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想象尤其需要智慧和友爱。2007年，香港爆发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曹疏影在《致扎铁工人》中说：“今天让我们重新学习肉体/通过你们的手臂，刚刚离开钢筋和铁柱/进入此般空气的骨和肉”，正如秦晓宇所说：“曹诗虽然也采用了女性视角、男性身体（扎铁工人无疑均为男性）的观相方式，这种方式涉及‘与他者的相遇’这一伦理学中心问题，但曹疏影关注并呈现的，是和他者的连接中形成的‘一切褶皱’，而非把‘肉体’纳入既定的观念秩序或两性的传统主题模式。”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伴随着游行，本身就发生在作为“言谈的场所”的政治空间。近几年一直参与教育平权运动等公民运动的纪录片导演、诗人陈家坪则在《友爱（或天安门之歌）》中写下了不起的诗句：“为失去友爱的王君/深思片刻”，良好的政治其实依赖的正是良好的人性。民主诗学的反面，在文学类型上，应该是古典悲剧（内容是以国家或个人形式出现的人类命运？）。这就是民主诗学的当代意义，也就是说，谈论民主诗学并非不合历史，真正予人错位之感的其实是当代历史中的古典悲剧。在诗与民主的创作原理上（从民主作者的角度），我也曾发过这样一条微博：“一行诗中的其他词会让诗人在一个词的位置上选择一个词而不是另一个词，这就是诗的民主，这个唯一选定的词是公意，也是行使主权的诗人。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才反对暴君，要成为暴君就是反对诗人自己：一个反对他自己的诗人可以倾听词语的公意而成为真正的君王。一个诗人不承认这一点会被一个词推翻。”
最后还必须澄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代诗的民主意味着对趣味/公民品味的提升。如果民主制意味着一种普遍的贵族制（列奥·施特劳斯语），那么，当代诗的民主制也意味着当代诗的一种普遍的贵族制。当代诗歌的技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民主是有难度的。这是一个民主的品位问题，在此，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并非多余：“人类的命运，呈现在大自然和神的面前的不管什么时代和国度的人，以及这种人的激情、疑虑、罕见的得志和难以想象的悲惨，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诗的主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源泉。”第二个问题是，当代诗的民主拒绝对民主的狭义化或固化也就是（各种现成的或自我宣称的）民主（政治制度）教条，但不忘对其展开批判，以持续不断地为民主赋予精神含义。
诗歌中的意味
黄 梵
我们阅读诗歌时，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期待在跟随着我们。就是说，如果诗歌只是被废话填满，那么我们的期待就如西班牙斗牛士的绛红色斗篷，会迁怒于那只懒得冲向我们的文本懒牛。一般来说，稍稍令人惊讶的诗句都会令期待有所斩获。问题在于，期待的性质因人而异，即使是接受相同阅读训练的人，他们的期待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各不相同。对每一首诗而言，期待其实都是一次检验的尝试。虽然期待里的规则也许含混不清，但期待确实能节省一个人的时间，使他不致在不知价值的困惑中瞎折腾。如果只求与已理解的熟稔事物取得平等，则不会产生期待。因为那种平等相处的要求，只会把期待扔出我们的脑袋。期待就如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早晨醒来对于直立的愿望。期待之所以常常令人咋舌，或给人慰藉，自然在于熟稔事物与期待事物的对比。至于人类为什么对与己相似的熟稔事物兴致寥寥，已有人类学家给予了回答：人类有夸饰的本能。据说悖于常规的性特征，十分利于早期人类的生存。我想，我们不用沮丧于诗歌期待的起源，是对人类繁殖的不倦祈祷。与熟稔事物的所谓对比，就是从熟稔事物里呼唤出一些有“差错”的事物。差错也许拯救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确实能拯救诗歌。
由于正是差错应和着我们的期待，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在诗歌当中，差错的尺度究竟应该多大？如果把晦涩费解作为差错所能抵达的上限，那么几乎不受诗意青睐的大白话，就可以看作是要几乎废弃差错的下限。这样诗意在诗歌里的命运，就取决差错与读者期待的谋合程度。显然，当读者期待的步伐过大，以致差错在它眼里过于微弱，那么所谓的诗意就不会产生。因为期待在作为检验原则时，包含着理解力对过分浅显事物的谴责。所以，差错要想受到理解力的青睐，它必须“进步”到能跟上或接近期待。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受共同法则支配的诗歌期待呢？我想，既然造成期待实现或不实现的尺度是理解，那么我们对诗意的追求也一定得围绕着理解打转转。在我看来，人是寻求相互理解的动物，这个特性也会再现于人对待文本的基本态度。人们既害怕需要过多理解的艰涩文本（因为对事物的不理解，会激起人内心最大的不安全感。这与人类早期倾向越熟悉的环境越安全有关），也会轻视不能把理解全部吸收的浅显文本。加上人有夸饰的倾向，那么真正能供人获得阅读快感的文本，大致就可以确定在：全部吸收理解的文本（即下限）和晦涩费解的文本（即上限）之间。我们在理论上也许能得到某个好文本的承诺，说服我们存在着理解力和文本恰好匹配的巧合，但实际的诗意繁荣，则很难依靠这点笨手笨脚的巧合。实际上，理解力和文本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按照前面的推断，当文本所需要的阐释理解力，高于实际的理解力时，这样的文本所呈现的事物，便是前面涉及的有“差错”的事物。差错究竟多大才能完成使文本或诗句产生诗意的任务呢？我愿意避开已有的概念，来重新探讨究竟是什么在贡献于诗意。
对已经熬到今天的诗歌来说，诗歌一进入批评家的脑袋，便被他们的精神奉为神圣的，就是所谓的意义。仿佛通晓了隐藏在诗歌中的意义，我们就能把读诗时的那种摇曳不定的感觉，纳入到赞美或贬斥它的确定使命中。古人为征服这种感觉的不确定所做的努力之一，就是提出了“诗言志”。这里的“志”不仅考虑了诗所蕴涵的意义，而且还规定了意义的方向。我想诗歌的珍贵大概就在于，它比我们如此怠懈的简化要复杂。一个读者可以全然不知诗中的技巧和意义，却比批评家更有资格去体味诗给予他的感动或触动。就是说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批评家的一厢情愿，它并非是在读者头脑中大显身手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为诗意找到一种更有前途的说法，我认为必须求助于读者那珍贵的感受力，而不是求助于批评家喜欢沿袭的批评概念。在读者那里，诗意是一种感性存在，不管读者对于诗中某个意象的态度如何，不管是恨或爱或怕，它都会在读者内心产生活生生的感受。为了免于读者对文本或诗中的某个意象产生失望，我认为文本或意象本身要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就是说一个读者的全部理解力，尚不足以穷尽文本或意象的全部神韵，文本或意象必须要像水流中的轻微湍流，以其某种不确定性来骗过读者的理解力，同时又不致使读者不能悉心体会文本或意象的绝大部分奥秘。这种在含义上的轻微不确定性，就是我想谈论的“意味”。意味就是叠加在意义上的轻微差错。轻微的意思是，它不会导致意义的改变。这样意味就不等于懂或不懂，它就像一种气息或气味，不屑于去划分懂或不懂的界限。它是在明晰意义基础上的一种眩晕，它不会像晦涩难懂那样，不致在读者心里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不安全感，同时它又迎合了人类所具有的夸饰本能。一旦我们前述的差错，开始具有某种轻微的不确定性，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差错具有了某种意味。意味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味的感觉会妨碍读者以万般确定的口气去谈论文本或意象，同时又保证了文本或意象可以收到被基本理解的效果。意味是掺和着多种意见和感觉走向的含混，而不是止于晦涩难懂的失语。就降临到读者理解力上的难度而言，它们的顺序分别是：明白如水——意味——晦涩难懂。
仔细考察一下意味，就会发现，如果明白如水对理解力来说太过普通的话，那么意味实际上是把“明白如水”交给了即将来临的下一个时刻。就是说读者读诗时，是处在即将全部理解的时刻（当然下一个全部理解的时刻其实只差一步，但永远不会到来），即将把诗人个人的东西，变成读者自己的东西。所以，从意味的角度说，完美并非是理解的毫无差错，而是它能够赋予读者的理解以某种个性。这是诗歌的“意义说”所不能解释的。因为“意义说”要求诗歌远离意义的某种随意性，它要用毫无差错的意义证明，读者对诗歌的理解是静止的。仿佛一旦找到了稳定的意义，就找到了能够报答我们的诗意。其实理解就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感知的那样，真正完美的作品既存在着可以全部探知的内容，也存在着让我们的理解发生漂移或眩晕的流动，存在着能让身心骀荡、不能自已的迷乱。“意义说”涉及的意义就仿佛是一座建筑，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本文提出的“意味说”涉及的意味，则好像某个人每晚所做的梦，始终围绕着这个人处于变动不居之中。意味既平衡了读者对于明白如水的不满，也巧妙鼓励了读者去完成自己的想象。意味的光荣既在于它是由诗人写就的，也在于它是由读者奉献的美梦。意味始终要维护诗人与读者的伙伴和合谋关系。“意义说”只注意到了诗歌里那些可以全部探知的内容，即眩晕之前的明晰部分，而忘了这些明晰部分恰恰是为了帮助读者创造眩晕感。就如医生光解剖每个器官，并不能真正理解生命一样。也只有那些能造成读者和文本互动的眩晕，才是诗意产生的源泉。它使人们在理解明晰部分的同时，又感受到眩晕带来的轻微陌生感。所以，在我看来，意义不过是为诗意产生进行的铺垫和准备。意义本身与诗意并无直接关系，而真正传达出诗意的则是意味。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并不可能被所谓的意义直接感动或触动。读者不可能在读《奥德赛》之前，仅仅了解到英雄奥德修斯克服艰难险阻执意回家的意义，内心就会被大大触动。如同我们不可能一见到“离别”一词，就心有所感。我们必须把心境置于离别的词语情景中，充分体会到离别的某种或诸多意味，心才会被真正触动。
在读者那里，意味是无须证明的存在。它就像能限制人喜怒哀乐的音乐，不会因它些许的含混或不清晰，而使读者的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例如，当我们读到叶赛宁的诗句：
我抱着白桦树，就像抱着别人的妻子。
诗句在我们内心产生的意味，远不是诗句意义所能穷尽的。我们也许可以列出此诗句的若干意义，比如，诗人以偷情的热情热爱着白桦树；或诗人抱着万般熟稔的白桦树时，产生了抱着别人妻子的新鲜感等等。此诗句贡献出的若干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不难理解。问题是这些意义并不直接产生诗意。读者不是靠知道了这若干意义，才确信这里面含有诗意。诗意恰恰是围绕着这些意义的一种气息、氛围、顿悟，即那种表述已经难以胜任的东西。那就是给读者留下余地可以反复去体味的无言意味。这些无言意味赋予读者的理解，以超越确定意义的权利。对于上述说法，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实验来加以验证。比如，我们只用修辞来给叶赛宁的上述诗句“注水”，而并不改变它的意义：
我热烈地抱着蓝天白云下的白桦树，就像热烈地抱着蓝天白云下的别人的妻子。
和叶赛宁的原句相比，上述诗句并没有更多的意义矿藏，但在诗意的感觉上却明显不如原句。按照“意义说”这个现象无法解释，相同意义的诗句怎么会在诗意的感觉上有差别呢？但按照“意味说”，这个现象不难解释。由于修辞的改变，围绕着诗句意义的意味也被改变了。就是说修辞改变了围绕在意义周围的气息、氛围，它使得造成顿悟、联想、想象的词语顺序发生了改变。这样就改变了围绕在意义周围，留待读者去抒发补充的感受空间。所以，意味的魅力就在于，它沉醉的东西是朦胧的、流动的，虽然它大体保持着对意义的忠诚，但它会受到修辞和语法的改变。意味的用处还在于，它承认了修辞和语法对于诗意的正当贡献。从意味的角度看诗意，诗意的构成就变得清清楚楚。
过去我们都喜欢谈论意义之谜，似乎意义之谜是产生杰出诗歌的法宝。遗憾的是，若以“意味说”的眼光看，诗人如果专注于意义之谜，他不过是把晦涩费解那个上限当作目标，而对人类内心的恐惧来源知之甚少。相反，当意义没有超出我们的理解力，而只是让“意味之谜”对阅读理解构成轻微的威胁，由于“意味说”所要求的阐释力和理解力的差距受限，不致出现因意味而改变意义的情况，那么迷人轻松而又意味深长就会成为这类诗歌的良好特征，这类诗歌就能传达出人类内心所共有的理想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