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一个写小说的朋友来找我，让我看他的小说，问为什么总投稿，总通不过。
我看了一遍后，说：你这篇小说，没开篇就想好了谁是好人、坏人，谁是骑墙派。你这是带着爱恨的笼头旗帜鲜明地去写的。小说不该是这样的，真的。其实，你在笔下写一个坏人的时候，首先你要爱他，要陪着他慢慢地坏，他可以去做坏事，他和你一样肉眼凡胎，和你一样吃五谷杂粮长大，只是在某些善恶、美丑、是非、真理面前他的表现不一样：有的人贪财，有的人爱色 ……。我想我们抛开政治因素以外，去说人本身的七情六欲，每个人心里都有恶。你在处理一个你认为在道德意义上应该受到诋毁、鞭挞、抨击的人的时候，你最好把你心里曾经藏着的恶，被你压制的恶，慢慢拨亮，陪他慢慢长，这个坏人才可信。同样，你在写一个好人的时候，你可以把你个人心里向往的、追求的，已经存在的善，把它放大，陪着好人慢慢长大，让他的善逐渐地发光。你要爱你笔下所有的人物，因为你爱着他，他就像你身体的一部分一样长大，他的血肉就丰满，就可信，就生动感人。如果概念化、脸谱化地认为一个人就是坏蛋，是一个贪财鬼、色魔，难免概念化。理性地说，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是法官，不可能对笔下的人物，包括社会事件给个一锤定音的定义。可能有的人不愿意接受，作家不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道德评判者。如果事先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评判者的身份上，难免要让笔下的人物戴着面具，带着理性的观念。那么，结果就是你的小说不可信，不感人。
电影《平原游击队》是歌颂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的作品，但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批判了，原因是演员方化演的日本鬼子中队长松井太像，血肉太丰满，感情太丰富，电影给他的镜头太多了。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想：如果方化不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剧本作者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这个戏不会感人。他也可以概念化，让日本兵一出来就装凶、装恶，大伙儿一看就知道是反面人物，完成美学概念的要求，但失去了文学的感染力。文学就是要交代：他是怎么变恶的？
写恶人时，你要爱这个恶人，要让他一寸一寸地长高，一两肉一两肉地长肥，他就生动了，可信了。他可恶了，你就咬牙根了。
作家判断社会事物，虽然要学会“望、闻、问、切”，但不能开具体的药方。即使作家不期然地做了个法官，做了个道德的评判者，但是这个结论不是作家应当下的。你读了有你的判断，他读了有他的判断，如果你写得生动，大家在同一个审美层面上，那么这个判断大致差不多，我是说在道德、真理、是非上差不多。
一句话吧，你写什么，就要爱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