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于大家所处的现实不一样，问题是为什么一种现实的人不接受、不承认另一种现实生活的人，甚至不承认他们在活着，这实在太残酷了。——贾樟柯（电影导演）
2012年3月的一天傍晚，我独自行走在东阳街头，按照周红波在短信里的提示，去汉宁东路的一家茶馆见面。他忘记了茶馆名字，只记得大概的方位。周洪波是一名低调的酒行商人，也是引发关注的东阳集资诈骗案当事人吴英的丈夫。
2007年26岁的吴英被逮捕，2009年被判死刑。此案引发巨大争议，民间呼吁“免死”的声音不绝。周红波对是否接受我的访问犹豫不决。当时，吴英仍在狱中等待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
与周红波见面的那天，东阳飘下细雨。从霓虹闪烁的通江路往西一拐，汉宁东路顿觉冷清。唯一灯光大亮的地方是一家规模庞大的洗脚店。旁边就是装饰着仿古大门的茶楼，木字招牌笼罩在一束暖色追光下。我先到了，给周红波发短信，“是阿里山茶馆？”他很快回复：“正是！”
9点，周红波驾着黑色奔驰车出现。35岁的周面色凝重，长像帅气但是衣着保守。深色西装、里面套件老式的毛衣抵御初春的寒意。十分符合人们对于浙商的集体印象：以敢于冒险和务实的双重特点著称。
穿过充溢着印度香味道的走廊，走进一间回荡着流行乐的包房。周洪波嘱咐服务生把门掩好离开，方开口和我讲话。5年来，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是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一个直率到粗暴的矮个子男人。周洪波说，这是一种刻意安排，“东阳是个是非之地。年轻人还要在东阳混，吴父冲在前面，让我们说话行事要谨慎一些”。
很快，我明白了在这间茶馆约见的象征意义。茶馆前身是吴英本色集团的广告公司。出门东行，是本色建材城，以及吴英购置了大批房产的两个楼盘：博大城市和通江花园。这条街道曾经是吴英本色集团的起步福地，一度被称为“本色一条街”。
回忆短暂的风光，周红波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想，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如果在大上海，几个亿砸进去别人也不知道本色和吴英。只有在东阳这样的小城市，才会收到惊人的广告效应”。
吴英2005年年底成立本色集团，随后一年急速扩张，资金链出现了断裂。2007年2月5日吴英被捕。法院认为：吴英利用高额利息为诱饵集资7.7亿元，制造了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中国庞氏骗局。
在吴英被刑拘的第三天，东阳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责成相关部门清查本色集团的财务债权债务。在当事人家属没有获准参加的情况下，当地政府（而不是法院）主导了对本色集团的财产拍卖。在这场有争议的资产处置后，本色集团的动产被拍卖折合1000多万元，房产被查封。本色商业王国就此灰飞烟灭。
吴英的家人指责资产遭到了政府的掠夺和贱卖。东阳政府则辩解此举是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其真正用意或许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吴英的金融之手打破了国家银行体系的包围，暗流涌动的民间金融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查封之初，数百名本色员工曾涌上东阳街头，要求支付拖欠和未结算的工资。尽管周红波告诉我，本色有能力支付这笔钱，政府仍然决定出手结束这一切。
周红波喝了一口茶，敲敲茶馆凸起的水泥装饰墙说：“这些装饰还是吴英设计的，当初这些房子租了10年，投入了大笔钱，现在等于白送给人家了。”
现在，通江路上的本色精品酒店更名“苹果”，本色概念酒店更名“百特”，但是英文名仍旧是“BEST”，酒店入住需知至今还保留着“本色”字样。这是吴英主持设计的一家风格诡异的酒店，其中一层房间被装饰成原始山洞的模样。在东阳的时候，我选择住在这家酒店前后差不多一周。我坐在有些阴冷的山洞房间里，不解吴英为何在一个三线小县城营造出超现实主义的装饰风格。这就像试图突破现实的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
这家更换了主人的酒店依然受到喜欢猎奇的年轻人追捧。晚上，本地一些富裕人家子弟，驾驶着宝马车到这里开房打牌和女友约会。他们穿着瘦腿裤和红色耐克鞋，叼着香烟在大堂进进出出。就像我认识的很多长三角地区的富二代一样。在这个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资本的换手量十分高效，常给人“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惊艳感。而酒店对面，那条曾经给东阳小城带来冲击波的本色一条街以及吴英，正在快速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彷佛暗淡的夜空突然迸射出的一朵璀璨烟花，瞬间爆亮又瞬间熄灭。
他乡
某种意义上，对于吴英来说，东阳是他乡。吴英生于1981年，在距离浙江2000公里的青海随做建筑工程的父亲吴永正长到五岁，才回东阳老家。
近二三十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一直位居中国首位，成为民间资金最充裕的地区。东阳跟义乌、永康同属于金华地区，但是跟其他两个邻居城市比，却是个特例。历史上东阳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人多地少的现实，只提供给本地人两条出路，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都要离开故土。很多东阳人像吴永正一样去承包中国偏远版图上的建筑。
义乌以“鸡毛换糖”著称，永康则盛产“打铁匠”，两地总是出现在东阳“泥瓦匠”的身后。1980年代，东阳企业家徐文荣领导的横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让东阳财政收入一度在金华占头把交椅，但是这些企业最终没能做大。1988年，东阳撤县建市。20世纪90年代东阳被小商品市场发达的义乌赶超，90年代中期又被五金市场发达的永康超越。东阳经济陷入明显的弱势。去东阳之前，我造访了义乌，体量巨大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有470万平方米，相当70个足球场大。我从入口走到出口耗费了大约2个小时。我惊讶义乌民营经济的发达，也对当地蓬勃的资本需求有了切身体会。
东阳和义乌相距18公里，实现了同城化，房价却比义乌低一半。能说明东阳低效率的还有，连接义乌和东阳的义东路，进入东阳段就泾渭分明变得坑洼不平，经常惹来司机的咒骂。至少有三名东阳人登过福布斯富豪榜：郭广昌、徐文荣、楼忠福，东阳人控制着20多家上市公司。东阳人在外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本地GDP，东阳启动了经济回归计划，希望吸引东阳人把资本带回家。不过在本地人看来，财富青睐东阳的速度，不如想象中那么明显。
在吴英的父亲吴永正眼中，东阳是风水宝地，又是是非之地，富豪和低迷的家乡建立了某种隐秘的联系，也疏远了东阳普通人和这块土地的情感联系。他说，“当初要是知道吴英在东阳创业，我一定会阻止她，因为没有背景在东阳根本做不大”。
周红波和吴英相识于镇上一家网吧。周洪波在这间网吧调试程序。吴英在姑姑开的美容院做学徒，除了看书没多少爱好。她不喜欢上网，陪杭州请的技师在网吧上网认识了周红波。一开始两人在聊天室里聊，后来一起聊到了现实中。两人当时都很窘迫，吴英没钱，周洪波的口袋里每天也只有几十块钱。
窘迫也是东阳的写照。2002年两人订婚时，正是东阳经济的低谷。2003年落成的东阳市政府大楼是靠向义乌出售2亿元的永久水权才勉强盖起。2004年两人结婚。利用美容院结识的富裕顾客，吴英编织了第一个熟人圈子，并靠销售羊胎盘素挣了第一桶金。2005年东阳政府决意发展工业突围但是遭遇空前挫折。民间积蓄的不满，在这一年的一次群体骚乱中全面爆发，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称之为“4.10画水事件”。因为抗议一个大型化工项目的建设，近万愤怒的东阳人聚集到画水镇，与维稳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烧毁车辆，据传挑断了一名警察的脚筋。最终事态平息，但是在东阳官民之间埋下了长久的互不信任的阴影，影响至今。
周红波和吴英选择了更加自由的从商之路，试图摆脱困顿的现实。周红波说，“吴英为什么最后做到这么大？因为她充满财富的渴望。她天天想着怎么把一块钱变成两块。”
吴英急于扩张商业版图，但是遇到了“麦克米伦缺口”。英国人麦克米伦是现代金融史上第一个正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人。他在1931年预言，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缺口，即资金供给方不愿意以中小企业提出的条件供给资金。而这个缺口在中国正急速放大。
国家统计局曾抽样调查中国3.8万家小微企业显示，仅15.5%的小微企业能获得银行贷款。如果浙江所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总，共273万户，能够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总数仅为50万户。全省企业贷款覆盖只有20%。银监会规定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和企业年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为小企业。遍布浙江的大多数是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基本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吴英即属于其中。
创业阶段的吴英，进入不了正规的金融信贷体系，所能做的，只能是与地下放贷者结成同盟。
放贷者
作为一个职业放贷者，徐玉兰的生活十分低调。她的店面位于东阳一条热闹的主干道旁。门面毫不起眼，过去经营打字复印，现在灯箱上写着“寄售黄金白银、抵押房产”。在东阳，“寄售”和“投资公司”，都暗示着蓬勃的民间借贷业务。
徐玉兰和吴英曾经“亲如姐妹”，徐玉兰的女儿把吴英认作干妈。在吴英的判决书中，徐玉兰被指控借给吴英两千余万。徐的资金来源多为亲戚朋友。因为具有信用风险，民间信贷产生于熟人社会。
穿过前厅，徐玉兰的长女在这个窄小空间开了一家礼品店，经过楼道，徐玉兰的丈夫、蓄着短须的吴先生正在喂鱼。最里屋是一间客厅。墙上挂着身着西装的吴先生和数名北京金融界高官的合影。
徐玉兰性格直爽，她说吴英跟她很像，人讲义气，胆子大，并且有经营头脑，因此广受欢迎。她大约记得吴英从她这里借走的第一笔钱是投资一家洗脚店，这是东阳第一间洗脚店。此后生意越做越大，频繁的资金拆借已是常态。
中国法律不允许民间借贷的利率超过银行4倍。银行是6厘，也就是民间借贷上限是2.4分。事实上，民间借贷的利率一直超过这个争议的官方利率。
“一般借期一两个月，短的甚至两三天。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利息少的三分，市场上有抵押物的月利率为5～7分，借100万，月利息就要5～7万，无抵押物还要高。短期的就是为倒贷，一天两天的借贷，三毛利息也常见。”徐玉兰说。
中小企业急需资金短期周转的现象十分普遍，对此银行怠于接手，复杂的手续和抵押担保也让企业望而却步。
2011年全国工商联调查称，在过去3年中，有近62.3%民企是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融资。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11年，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同比增长38%达3.8万亿元，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
浙江证监局计算49万家企业2007—2009年连续三年的资产负债率，得出浙企融资结构从小到大依次是，利润留存占1.79%，上市与债券占1.58%，发起人投入占10.46%，银行贷款占39%，民间融资占47%。
但是，富裕民间信用和地下金融的生长空间，暴露出的道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也增加了当局对放开金融管制的忧虑，进而是对民间金融的一次次整肃。
陈国平的《浙江金融发生了什么》记载，1984年，温州苍南县钱库镇方培林率先注册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国有银行上门抗议，方兴钱庄只见过一天阳光就不得不摘牌转入地下。1986年短短3个月，因为借贷风波，温州全市有200多人潜逃甚至自杀，不少人倾家荡产。20世纪90年代发展农村金融基金会和城市信用社造成的风险，使得政府也进一步加大了民间金融的管制力度，民间借贷被一刀切。
但是民间借贷的生意照样兴隆。遍布义乌、东阳报纸上的“投资公司”分类广告，显示这至少是一个供需两旺的市场。
2006年吴英向银行贷款无门转而大举民间借贷的时候，引起了地方银监会的注意，东阳政府的“11·20专案指挥组”显示，早在2006年11月，也就是吴英被捕前2个多月，东阳政府就开始组织对吴英本色集团调查。其中一个迹象是，吴英原本2007年1月到期的唯一一笔工行贷款，在2006年11月就被要求提前还贷。随后义乌一个放贷者得到风声绑架了吴英，试图抢先收回贷款，事态最终全面爆发。
义乌放贷人林卫平是吴英最大债主，借给吴3.2亿元。林卫平的资金来源十分复杂，涉及66个单位和个人。既有朋友亲戚，还有来源至今没有完全公开的神秘资金。吴英和林卫平有过约定。不可以同一项目的名义四处融资，这是为了防止借贷者以一个项目为名，从多个放贷者借款，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出现卷款跑路事件。林卫平说：“我一直以为吴英只向我一个借钱，不知道这么多人借她钱。”
尽管缺少11名放贷人的指控，吴英仍然被定罪。放贷人也不能幸免。徐玉兰2007年2月9日被抓，服刑22个月之后获得自由。林卫平被判入狱6年。现在被取保候审。这天下午，林卫平刚从义乌党校的“矫正人员课”归来，他拒绝了访问要求，对我说：“我现在的身份是犯人，已经不可能继续做资金生意了。”
金融家说
“民间借贷触动了金融垄断的利益。民间借贷的动力，正是因为金融抑制导致。”3月初在北京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标准普尔的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廖强说。廖强曾经为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服务。
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是常有现象。通过限制金融机构准入，人为压低存款利率，吸纳了大量居民存款，并且为优先部门提供低利率信贷，换取经济发展。
中国的银行贷款在3年里增加了几乎一倍。中国通过向经济注入低息贷款避免了2008年的大衰退，这些贷款主要都流向了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尽管房地产需求仍然疲软，但该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低息贷款的优先对象，是效率饱受诟病的国企和垄断企业。著名的中国法学家江平批评说：“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国家更多干预的市场，我不赞成。四大银行经营再差，一年利润也有1万多亿，平均一天30多亿，这是个可怕的数字。”
国家控制的企业与民争富。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储蓄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民间金融市场必然成为民间资金寻求的出路之一。
实际上根据研究，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利率正常年份并不是特别高，否则就不能解释，这些主要依靠出口的中小企业，在劳动力成本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如果负债过高，为什么依然可以获利。
廖强说，“中国有一种很不专业的现象，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混为一谈，有的经营者也从事借贷专业。并且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套利的现象也很突出。”吴英案件的数名涉案放贷人，都曾因发生频繁的拆借纠纷，在义乌和金华的法院留下开庭记录。而廖强相信，现实中从银行低息贷款，然后到市场高息放贷的“影子银行”也大量存在。
中国曾发生过多起集资引发的群体事件，比如万里大造林、蚁力神事件。对于这种民间集资事件，缺乏有效的过程监管和制度安排，但是处罚结果往往很严厉，当事人往往被处以极刑。
河北企业家孙大午集资案，就是本世纪一个著名的案例。孙大午付给借贷人的利息，仅介于存款和贷款利率之间。2003年5月29日，他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多万元，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判刑三年缓期四年。
为了说明对于吴英案的观点，孙大午传给我一篇文章，在文章中孙先生说，至今关于非法集资的界限仍很模糊。比如说吴英借了7.7亿元，这7.7亿元里边又有多少应该是法律保护的本金和合法的利息收入？
金华和浙江两级法院裁定，吴英向11名债权人借款7.73亿元，还本付息3.89亿元，案发时有3.85亿元欠款。但吴英的行为是否犯罪仍充满争议。徐玉兰表示，吴英的借贷既有高息，也有低息，而不能一概以高息揽储论。此外这个案子充满了案中案。绑架吴英的义乌债权人伪造合同，法院根据假合同立案后意识到错误又撤销了起诉，而那些构陷吴英的当事人至今没有找到。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说，有许多疑点还没有彻底查清，就匆忙判处一个人死刑，显然不合适。
同时，浙江另一起借贷案也引起关注。义乌职业放贷人吴坚以月息6%到12%向浙江广厦集团放贷。根据2007年广厦公司外部单位借款情况变化表统计，广厦向43个单位和个人合计借款达96552万元，其中有明确身份的民间借贷人50余人。在追讨欠款中，吴坚向杭州上城区法院起诉广厦。而广厦则起诉吴坚侵犯企业名誉。但吴坚被西湖区公安局以诈骗罪立案调查。最终，法院判处吴坚行贿、抽逃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入狱9年半。
北京康达律师所律师高子程认为，吴坚案和吴英案的共同之处在于，民间借贷都受到了有争议的处置，并且都从民事借贷案件，不可思议地转变为刑事案件。
法学者江平呼吁放开金融管制，实现民间银行的审批和利率市场化。但是相关法律并不完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伟一分析，“出于维稳的角度，对于吴英案的严肃处理，可以视为当局对愈演愈烈的民间借贷可能引发动荡的担忧，以及对后来者的一种警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讲，根据公开报道，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万亿元，土地出让约2万亿元，维稳成本7000亿元，三公消费1万亿元。上市国有控股银行，去年前三季度光利贷差1万亿元，金融垄断利用利差获取的利益，正成为政府的重要利益来源，进而用于维持对社会治理的成本。
尽管对于吴英案是民间借贷还是庞氏骗局，学界尚存争论。但一个女子的命运轨迹，如何滑到了国家意志的对立面，进而被推至国家敌人的位置，更大的因素，或许来自政权维稳需要。由于担心削弱财权的控制，会导致政治权力的削弱，因此改革至今还没迈出关键一步。当吴英代表的民间金融犹如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的时候，她已经站在了垄断利益的对立面，成为了国家的敌人。
隐形富豪
数天后，吴永正和我一起去金华看守所。律师已经两个月没能见到吴英，吴要去问个明白。这注定是一次无望的探视。
中国两会期间，吴永正到北京寻求帮助，作家铁流表示愿意组建一个吴英案件民间真相调查团，邀请了******等知名人士参加，但是还没有亮相即被闻讯赶至的警方阻止。
天下着雨，汽车穿过金华繁华的街道，逐渐开往城市开阔的边缘地带，在偏僻的郊区，金华看守所和“闲人免进”的牌子竖立在一条小路的入口。还不到下午上班时间，两个狱警在传达室下一盘残局。透过传达室窗口，可以看到看守所内的部分面貌。左侧是用高高的铁丝网围住的运动场，大门右侧可以看到2栋灰白色的监舍，窗口同样被牢固的铁丝围住。可以看到铁窗里晾晒的衣物。墙上刷着巨大的宋体字“积极改造”。
吴永正和看守所所长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争吵，脾气暴躁的吴说，“为什么不让律师见吴英？我怀疑吴英已经遭到了你们的暗杀。”所长的解释是，会见必须经政法委同意，对方说了句“吴英很好”就挂断了电话。
来往的警察都被吴永正的大嗓门吸引。一个穿警服的女人，和吴永正对视一眼，擦肩经过，吴永正说，此人是吴英以前的管教。他忧心忡忡地说，5年来他只在法庭上见过吴英一面，吴英在狱中写了数十万字的申诉信，因为抗议申诉信被检查喝过工业胶水自杀。
去看守所的前一天，3月14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吴英案要实事求是，并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把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改革试点，并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深入研究。这似乎暗示吴英命运会带来转机。
吴永正随即在微博上转发了这条消息，他写道：“刚刚看了温总理的话，我非常感动，但是对最终结果我并不是很乐观。”这条微博得到了上千条转发和评论。
吴永正的焦虑在于：浙江的民间信贷如此频繁，唯独吴英遭受了看起来最为严厉的整肃，他怀疑背后另有强大的力量左右着吴英的命运。吴永正将猜疑指向本地一位受人尊重的企业家楼忠福。楼领导着上市公司浙江广厦集团，有很的深影响力，东阳一条叫广福路的街道就是以他命名。吴永正指控楼忠福的弟弟楼忠华参与了对本色集团资产（本色概念酒店）的侵占，并且得到兄长庇护。但是现在的百特酒店老板沈继红肯定地告诉我，“是我用450万元拍得了本色概念酒店，外界传闻买主是楼忠华并且控股百特，是无稽之谈”。
在周红波的记忆中，吴英仅仅和楼忠华在东阳大厦的电梯里有过一面之交。人称“楼伯”的楼忠华行踪神秘曾因涉黑传闻充满争议。据称吴英的喜来登KTV也屈服于一位东阳“大哥”的保护，而这位“大哥”又和楼忠华过往甚密。东阳警方拒绝对此评论，强调吴永正的说法牵强。广厦也已对相关言论予以正式辟谣。
吴永正看来，这都是东阳被隐秘寡头把持的证据。特别是吴英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在东阳大举借贷崛起时，她一定会被当成丛林中的竞争者，陷入权贵利益和本地豪强的联合围剿。“我不怕他们，东阳只有我一个人敢和他们斗！”在吴永正花700元钱租来的出租屋里，此话得到了聚集在这里的数名广厦上访者的认同——因为吴永正的敢言，许多东阳上访者找到他这里一吐为快。
这些担心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广厦退休员工称，广厦前身是东阳一家集体建筑企业，但是随着1992年政府主导的一次充满争议的改制，楼忠福入主，最终成立了上市公司。财富急速扩张，楼忠福登上福布斯富豪榜，而当初集体企业的130位退休员工一直为争取养老保障到杭州和北京不断上访申诉，他们指控财富被少数人掠夺，负责处理事宜的东阳市政府部门出具的公函却回应：无能为力。
东阳市政府的宣传部官员，将此归结为民间对于富豪普遍存在的一种仇富心态。但是，如果这位官员看到那些退休职工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0元，或许就可以找到仇富心态的部分根源。
东阳宣传部的官员陈一点承认，如果说聚集了大量财富的义乌是一只“橄榄形”，那么，东阳的经济更像一只“哑铃形”，他解释说，“两头差别大。大的很大，小企业很少，中间没有”。
这也是整个中国转型期的写照。哑铃一端，是财大气粗神龙不见尾但是影子无处不在的地方权贵和豪强，哑铃另一端，是为争取养老保障苦苦上访但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底层东阳人。而吴英，这个梳着齐耳短发的东阳女子，在从底层爬往高端的途中，失足摔下。
命运的哑铃
与周红波茶室见面的那天晚上，交谈持续到凌晨，中间周接了几个生意上的电话，神情变得疲倦。关于吴英，周记忆最深的是“气度很大”，其他“共同生活很平淡，没有特别的事情”。他反复强调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吴英案）是政府行为”。
周红波说，“给我们的最大体会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根基还不够大，就像一棵小树苗，边上是大树。何况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大树。小树要长大就要抽走大树的养分，这个地方就这么大，这些钱可以借给大树也可以借给小树苗。我们还在摇篮里，只有喝奶的力气，就被大树掐死了”。
我想到了那间超现实主义的山洞造型的酒店房间，好像突然理解了吴英的设计创意。那是权力和欲望的山洞，深渊里滚滚红尘，充满了触之不得的烦恼。
周缓缓地透露，本色成立伊始，也曾设想和执掌政策的机构官员建立稳固的联盟，事实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当吴英身陷囹圄，她为保命举报了3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湖北荆门的一名人大副主任和农行荆门分行副主任，以及一名农行丽水分行的支行长。他们对于收受本色贿赂的指控供认不讳。
“哑铃两头的人是谁并不重要，”周红波认同“哑铃说”这个对东阳现实的形象比喻，他伸展下四肢，两头抱头，吐了一口长长的烟雾，两眼盯着天花板，轻声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是谁在掌握着这只哑铃。”
看来无望的等待，出现了戏剧性转折。与周红波告别几天后，2012年3月28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颁布的十二项措施中，第一项就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这一切关乎民间金融的所谓破冰举动，皆与东阳奇女子吴英的案件有关。经过法庭内外长达5年暗波涌动的博弈，吴英免死成功。2012年5月21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但是留给民营企业的问号并没有找到标准答案。
据说吴英在狱中正撰写一部自传小说《黑天鹅》，或许小说的结尾应留下这样一个问号：是围绕此案的争论拯救了吴英，还是吴英以生命为祭拯救了坎坷的民间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