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2011年11月27日辞世，身后极尽哀荣。
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为张培刚送别，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回忆30年前，作为旁听生在北大听张培刚授课的往事。他印象中的张培刚一口古雅的湖北乡音，神情生动，语言幽默，讲解清晰，对于刚从黑龙江农村考到最高学府的周其仁有很大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在中国流行，1949年的哈佛大学，张培刚的得奖论文早就认定，中国农村——也是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追随者们称赞张培刚具有远见的理论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石，是缺乏独立学术思想的中国的少有明烛。这专门为张培刚打造的学术殿堂，更像是寻路中国的一声叹息。
一头爆炸式银发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用江湖式的口吻，称张培刚为大哥，称赞大哥的论文“写进了历史”。张培刚生前称张五常为大兄弟。如今，“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条船，那是中国船，”张五常的悼词富有寓意地说，“此船沉没，哥哥弟弟会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遇到阳光普照、清风徐来，哥哥弟弟会一起走进历史去。”
中国传统“士”的价值是提供独立的见解。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只有跟中国这条大船的命运发生交集，才显得具有价值、意趣盎然。然而近代以降却总是难逃权力阴影，或者逃亡或者只有选择沉默。与权力和政治的距离历来最难以把握，所以有了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出则伤心，入则伤人，张培刚98年的戏剧人生，参透了古老的宿命。
张培刚去世前一年，我来到武汉一处光线昏暗的寓所拜访这位世纪老人，没有感到期待中的思想珠玑在荷叶上跃动的喜悦，只看到了时光长久的停滞。
冬日的残阳照在身上，深陷在沙发里的这个瘦小的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我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多数时间，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如老僧入定般坐在我面前，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则负责做起了他的“传声筒”。
他的膝盖上披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腊月的武汉，正是阴冷难捱，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23摄氏度的恒温，可以帮助老人抵御南方没有供暖的冬季。作为校方的一项特殊照顾，20年前，从住所搬到招待所后，直到驾鹤西去，张培刚就一直住在这里。
阳光穿过窗棂的投影，落在老人略显不耐烦的脸上，原因是来访者打断了午后清梦。他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几乎是在向我抱怨了：“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似乎在暗示我：他不光没有精力，也不甚有兴趣应对来访。
的确，这已是破例了。张培刚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建华说，自从两年前取消了最后一个外出习惯：每周六去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近两年张先生已很少出门。
张培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张培刚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士，暮年以一种众星捧月的姿态高调亮相，奇迹般赢得了人生最高亦是最后的声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他完全没有想到，时隔4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这篇尘封的论文被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发掘出来，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篇开山之作。他也戴上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桂冠。
一个经常挂在追随者口中的说法是，同样从事此项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历史无法靠假设演进，现实是，张培刚走红学术庙堂是在生命中最后的短短20年时间，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潜于被人遗忘的江湖。从江湖到庙堂的一落一起，尽显光怪陆离时代的戏剧性变迁。
走红哈佛
生命的最后时光，红安子弟的生活单调而刻板：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大字版《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长久坐在沙发里，沉浸在回忆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张培刚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那是他得到日后全部名声的起点。
“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说到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整个身子几乎不动的他，才显得兴奋起来，从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头上戴的鸭舌帽，眼神中流露出这个年纪的老人惯有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谭崇台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张培刚1945年完成论文，1947年博士论文才获奖。而谭崇台遇到胡适是1944年冬，彼时张培刚来到哈佛不过3年。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出自张培刚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几乎没有，只简略提及，在美国曾经和赵元任、胡适等交往。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今天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实践功底。张培刚是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赴美前，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食粮之运销》中，张培刚面对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现象：当时从江西、湖南等内地农村运往宁波的粮食，成本居然比从泰国运来的还要高。在仔细地隔离了“运输成本”之后，张培刚的发现是，那是中国内地的“纯商业费用”偏高的结果。
对于张培刚的这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1937年，罗纳德·科斯首先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张培刚并不知道。
张培刚的学术思想的更大意义——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其中，国内市场的制度组织成本高于外销市场，依然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离开了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条主线，其他的课题都不容易有根本的解决之道。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张培刚写《农业与工业化》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最终通过博士答辩，获得了1946—1947年度威尔士奖。威尔士奖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一份当年的报道显示，和张培刚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北京工商大学梁小民教授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总结的张培刚的三个命题是：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必要条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
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前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我喜欢听贝多芬，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中午，学生半票。在夏天，乐团还在广场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学费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费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会省出5毛钱去听古典音乐会。”望着窗外日渐暗淡的天际，张培刚喃喃自语。
遁世30年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张培刚的学生、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说：“1946年秋，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武大，凝聚了一批人才，有哈佛的吴纪先、刘涤源、谭崇台，耶鲁的李崇淮、周新民，威斯康星的朱景尧。可说是群星灿烂，光华四溢。”但是他又说：“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1949年，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归国的张培刚，以及他所集聚的这批人材，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30年里，并没有发出期待中的灿烂星光。
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看，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宛如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我问：“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你远离经济学研究？”
张培刚努力回忆，但是记忆似乎在1952年后出现了惊人的空白，长达30余年。夫人谭慧在一旁挡驾：“请不要问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
张培刚有着两次回国创业的经历。1948年元月，他曾应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前往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当中国硝烟淡去，1949年，他辞去了联合国的职位，也辞谢了布莱克、厄谢尔两位导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1953年，40岁的张培刚和23岁的谭慧组建了家庭。
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夏振坤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希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
张培刚从写论文到搞基建，经济学研究自此画上了休止符。基建工作让他没有机会评论时弊，因此他不是右派，幸运地躲过了运动，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谭慧说。
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是6000万元，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400多万元，这么多钱都由张培刚统筹，张先生很是引以为豪，“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因为和西方的隔绝，很长时间张培刚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接待者误听为“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知道是工地上灰头土脸的基建张主任。领导把张培刚一家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接受访问，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装点门面。害怕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日后张五常大发感慨：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材。
此后见诸资料的介绍一概都简明扼要：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无话。
张培刚用隐忍熬过了人生的冬天。刘易斯1954年发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剩余劳动”论文时，张培刚正在工地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张返回教室，但讲授的是政治课，即必须当作真理膜拜的马克思理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虔诚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学术观，10年“文革”，张培刚被发配至农场，围湖造田，放牛种植。他曾用独轮车一次运送数百斤肥料到田里。谭慧说：“生于湖北农村，他的农活比城里出身的教授干得好，牛也养得比别人好。”张培刚炫耀说：养牛无巧、栏干草饱；推车无巧，只要屁股扭得好。这些农村谚语，都是农民在劳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在一本《学海扁舟》的论文集中，张培刚的一段自白多少剖析了当时的心迹：“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
胡景北教授认为：张培刚先生没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创始人，这里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先生1945年的论文虽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提出一个分析概念来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例如1954年刘易斯（Lewis）提出的剩余劳动或1955年纳克斯（Nurkse）提出的大推进等。”
胡进而说，张先生之所以没有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中国政治在其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剥夺了从事研究的所有可能。“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深深感受着这一变化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苏小和说，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张培刚？
谭慧说：“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
迟暮的光环
1978年，张培刚被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站了30多年之后，张培刚终于找到凳子可以坐下歇歇。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大门打开，经济学沉寂多年之后成为显学。恰在3年前的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刘易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他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
聚焦张培刚的目光越来越多。张建华回忆，他在1985年前后看到上海社科院杨建文的一篇报道，称张培刚是经济发展学创始人之一，由此萌生了报考张培刚研究生的想法。成为师生之后，张建华发现张培刚个性严谨，“对于学生每一篇论文的细节、文法都要求和讲究之极”。
张培刚试图用苛刻的要求找回曾经的灵气，又不免困扰于日渐衰退的身体和智识。张建华记得老师为了写一篇回忆录花费了3个月，熬得十分辛苦。
张培刚属牛，就像是一头劳累的老牛，智慧和锐气消失殆尽，仅仅留下了牛的韧性。熬到85岁获得博士学位点，经济学院总算在华工大生存下来。“蹉跎岁月，壮志不酬”，张培刚常为此深感遗憾。
同时戏剧性一幕就此展开，经济学人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一个隐士般的大师，纷纷攀附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人生又忽变得热闹。
更多的人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写道：张培刚如果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因为他在张的书中发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已经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钢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张培刚的三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
20多年前，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陷入衰落，张培刚曾在各种场合为发展经济学振臂一呼，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不过并没有得到更多认可。
张培刚的人生浓缩着许多“士”的境遇。中国历史悠久，一度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还在世界前列。100多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为什么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为什么农业大国中国难以实现工业化，真正做到国强民富，人人获得平等自由？这些问题，困扰着张培刚，到晚年他似乎豁然开朗。
张培刚说，问题十分复杂，中国有近3000年的封建史，100年受列强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取得成绩的同时，又始终受左倾路线干扰近30年。这种历史发展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1949年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大。
此外，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厦门大学王亚南教授认为，中国领土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1800多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则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漫长的封建制度最有害的影响是中产阶级难以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又出现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环境破坏、污染严重。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从教育领域看，被称为神圣殿堂的高等学府，不仅是一所大学，而是普遍地受到浮躁、功利，追逐钱和权的严重影响。
我问他：“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很难。”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摇摇头。
他认真盯着我，“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说：“那就再等个二十年吧。”
太阳彻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访结束的时间到了，他很听话地打住，就像有一个开关在控制着他的思维。隐士先生的表情恢复了初始的和气，双目微闭，似乎元气大耗，从盖着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我握别。
生命的最后，张培刚已经无力和时间抗衡。他被疾病折磨得十分痛苦，医院尽其所能，却无力回天，无法助其减轻疼痛。夫人谭慧每天有半个小时时间进入重症病房探视，看见一个大如水管的呼吸器插进张培刚的喉管，嘴只能张开。张培刚锁眉、闭眼。当夫人握着他的手，俯身告知已在身旁，张培刚紧握谭慧的手，眼角渗出两行清泪。张培刚痛苦不堪，谭慧心痛不已。这种状况持续几乎达一个半月之久。
张培刚曾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两本书之间，是漫长的时间空白，既是人生的空白也是中国的空白。中国画地为牢把自己孤立于现代文明进程之外，知识分子则完成了对权力的依附与自我湮灭。
那次拜会结束出门前，我下决心问出希望张培刚能够直面回答的问题，时间已经揭示了部分答案，但是我想听阅尽人事者亲口道来。或许这刺痛了老人。
“那么，张先生，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您自己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间里的气氛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那一幕像老电影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中：门开门合，我回首见他一动不动陷在沙发里，保持了一种老僧入定般的平和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