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年轻人好身手。他浓眉大眼，体魄结实，大冷天也没穿多少衣服。一阵风似的从村里走过的时候，敞开的棉衣一扑闪一扑闪如同鸟儿的翅膀。一些人说他轻功了得，可以单足立在一个火柴盒上；另一些人说他臂力超群，两头生气的水牛铆足了劲抵架，他伸出手来轻易地将一对顶得喀吧喀吧地响的牛角掰开了。我仅仅在一个盖房子的工地上看见他表演了一回。他猫着腰，不歇气地将地面上几百块砖头嗖嗖地准确抛到三层楼上几个泥水匠手中。后来我也试了一下，抛了二十来块砖头就喘不过气来，大拇指上迅速地被蹭掉了一层皮。
我始终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使的是什么拳。他对于所有不屑于回答的事都是冷冷一笑。我猜他练的是一种南拳。南拳北腿。南方人矮小，惯于贴身格斗，讲究的是站稳马步，近身寸劲短打；北方人身材高大，抡起拳来大开大阖，擅长用腿。我还听过南拳的另一种解释：不少南方人长期在船上讨生活。要在摇摇晃晃的船板上搏击，首要的功夫是站稳马步。这是南拳主张扎马步、精于拳而少用腿的原因。
那一天我沿着河边的一条土路进村，路过一排木板房。据说这是古代的客栈。一家木板房房门敞开，昏暗的厅堂里摆了一张八仙桌——风尘仆仆，南来北往，那些客商、书生、官吏或者风尘女子在这儿上演过多少传奇？不知为什么，我隐隐地感到这个村庄里潜藏了某种逼人的英气。转过了木板房，一幢房子的门口挂了一块牌子：虎桩研究会。虎桩是南拳的一种，招式大约是模仿老虎的扑窜蹲跃。询问之下得知，大半个村庄的人都会三拳两脚，连女娃娃也自小习武。
有人把我带到了村里的祠堂。祠堂坐落在一片高高低低的农舍之间，围墙刷成了朱红色。哐当当地开了锁，里面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院落。这也是一个练武的场地。同宗同族演练同一门派的拳术，犹如执行某种特殊的仪式。出拳踢腿，嘿然有声。祠堂内看不到刀斧枪戟竖在墙边的架子上，屋角搁了一堆锄头和板凳。锄头法和板凳功是许多人都会的功夫，动作简朴实用。什么流星锤、判官笔、风火轮乃至各类独门暗器，这些奇形怪状的玩意儿是武侠小说图个热闹编出来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管用的是手边就有的器具。
自从金庸、古龙和梁羽生这些人霸占了江湖之后，这些乡下人的拳脚功夫成了一堆低级的玩意儿。大侠的功夫多半有特殊的来历，要么独自在古墓之中参悟，要么与师妹男女双修。他们玩的是一指禅、阴阳掌、无招胜有招这些秘技，没有人呆头呆脑地打熬胳膊上的力气。这等死功夫大约只会留给那些本分的乡下人了。我遇到了村庄里一个红脸膛的小伙子，看不出他身手灵活或者目光如电。他说村口有两个石锁，一个二百斤，一个三百斤，当年有一个武举人可以只手擎起来。我们一起走到村公约的牌子旁边，果然有两个石锁躺在几辆摩托车的轮子下。红脸膛小伙子拖出那个三百斤的石锁，摆了个骑马蹲裆式，嘿的一声双手提了起来——脸憋得更红了。我问红脸膛的小伙子，村里这么多人有功夫，会不会一言不合就乒乒乓乓动起手来？他说，不会啊，我们练武的人要讲武德。意见不和的时候，众人一起评理。这么多年，村里差不多没有发现斗殴。
村口有一座木制的廊桥。桥面上的木板已经有些朽坏，廊桥两边是长条凳和栏杆。廊桥的顶上铺了瓦片，横梁上吊了一台电视机。多数时候，廊桥的长条凳上都有人坐着聊天或者吸烟。这是村庄里的公共空间。我年轻时生活过的村庄里，村民聚头的地方是杂货铺的曲尺形柜台面前。通常的夜晚，只有杂货铺点了一盏汽灯。花点零钱呷一碗烧酒，有一句没一句地交换家长里短，裁定兄弟分家产生的是非或者评议夫妻打架的缘由，这是乡村的传统乐趣。这个村庄的廊桥坐得下数十人。即使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众人也愿意在廊桥上看一会儿电视，吹一吹山间来的凉风。
这一条两三米宽的小溪穿过村庄绕了一圈。溪里喂养了数百条红色的鲤鱼，小的一个手指头长短，大的有三四斤重。相传这条小溪曾经是村里的水源，养鱼是防止有人投毒。村里的人经常扔一些炊饼、饭团到溪里喂鱼。听到路人的脚步声，红鲤鱼就会在水里挤成一团，浮出水面的嘴巴一张一合吧唧吧唧地响。据说村里有个孩子一天天消瘦，始终弄不清病因。很久以后他母亲才明白，孩子常常端了饭碗来到溪边，一半的饭都倾到了溪里进了鱼肚子。有一年山洪暴发，村庄里汪洋一片。几日之后大水渐渐退了，这些红鲤鱼又出现在溪里——不知道它们如何藏身。多少年来，没有人敢于造次，捕捉这些红鲤鱼肯定要遭受报应。
这算得上一个村庄的秘密吧。
“耕读传家”的祖训，质朴的乡音乡俗，一座小而灵验的古庙，还有田野上飘来酸腐的粪便气味，总之，一个村庄总是要让人想起土地，想起松软的泥土来。所以，提到一个村庄的秘密肯定要提到祖坟。坟墓东一座西一座地散落在各自的田地里，有的修缮一新，有的荒草漫坡。清明时节，农民会到祖坟上锄一锄草，摆两盘供品，烧一点纸钱。祖先的鬼魂始终游荡在村庄里，既关心今年秋天的收成，又过问孙子数学考试成绩，依然如同生前一般忙碌。哪一家祖坟的风水好，哪里甚至是龙脉的所在，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即使那些手执罗盘、瘦成一根筋的算命先生也不一定说得明白。村庄里常常有一些令人惊奇甚至令人惊恐的传奇故事——没有这些故事还能叫村庄吗？我年轻时生活过的那个村庄里，房子的附近即是若干个坟墓。天色昏暗的时候心里发毛，伙伴会用汤匙敲一敲饭盒，或者用两把镰刀互相击打——有一种说法是，鬼魂不爱听金属的声音。
那一天我在村口见到了一座举人的大坟墓。坟墓是由三合土铺起来的，如同厚厚的一大块龟甲。几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围绕在坟墓周围，绿荫之中听得到鸟儿啁啾。据说举人一生讨了七房的妻妾，死后也都埋在这个大坟里了。我想，这才像是村庄的真实意义：一大批族人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日出日落，春种秋收；死了之后，他们的骨殖一起埋入泥土，腐烂在这里，并且由子孙修起了三合土的坟墓。
我曾经到一个村庄拜谒一座古老的状元府。大门口气派的青石门当，门楼上的雕花，高高挑起的飞檐翘角和屋脊上辟邪的百兽，厅堂里形状古拙的柱石和柱子上的笔画遒劲的楹联……人们津津乐道地指点这一切的时候，这一座大宅院仍然在无可挽回地衰败。门板已朽，地板破裂，二楼上的围栏少了一大块，大多数窗棂残缺不全——一个风烛残年的躯壳已经没有灵魂。一些住户仍然踞守在老宅里。他们在天井里淘米择菜，几根草草地牵过的铁丝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这种日子与状元的舞文弄墨怎么也衔接不上。村庄里的残垣断壁以及各种传说究竟还有多少文化生育能力？
如同过度耕种的田地不再肥沃，乡土文化正在渐渐地干涸。有人说过，一个偌大的民族历史埋藏在乡土文化底下，这一带的村庄散落了不少遗迹：青石牌坊，黝黑的石塔，钟楼，石桥，拴马石，一个书院的废墟，面目模糊的石雕狮子，日渐风化的摩崖石刻，开始损毁的名人坟茔，老宅里刚刚找出的一个饮马槽，村庄里一口神奇的古井千年从不干涸……那又怎么样？无非孤零零的几件器物，它们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传统已经像水一样流失，只有几个古董商在那儿盘算各种老玩意儿值得了多少银子。
即使逗留在村庄里，也不会有多少人想起大地和泥土来。一粒种子抛入泥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种古老而神秘的循环已经不是世界的再生之源。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呢？“寸土寸金”指的是房地产商相中的黄金地段，大片大片的田野如同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历史肯定发生了某种奇特的化学裂变，现在由一大堆闻所未闻的名词当道，例如网络、生物基因、航天飞机或者动漫游戏，大地和泥土成了这些新玩意儿带不走的废旧辎重。据说现在设计世界的精英连睡觉都打着领带，他们怎么也不可能看上小农经济培养出来的懒散、松弛、土气。“青山绿水”、“田园风光”正在退化为纸面上的词汇，“一条大河波浪宽”或者“谁不说俺家乡好”已经是唱不出口的陈年老歌。如今村庄的最大苦恼就是甩不下土地。不愿意亲近泥土，亲近五谷六畜，许多村庄轻飘飘的，没有根底，如同抛在田埂上的一株被晒干的秧苗。乡土文化正在茫然失措。一个农家院落的厅堂上有一张“后现代主义”的供桌，上面供奉的内容极其庞杂：一张八仙过海的图画，一张毛主席像，一幅奖状，一份挂历，一副对联，一台钟，一对插了塑料花的花瓶，一个药瓶……我站在供桌面前恍惚许久。究竟什么还值得一日一日地烧香添油，三叩九拜？
开始拯救村庄的时候，许多人想到的一个策略是，将乡土文化典当给旅游行业。我遇到了一个村长，他手里的王牌是一面乾隆御赐的匾和一幢民国时期的碉楼。那一面匾上有乾隆爷的手书“福”字，据说当年赐给村里的一位战功显赫的先贤。这是代代相传的镇村之宝，平日蒙上红绸，轻易不示人。由于老房子的楹联、窗棂常常莫名其妙地失踪，这一面匾由村长负责保管——村长总不至于长久地离开村庄。他迫不及待地将一块红底金字的木板从卧室里扛出来，锃亮的油漆似乎新得有几分可疑。民国时期的碉楼盖在山坡顶上，四周簇拥着一片泥墙灰瓦的农舍。当年一队土匪驻扎在村庄里。根据匪首的设计，碉楼既是住宅又是堡垒。碉楼三层高，教堂式的尖顶；窗户比较小，可以当成枪眼使用。村长情绪很高，一定要让我看一看墙壁：糯米汤浇在黄泥里夯成的，足足两尺厚，炮弹也无法打穿。“有了这两样宝贝，村里再修一条老街，开几个老店，例如磨坊啊，打铁铺啊，农具店啊，豆腐摊啊，村口的路边加上一座木制的大水车轮子，是不是够游客看一个上午了？”
村长眉飞色舞地谈论预售乾隆爷和两尺厚黄泥墙的设想，我不忍心说什么风凉话。村庄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和晒谷场上的稻香，不再是扁担压在肩上的痛感和灌一肚子凉水躺在树荫下的惬意——那些道具般的老街背后不会有任何沧桑的记忆。当年我在乡村伪造的那些田园诗安慰不了自己，现在这一份旅游远景规划安慰得了村庄的历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