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些，我在那严酷、冷漠中感受到了温暖、慈爱。这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具有两重性的社会。记得，有一个苏联的作家，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却记得他曾经描写自己周围的社会，是一个“不沉的湖”。当然，他只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方面，没有提到那个社会的另一个方面，仿佛有一点儿以偏概全；但是，如果只讲一个方面的话，那个比喻确实很恰当很准确。说实话，我还是很希冀和怀念那种岁月的日子的。柳萌先生全面地反映了当年生活的真实。在下以为是很值得尊敬的，很值得效法的。然而，更值得尊敬更值得效法，或者说能叫我怦然心动的是，他开宗明义地更深入一步地表达出了“每每听到或者看到类似毒食品染色馒头的消息”时的不能平静下来的心态，或者说是激动无比的感慨！
在《忘不掉的馒头》的结尾，柳萌先生写下了这么一番令人不能不动情的话：“如今，物质丰富了，善意却变少了，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为什么，是谁在造孽呵？这是道德的沦丧，抑或是生活无知？问天天不语，因为天被遮住了脸面；问地地不言，因为地被弄得百孔千疮；问水水哭泣，因为水被搅得不再平静。那好，那就问问人类吧，是你，是我，还是他，在干着违反天意的蠢事？我现在要大声疾呼：人们哪，你涂抹它洁净的身体，你毁掉它高贵的声誉，不觉得害羞吗？谁能预测未来的某一天，你不会像我当年那样，为得到一个馒头吃，像企盼过年似的等待改善生活呢？”
这番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任谁也不应该忽略，不应该忘记，也许，他针对的那种现象，只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不过，这个局部也确实是无法令人好受，无法不让人担忧的。如果说是叫人心惊胆战，那倒未必；如果说是叫人寝食难安，却是很恰当的。我无法回答柳萌先生提出的问题，但是我愿意在下面抄录几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提供大家进行思索时参考：
◆“资本来到这世界上，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污。”（《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
以上的文字，就是在下对柳萌先生《忘不掉的馒头》的读后感。而这些感想，也是我所“忘不掉的”。不过，我也担心，自己对柳萌先生《忘不掉的馒头》的解读，可能会有误导之处；为防止这种差错，下面就把原文剪贴出来供大家直接研讨吧！如果我的看法有悖作品原意，发生了谬误，就请作者和读者恕我偏颇而不吝纠正。
（此文系朋友寄送，作者情况和发表何处不详）
柳萌与《三月风》杂志
张西蒙
“因为要盖国际饭店，胡同改建了。”若干年后的某天，当柳萌站在曾经的富建胡同所在地向一名老人问路时，得知胡同已经过改建，曾经的四合院四周高楼林立。他良久未语，思绪回到了1984年。
“怪我多情，其实这条小胡同既不是我的出生地，也不是有我的老住宅，只是因为《三月风》杂志在这里诞生，我参与过它初创时的一些工作。仅此而已。”
绝不办机关刊物
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为满足基金会的舆论宣传要求，需要有一份刊物，搭建连接残疾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刊物的读者群，不仅仅是残疾人，还有广大健康人。
时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邓朴方，开始着手组建刊物编辑部时，前后找了几拨人，因为办刊理念、刊物性质等难以达成一致，刊物一直未能办成。在空军部队服役的王勤，因生病在家休养，有时间就到基金会帮忙，组建编辑部的任务就由她承担下来。
王勤找到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的冯并（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请冯并帮忙寻找编辑部成员。当时柳萌供职于《新观察》杂志。冯并打来电话，让他考虑参与一份刊物的创办。“既然是朋友热诚邀请，我也不便多说婉辞的话。况且帮助残疾人是好事。当时我的精力又旺盛，多做些事情也是种寄托，就这样走进了富建胡同一号院。”
与柳萌先后走进富建胡同一号院的，还有冯并、《文汇报》的郑心永、《健康报》的张恩荣。时任基金会宣传部部长的刘刚奇和王勤接待了他们。从刘刚奇的情况介绍中，他们知道办杂志的设想，是由邓朴方提出来的。后来，这四人成为临时编辑部骨干成员。
由于其他三人都是办报纸出身，对于杂志该怎么创办并不太清楚。三人一致推举柳萌为主要发言人，直接和邓朴方沟通协商，如果办刊想法一致就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邓朴方从一辆很一般的伏尔加车上，由两个年轻人帮助，一点点挪下车来。他的办公室放着一张钢丝床，铺一套简单的被褥，非常俭朴。他躺在床上跟我们商量事情。”
“我的观点很简单，不能办成机关刊，这样办的话，这本刊物就死了。”柳萌的直言不讳，非但没有激怒邓朴方，反而令其大为欣喜，两人想法一拍即合，达成了共识：要办一个社会生活刊物，既要有残疾人的特点，又不脱离一般社会读者，以便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
“我们办的是残疾人刊物，一定要高扬人道主义旗帜。”邓朴方的一句话让柳萌等人感到惊讶，当时理论界对此说法颇有异议。邓朴方进一步解释说：“其实我们国家最讲人道主义，如对战犯的处理，如对日军遗孤的收养。我们残疾人事业，当然更应该讲人道。”几人听罢邓朴方一席话，感觉他是个开明人，“打消了我们事先有过的顾虑，觉得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