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性格似乎不太像福州人。福州是一块不大的盆地，四面都望得见起伏的钢蓝色山脉。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江穿城而过，城区四十多条内河蜿蜒交错。这里空气湿润，微风习习，暖烘烘的阳光之下，繁茂的树木四季不枯。夕阳西下，开元寺的晚钟响起的时候，温一壶老酒，调一碟螃蜞酱，煎一盘咸带鱼，两碗冒尖的地瓜干饭，这就是惬意的小日子了。福州人的宴席之上汤汤水水甚多，传说多喝汤的人讲究情义。大致上这里的居民通情达理，性格温和，似乎有些智者乐水的意味。沈葆桢幼时胆怯柔弱，夜色之中倏忽的飞鸟或者瓦顶上野猫的嚎叫常常把他吓得尖声惊呼，甚至大病一场。一个十六岁的秀才、二十岁的举人如何扶摇直上，成为朝廷如此器重的封疆大吏，这是历史学家的话题；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胆怯柔弱的少年如何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角色，甚至连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大人物也不得不忌惮几分？
曾国藩、左宗棠皆为湖南籍人士。湖南人刚烈霸道、勇悍固执享有盛名。沈葆桢竟然先后与二人争执，寸土不让。这不仅由于耿直，而且明目张胆地冷傲——曾国藩与左宗棠都曾有恩于沈葆桢。沈葆桢曾经居于曾国藩帐下。由于曾国藩的再三力荐，他终于脱颖而出。可是，日后曾国藩率部江宁酣战之际，沈葆桢扣下了江西的饷银，拒绝拨给曾国藩部下。他自恃一身清白，根本不在乎曾国藩上书朝廷告状。得罪就得罪了，大英雄没有必要动辄就回望来路，谁是先师谁是伯乐罗列一大串烦琐的谢恩名单。对于沈葆桢而言，故人的恩情又有多少斤两？左宗棠曾经三顾宫巷11号，认定沈葆桢是船政大臣的不二人选。高山流水，乱世知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甚至连鲁迅这种尖利的性格也有心肠一热的时候。然而，沈葆桢似乎不太念叨这种人情世故。左宗棠转战西北边塞，很快因为清朝的军事战略布局与李鸿章产生了重大分歧。左宗棠驰书沈葆桢，期望有南北呼应之势；不料沈葆桢竟然转身与李鸿章沆瀣一气。这一段历史公案孰是孰非如今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左宗棠三邀沈葆桢立即令人想到了刘皇叔“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诸葛亮长期隐居山野，无心染指政事。然而，一旦诸葛亮答应出山辅佐刘备，那么，一诺千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扶不起的阿斗也要扶。相形之下，沈葆桢似乎缺少这种侠义性格，才高八斗或者学富五车也不足以令人景仰。的确，这种比较让福州乡亲的脸上有些发烧。
然而，现在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想错了。沈葆桢的心目中，种种权力场上的交易谈不上多么珍贵。无论是所谓的人脉关系还是时髦的“团队精神”，权力体系的特征即是编织出复杂网络。权力是一种能量的集聚，因而必须是诸多部门的彼此合作，前后呼应——孙子兵法曰：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相应。权力场上的单枪匹马是走不远的。大权在手无非是占据了这个网络的核心位置罢了。然而，对于一个时刻企图挣脱权力重轭的人来说，维持权力网络的稳定和平衡显然是一种累人的负担。沈葆桢决不肯谦卑地低下头来，因为飞短流长或者左右掣肘而向别人作揖。许多人觉得沈葆桢为人峻急，独断专行，常常冒犯同僚；我宁可认为沈葆桢已经没有兴趣揣摩权力场上的形势，得失无不坦然。数十年的官场风云，谁都明白有理有节的分寸在哪里。手下养了一批刀笔吏，公文奏折之中哪儿慷慨激昂，哪儿旁敲侧击，这等文字功夫早就历练到家。然而，沈葆桢常常无所顾忌地直陈己见，不在乎各种俗世的恩怨羁绊。出于公心，纵是谬见亦坦荡磊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尽管李鸿章的好话声犹在耳，沈葆桢已经与乃兄李瀚章争执起来了——因为淮盐的销售。
“无欲则刚”。这个句子出自林则徐的一副著名的对联。我觉得，如果用这个句子形容沈葆桢，庶几近之。
陆
当年的船政局设立于福州的马尾。一条大江千回百转奔涌而至，俯伏于船政局的脚下注入万顷东海。天阔水远，心事浩茫，沈葆桢曾经在船政局的仪门上题写了一联：
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显然，这副对联的作者心很大，以至于福州这个小小的盆地根本盛不下。沈葆桢破门而出，纵横山南水北，最终留芳于史册。入驻船政局担任船政大臣的时候，沈葆桢已是壮年。海天苍苍，两鬓如霜，他一定有过如此的感叹——天下能有几个人像他那样如愿以偿？
六十岁的时候，沈葆桢病殁于两江总督的任上。这没什么可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手握重权亦无济于事。即使手里的权力撬得动历史，他们也无法给自己多安排一天。无数的宏图伟业，终究无非一抔黄土。可是，沈葆桢还是心存遗憾：他还是来不及返回福州，返回宫巷11号沈家大院。戎马倥偬，一个又一个头衔从天而降，沈葆桢的一辈子过得紧凑而高昂。可是，称心如意的日子在哪里？春花秋月，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寿终正寝——哪怕卸任之后有几天也好。
许多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常常不堪卸任之后的尴尬日子。两股战战，丫环搀扶到园子里散步；招呼三妻四妾推几圈麻将，或者叫一台戏班子到家里吹拉弹唱，这些都排遣不了寂寥和失意。权力场上的一声咳嗽都能传诵百里，现在的雷霆之怒只能吓得住几个家仆。偶尔也有几个昔日的门生在厅堂里慷慨激昂，长吁短叹，以至于忍不住又开始连咳带喘地指点江山。但是，这种聚会后患无穷。如果哪一个好事之徒奏上一本，很可能祸起萧墙，顷刻陷于灭顶之灾。总之，甩出了权力场犹如一只游荡于蛛网之外的光秃秃的老蜘蛛，只有回忆才是唯一的安慰。
可是，身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沈葆桢却时刻南望宫巷11号，祈盼尽早脱身。诗书蒙尘，笔枯砚凝，窗下秋菊无人赏，何况一对新燕绕梁飞——胡不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白了少年头，多病之躯已经再三发出警告——胡不归？沈葆桢入朝觐见慈禧太后，祈求告老还乡。然而，慈禧不准。“皇太后温谕勉以共济时艰，毋萌退志”。人在朝廷，身不由己。手里的权柄甩不开，抛不得。于是，沈葆桢“自此遂不言病”。
衰朽残年，来日无多。沈葆桢有没有后悔的一刻？身心俱疲。当一个逍遥文人，放浪形骸，这个愿望此生只能是南柯一梦了。江宁阴风袭人，哮喘，腰痛，刚刚入秋沈葆桢就披上了裘衣。这个时刻，手执权柄的生活会不会突然丧失了切肤的真实感？空洞的头衔，奏折上的公文，幕僚们闪烁的眼神，这就是日复一日不变的日程。各种军机大事，无非是纸面上的几行套话和关防印章。相反，只有病痛蛇一般地愈缠愈紧。病痛最能消磨一个人的志气。权倾天下，威风八面，这有什么用？一场高烧或者数日的疟疾就可以噬穿那一副貌似强大的躯体。日暮时分，愁绪如织，沈葆桢是不是在一阵止不住的咳嗽之中突然看破了世情？也许，一切都没有发生——沈葆桢甚至没有精力总结自己的一生了。“共济时艰”是一个重托，沈葆桢必须投入全部的剩余精力。弥留之际，他的遗疏仍然在兢兢业业地谈论如何抵御倭人，如何购买铁甲船。殷殷老臣，拳拳之心，这就是沈葆桢与嵇康们的不同了。
殷殷老臣，拳拳之心，这是尽职，还是尽忠？沈葆桢写给慈禧太后的遗疏之中浩然一叹：“志事未竟，中道溘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沈葆桢留给家人的遗嘱并不愿意子孙继承未竟之业：“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椽遗产，汝等须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沈氏后人之中，能文善书者远多于朝廷命官，精通书法的名家尤多。历来只有文人嫌弃自己寒酸，罕见达官贵人阻止自己的子嗣从政。我终于忍不住这种猜测：至少在内心，两江总督沈葆桢是否对于他始终供职的朝廷并不那么信任？
当然，另一些时候，我的怀疑又会转向自己——我会不会正在虚构另一个沈葆桢，或者自以为是地强作解人？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我又一次踏入宫巷11号沈家大院。雕梁画栋犹在，然而朱颜斑驳，物是人非。雨水从瓦檐边沿一滴一滴悠然地落到天井，仿佛这么多年从未间断。哪一根柱子或者哪一扇窗户聚敛了沈葆桢的气息？一声长叹绕梁，老屋不语。当年沈葆桢的灵柩回籍之后，葬于福州城西梅亭村火烽山南麓。坟墓呈如意形，一面花岗岩墓碑。许多故事严严实实地埋在墓碑的背后，永久地销声匿迹。我猜想，历史著作也不会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答案。病痛的折磨，抑郁难平的豪气，归乡的春梦，妙手偶得佳句的狂喜，援笔疾书的气韵——这一切都不会记入历史。然而，我所要说的恰恰是历史之外的沈葆桢。
四十六岁那一年，沈葆桢因为母亲去世而匆匆从江西任上回籍丁忧。这仿佛是他生活之中一个奇怪的间隙，容许我随心所欲地增添各种情节和场面。不过，每一次虚构或者想象总是这么开始——只能这么开始：夕阳西下，福州南后街绿荫之间叽叽喳喳的归鸟聒噪成一片；这时沈葆桢缓步踱入宫巷那一间狭窄而杂乱的“一笑来”。长长的书案上已经铺好宣纸。他挽起袖子，研墨，提笔凝神。片刻之后一笔落下，宣纸上墨迹四溅，整条宫巷有淡淡的墨香弥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