后如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等，都留有大作。今人从这些古诗中精选上品勒石，得诗碑六十九方，供在碑廊里。李白有诗曰：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
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
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
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
（《古风》）
李白此诗，可视为范仲淹之前“赞美类”的代表作。有没有道不然的呢？晚唐诗人方干就大为质疑，问严子陵：“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隐居此地不问国事？这不是耽误人生吗？那么，在这两种人生观、价值观中间，你范仲淹将作何认定？
早前书中就交代过，青年范仲淹世界观的形成，深受《易经》的影响。《易经》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元典中的元典，“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旦造成一个人看世界的独特眼光，其品人论事，必远在儒、道、佛之上，简直就在另一个新世界。难怪今天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易经》乃宇宙语言，真正破解之日，世界将为之改观。作为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者，作为通解二十七卦的《易义》一书的作者，作为深谙“三才”之道，认定通彼天、地、人，即谓之《易》的范仲淹，他论严子陵必定别有角度，不为寻常褒贬所左右。你看他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果然从《易经》入手。《蛊》者，六十四卦之一。《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子（程颐）注《蛊》上九云：“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屯》者，亦六十四卦之一，坎上震下，元亨，利贞。《屯》之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一个占定《蛊》上九，一个占定《屯》初九，所以，“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志哉？”而先生之志，必在“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之际。
在中国的士君子群体中，从来就有一种类型，即“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他们甘于寂寞，自生自灭，一代代没于草野荒丘而不为世知。其中能留名于世者，皆因引发了各种故事所致，如许由洗耳，巢父下游饮犊，鲁仲连“义不帝秦”，严子陵不事光武……在中国隐逸者中，此类名人极少，许由、巢父尚在传说之中，鲁仲连不为秦朝办事，但他在别处老忙活，还不是真正的“不屑天下之事”，唯有这严子陵，史载籍籍，确乎是个“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前列种种类型的隐士，再夸他们是“高士”，总多少脱不掉“入世”嫌疑，就连名头最响的陶渊明先生，他也是先仕而后隐呀。可瞧瞧这位严子陵，新朝皇帝王莽请他出山，不去；也好，这王皇帝来路不正，不与他同流合污也罢。可这刘皇帝“根正苗红”，又是你的老同学，这样巴巴儿的一请再请，你把臭脚丫子都捣在人家那“皇肚”上，人家还是照请不误，心诚得让石头人儿都动心，你咋还不给个面子呢？只要你去，那首席宰相还能轮到别人？你上班哪怕搞个弹性时间，刘皇帝也一准高兴。偏这个严子陵呢，“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帝伤惜之”，你让这么好的一位中国皇帝太伤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