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期间会场肃静，没有一个乱动的，大多数人都掉着眼泪，集中精神倾听雷锋的发言。会后部队分头讨论，战士们群情激昂，个个提出保证，迅速掀起了一个增产节约，大学毛主席著作，积极以战斗姿态投入施工的新高潮。这次忆苦大会让官兵对国家暂时困难有更明确的认识，对度过灾荒有足够的信心。
雷锋经常到辽阳驻军做忆苦报告，每作一次报告，当讲到亲人被迫身亡时，就要大哭一场，这对他的身体有些影响。有一次作完报告后部队首长从关心爱护雷锋身体情况出发，叫伙房炒了几个菜，做了一个汤，领导陪他到食堂就餐。可是，雷锋见到桌上摆放的几个菜，就是不肯吃，他说：“旧社会连吃的都没有，现在国家又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不能吃。”
陪他吃饭的几位领导再三劝说，他还是不吃，弄得领导们非常尴尬；可是饭菜已经做了，怎么办？僵持了一会，后来勉强吃了一点。
1961年春末的一天，雷锋从兄弟部队做巡回报告10多天以后回到连里，在和连长虞仁昌谈话时，连长发现他的脸色消瘦和发白，就问他是否有病。雷锋故作轻快地回答：“没有什么，只是近来常常睡不好觉，到十二点还睡不着。”此时的雷锋到外面做忆苦思甜报告，每天都要回忆自己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情绪激愤，以致过度疲劳而失眠。雷锋在外地不但只作报告，还要积极参加劳动。
虞仁昌于是下命令让雷锋休息，不准他参加公差勤务、体力劳动，还把雷锋安排睡到连部自己的床上来，因为雷锋自己睡的地方周围不安静。雷锋推辞不过，睡了一晚，谁知更加睡不着，对连长说。“昨天晚上比前天晚上还睡得不好，你还是批准我回去睡吧！什么工作也都让我去干吧！睡这里我思想上更安静不下来。”
由于雷锋经常出去做报告，技术业务受到了一定影响，连里很担心雷锋在开车技术上落后，就决定专门派一辆车，指定教员负责训练雷锋。当时一些战士有意见，认为是给雷锋搞特殊化、偏爱他。因为当时一个教员要训练很多战士，很多人合开一辆车。支部接受了那样的批评，于是就和雷锋商量，如何把技术搞上去。
雷锋花了许多休息时间来补回去作报告落下的训练，汽车模拟教练台就是他出主意一起试制成功的，雷锋经常中午不休息，饭都忘了吃，在教练台上练习操作，终于考核合格。
雷锋的成长，背后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根据张峻的回忆：
“雷锋的报告稿，不是雷锋自己写的，而是由工兵十团宣传股长吴广信、组织股长赵玉瑞和俱乐部主任陈广生等人一起根据雷锋的身世写成的。原来的题目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雷锋在作报告时自己把题目改成《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同时把原稿改用第一人称。”
“雷锋是一个有着高尚品格的战士，但不是一个完人，而且文化程度并不高。所以外出作报告的时候，总是有人陪同他去。陪同雷锋作报告的人很多，主要有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的宣传助理员洪建国、王炳库，理论教员于长清和我（即张峻）。工兵十团有组织股长赵玉瑞，宣传股长吴广信，宣传助理员庞士元、王漪南和81团的政治处书记季道逵等10余人。对雷锋的培养教育，由十团副政委刘家乐亲自抓；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帮助；对雷锋的学习辅导和对外宣传也指定专人具体负责。”
雷锋在入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的文章甚至读了几遍，写了许多的读书笔记。其实对雷锋学习“毛选”帮助最大的是于长清，他是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指定的雷锋的理论辅导教员，负责长期为雷锋辅导学习毛主席著作，雷锋的许多有哲理的学习心得笔记就是在于长清的指导下写成的。于长清还是陪同雷锋作报告次数最多的人。
“随着忆苦思甜运动的开展，随着雷锋影响的扩大，部队各级领导都非常关心雷锋的成长。就连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都时刻关心雷锋的入党和提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