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丝·厄德里齐与迈克尔·多雷斯（Michael Dorris）于1991年合作出版了小说《哥伦布之冠》（The Crown of Columbus），时值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成为文学界期待已久的一大盛事。早在小说正式出版的几年之前，仅凭一纸定单，版税居然高达150万美元。创作者作为夫妻联袂的文学新星，更有轰动效应。多雷斯当时刚刚荣获了（非小说类）普利策奖《断线》（The Broken Cord），一部探讨土著美国人家庭问题的著作，而厄德里齐也早已蜚声文坛，她的《爱药》获得1984年“国家图书批评奖”，有诗集和多部小说问世，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
《哥伦布之冠》聚焦美洲殖民史的起点，透视哥伦布的美洲之行，解构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在哥伦布的历史遗产遍布美洲公共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殖民烙印不是锁定在历史的缺席之中，而是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角色交替变化、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和文化多元化飘忽不定的后现代社会。因此，哥伦布就成了一个悬挂在美洲社会中巨大的后殖民符码，如何破译这个符码也是解读美国土著文化在美国历史中缺席的真正切入点。本章围绕评论界对《哥伦布之冠》的争论，通过对小说的分析，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下，种族生存、文化传统的延续、故事与历史的承载关系是美国土著文学的主题；文化交织与变通是种族生存的必然逻辑和土著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
族裔的发明
《哥伦布之冠》的情节很有戏剧性，像通俗小说。许多评论家曾批评小说过于商业化，认为厄德里齐与多雷斯放弃了他们在早期作品中对政治性主题的探索。《纽约时报》书评人Michiko Kakutani认为，《哥伦布之冠》背离了厄德里齐与多雷斯小说的一贯主题：家庭、悲欢离合、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无根状态，以及美国印第安人处于快速多变的社会边缘的艰难境遇。评论指出，“厄德里齐与多雷斯的早期作品交织着几代印第安人的命运，充满了历史神秘感，而《哥伦布之冠》则过于追逐时尚，缺乏神话和寓言的深度。《甜菜皇后》和《蓝河黄舟》（A Yellow Raft in Blue Water：A Novel，2003）中奇特的、寓言般的神秘感已荡然无存。”厄德里齐与多雷斯的小说曾以描写美国土著人的社会和心理悲剧见长，但不知为什么这些都消失了。
批评界的反应基于对美国土著文学的一种固定的期待和误读，这反映了近年来少数族裔文学评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们认为，印第安文学应当是“神奇”、“怪诞”、“神秘”的，应具有悲剧感，而《哥伦布之冠》远离当代生活，淡化历史，从而削弱了作品干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力度。作为美国土著文学的代表作家，人们期待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文学作品。这使我们想起西尔科对厄德里齐的另一部小说《甜菜皇后》的批评。西尔科曾指责厄德里齐的小说创作缺乏历史感，更注重后现代语言游戏和自我指向，忽略美国土著文化的口述传统、社群经历或种族历史。她认为《甜菜皇后》有逃避政治和历史的嫌疑，违背了原创者的初衷。厄德里齐于1988年出版的小说《痕迹》中，针对西尔科的批评做了回答。《痕迹》是厄德里齐关于北达科他州印第安齐佩瓦部落生活四部曲中的第三部，小说的创作花了十年之久。厄德里齐又回到历史题材，以齐佩瓦部落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况为背景，揭示弱势文化在重新述说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
威纳·索罗斯（Werner Sollers）在《族裔的发明》（Invention of Ethnicity）中指出，在当今美国社会，人们已经很难按照族裔群体对作家进行严格归类，把某个作家划归到某个族裔的做法已显得不合时宜。西尔科本人的多元文化背景（美国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拉古纳部落）的传统使她的小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纵深的历史视野。她所在的部落既保留了传统和集体文化身份，同时又适应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步调。厄德里齐是齐佩瓦部落成员，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齐佩瓦是受美国政府同化政策灾难最为深重的部族，其程度和范围要比西尔科所在的印第安拉古纳部落严重得多。厄德里齐是德裔美国人和印第安齐佩瓦血统的混血儿，小说反映美国土著人在当今美国社会中异化的生存境况和在多种现实层面之间徘徊不定的无根状态。尽管她在《甜菜皇后》中侧重祖先中德裔美国文化，但这并不是对齐佩瓦部落文化的背叛。
在《族裔的发明》一书中，索罗斯对族裔作为自然、永恒、固定的本质化范畴作了重新定义。族群存在于历史之中，其作为文化实体有着极大的可塑性和不稳定性，各族裔和文化实体之间是互动、互容的关系。“族裔是为人们普遍认同但同时又是极有争议的集体虚构，其存在和意义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发明和创造过程之中”。索罗斯使用“虚构”和“发明”这些词语的语境是后现代语境。族群存在于所谓现实世界，但我们对他们的观察和认识（归属与某个族裔的成员）却是一种话语行为的构建，族裔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历史建构的过程。
西尔科把族裔（ethnicity）定义为一个稳定不变的范畴，把《甜菜皇后》界定为与客观世界脱节的后现代文本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其对厄德里齐的批评反映了文学界关于后现代小说中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论题。在厄德里齐的小说《甜菜皇后》中，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不确定性。印第安保留区是作为一种话语中的缺席而存在的，但在《痕迹》里，小说的叙述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部落酋长、幸存者纳纳普什和部落后裔宝兰之间进行，而后者的文化身份已经破碎和断裂。在《纽约时报》的作家访谈中，厄德里齐谈到，这种复式叙述的手法是她的丈夫、合作者多雷斯建议使用的。《痕迹》400多页的手稿搁置了10年之久。多雷斯说，在阿拉斯加的阿萨巴斯坎部落的语言中没有第一人称我，只有“我们”。厄德里齐在《痕迹》中使用多角度叙述所造成的集体视角恢复了齐佩瓦部落的口述传统，同时又强化了部落精神文化的破碎状况。小说的叙述立足于现实和历史，从纳纳普什和宝兰两个层面上展开。宝兰是文化同化政策的牺牲品。文化身份和自我的丧失使她在迷乱中在欧洲白人的理想中寻求认同，钵依天主教也使她远离部落文化传统，无法面对异化了的现实。厄德里齐在《痕迹》中以强烈的历史感和震撼力刻画了美国土著人的历史悲剧和现实境况。在这一点上，她与西尔科对当代印第安保护区生活的写照有共同之处。她们没有把土著美国人写成崇高野蛮人受害者或丧失身份、行将灭绝的族群，而是用话语的强有力武器去努力改变现实。
作为文化符码的哥伦布
《哥伦布之冠》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讲，都关注美国土著文化的切身问题，与作者此前的作品有连贯的主题：种族生存、文化意义、故事与历史的关系等。《哥伦布之冠》聚焦美洲殖民史的起点：哥伦布的美洲之行。小说集中在两个主要人物命运的交叉点上：男女主人公都是达墨斯大学的教授，但出自不同的族裔、宗教和经济背景。罗杰·威廉斯教授来自新英格兰，欧洲传统诗歌写作的诗人。斐文教授是个混血，来自新墨西哥州，单身母亲，在土著美国文学研究所任教。大学学报编辑请斐文从印第安人角度写一篇评论哥伦布的论文。罗杰曾是斐文的情人、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哥伦布研究专家，正在创作一部描写哥伦布在新大陆旅行的史诗。此项研究课题把斐文和罗杰带到了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这据说是当年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大陆的岛屿，去寻找两件珍宝：哥伦布早已遗失的日记和一个神秘的皇冠。小说的情节把我们从尘封的图书馆、档案馆带到美丽的加勒比海岛的各个角落，在寻宝的历险中经历了离奇的遭遇，险象环生，绑票、凶杀、鲨鱼袭击，到最后发现深埋的宝藏。像这样一部以寻宝历险记为题材的作品，难怪评论界大惑不解。
其实，评论界的盲点基于这样一种期待：美国土著作家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土著美国文学应该神秘、怪异，形式上要有诗意，运用和谐的语言、惊人的想象和比喻，而且要有悲剧意识。退一步讲，即使形式上不能如此，美国土著作家们至少应该写出慷慨激愤、“政治上正确”的修正历史的小说，或做出一副困兽犹斗的姿态。这些评论强调神话的、宏大的悲剧性主题，其实是重复以往西方对原始文化的一种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误读：所谓崇高野蛮人的形象，把他们从真实的、实际的社会生活拉开距离，这样才能无伤大雅。另一方面，说印第安作家应该写具有震撼力、悲愤的文学实则忽视文学性和艺术性，为把少数族裔作家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做合理化论证。换言之，美国印第安文学应不同与美国文化主流产品，应该强调其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和道德优越感，孤芳自赏。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手法不应该出现在土著作家的作品中。
这种对于印第安与非印第安、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两元对立和一成不变的庸俗化理解正是厄德里齐与多雷斯在《哥伦布之冠》中刻意颠覆的。厄德里齐与多雷斯笔下的人物通常交织着多重族裔身份和文化符码，两人不尽相同的族裔背景也使他们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解构族裔本源和文化承传。厄德里齐在一次作家访谈中曾提到，她父亲的德裔美国人的故事和她母亲的齐佩瓦部落传说都构成了她小说的背景和素材。她本人的文学背景和创作经历也兼有欧洲和美国文化双重身份，欧美文化的熏陶和本部落的传统同样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叙述风格。她说，由于自己处于（或来自于）文化身份的灰色地带，使她不得不在文化身份的探索中自由地选择或摒弃某些文化价值，从而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在厄德里齐看来，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是美国印第安人的终极关怀。由此看来，《哥伦布之冠》吸取关于语言不确定性、多变视角以及身份交替等后现代写作手法，并采用通俗文学类型，强调差异的同时注意多元文化的相互交织和互动。作者采取这样的写作策略，意在提醒读者：印第安人和当代美国人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社群，也揭示出文化交织与变通是后殖民语境下印第安人种族生存的必然逻辑。
小说中的斐文就是一位幸存者，混杂着印第安人和白人血统的现代美国人，作为一位学者，自觉地审视哥伦布的文化遗产。殖民化遗产就成为小说中贯穿始终的隐喻和象征。作者关怀的是殖民给全美洲人民（不只是印第安人）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哥伦布在美洲的殖民经历渗透了美洲生活的各个角落。罗杰指出，哥伦布（不是其人，而是一种观念）无处不在，身前身后都有他（它）的影子。他像一个幽灵，徘徊在印第安人民的生活中。哥伦布是探险家、历史记忆、一个地名、一个巨大的文化符码，也是一个被毒品和酒精麻醉了的国度。
哥伦布已成为一个历史文本，滋生着人们对历史无穷无尽的猜测和断想，读者在这历史的缺席里填充着各自的想象。作者采用纷繁多变的叙述手法，试图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关于美洲地理大发现和美洲殖民的传统概念和思维定势。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里，哥伦布成了研究和猜想的对象，一个最终的无法认知的他者，一个神秘的文化符号。罗杰说：
哥伦布是个悖论：他无法言说，不可理喻。这正是他吸引我的地方。哥伦布不可能如他自述的那样无所不能，他本人是他自己虚构和再现的产物。令人琢磨不定：一个宫廷贵族，又是加勒比海盗，一个集商人、圣贤、学者、疯子、贩奴者于一身的人。他的谎言堆积如山，这些谎言又凝固成真理，骗子的真理。
在斐文的研究中，哥伦布并没有以殖民者的形象出现，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既非英雄也非混蛋，只是他的幸运造成了我们的不幸”。但当代人已经不可能获得关于哥伦布历史的真本。对厄德里齐与多雷斯来说，在支离破碎的殖民历史语境下，族裔身份复杂多变，他们笔下的人物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当商人克博出价50万元购买她在达墨斯发现的哥伦布日记的遗失页码时，她发现历史又奇迹般地重演了：当年那些狡诈的商人也是这样用染着天花病菌的毛毯与印第安人做着不平等贸易。
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
《哥伦布之冠》充满狂欢和多元文化的骚动。小说结尾处，斐文说：“世界很小，相互关联，印第安人用古老的亚洲人的办法打开古老的欧洲的秘籍。”印第安人关于天地合一、万物共融的传统宇宙观说明，多元文化与印第安人传统并非水火不相容的。正如斐文的祖母所言，“在她的不可动摇的世界里，诺瓦湖人和耶稣基督可以平起平坐，述说各自的故事和真理”。多元文化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就存在，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斐文在“1492年以前的美洲文明”一课中讲道，“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数以百计的社群和部落，成千上万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这并不是说殖民对土著美国人已变得无足轻重；殖民者的冲突具有毁灭性后果。纳什告诉斐文，天花、疟疾、麻疹和肆虐的病魔曾经给生活在美洲大陆的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哥伦布不仅是殖民者，还是个奴隶贩子。但作者更关心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更关心匡扶正义的手段，而不是沉溺于过去的神话、浪漫式或悲剧性的历史回忆。作者并没有放弃早期的主题：处于快速多变社会边缘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悲惨境况。作者轻松、调侃、幽默和亵渎神圣的手法也是美国印第安人常惯采用的，与美国土著文学的传统并行不悖。批评家保罗·G·艾伦曾说：
“幽默是印第安人的处世哲学。印第安人聚在一起时有说有笑，来对待历史的恐怖，淡化殖民现实的持久影响，减轻痛苦的记忆，缓解那种在故乡的土地上被流放的感觉。幽默是印第安人处理生存、集社、庆典与生存危机的主要手段。”
把幽默、调侃和亵渎神圣与生存危机融入叙述之中，是美国印第安文学叙述传统中独特的处理手法。小说结尾处，我们发现真正的财宝不是哥伦布的帽子，而是哥伦布的日记1部记载着当年事件经过的字迹潦草的文集。最后，斐文在出版的哥伦布日记全珍本注释中把土著美国人的历史和哥伦布的记事并列叙述。正如在《痕迹》中，纳纳普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笔为剑，用文字暴力来反抗文字压迫，与官方历史抗衡一样，《哥伦布之冠》中的斐文以哥伦布本人的文字记述来解构其自身的殖民经历。哥伦布日记不是一个意义稳定、一成不变的叙述，而是一个充满歧异、盲点和误区、夹杂着历代读者和批评者的阐释意图的复杂文本。阐释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取决于故事的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的立场及其所处的时代。对于读者和批评家而言，哥伦布日记提供了哥伦布承认美洲土著居民独立主权的合法证据。文本的阐释必不可少，面对历史的缺席，放弃文本的阐释无异于放弃历史，是对历史的逃避。在哥伦布的历史遗产遍布美洲个人与公共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殖民的烙印不是锁定在历史的缺席之中，而是在飘忽不定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角色交替变化、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之中。因此，哥伦布日记就成了一个悬挂在美洲社会中巨大的后殖民符码。如何破译和解构这个符码也是解读美国土著文化在美国历史中缺席的真正切入点。
在《哥伦布之冠》中，厄德里齐和多雷斯通过多重视角和复式叙述来透视哥伦布的美洲之行。作者并没有选择“政治正确”的视角来陈述历史，而是创造了一部正视哥伦布殖民遗产的小说。在哥伦布的殖民影响渗透美洲人生活的当代社会，如何正视历史、在危机四伏的逆境中求生存便成为当代美国土著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