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实际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既是对以往中国特色文化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我们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动员。
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前提、必然要求和必达目标。没有文化的复兴，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也是没有灵魂的“暴发”，或只有“四肢发达”的“怪物”，也不可能持久。对此习近平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谋划“十二五”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一系列的事关未来发展大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对于如何应对当代世界各种不同的评价和态度，还没有做好迅速应对的合理的战略的、策略的准备。也许因为这一重大转变太过迅速，我们还没有建立心理的或实践的准备。我们习惯于对抗性的“抗争”模式、“争气”模式，还没有学会作为大国国民如何放低身段，转换姿态，广收兼听的对话模式；我们逐渐学会了与世界进行经济的交往，逐步熟悉了国际资本运营的规则，却还没有学会如何以文化中国的姿态与世界进行文化的交往，这是一个更为艰巨，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转型时期的经验教训，学习各国进行长期发展战略（30～50年）的经验，进行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文化强国，以文化强党，以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但是，目前，我们尚缺乏文化在党和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准确定位，缺乏30～50年的宏观文化发展战略，缺乏宏阔长远的中国文化的全球谋划。为此，我们必须全面审视我国文化的现有形态，逐步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推进文化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实现文化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实践，是一场重要的思想革命，是国家和党的文化理论的创新。
具体来看，我们必须首先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文化领域的问题。在这一转型中，文化理论和文化发展方式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创新既是观念的解放、产业的转型、新思路的开拓，又为国家文化政策的创新提供思路，是对未来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是一种总体的文化战略的部署与策划。
为什么要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的提出有何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一、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终极目标
什么是发展，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发展就是指或主要指经济的发展吗？不同的发展理念产生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同的发展战略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国际国内社会一直将发展主要看作是经济的发展、GDP的发展、物质力量的发展，而文化则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属物，与发展无关，或与主体经济无关。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各国重新思考文化与发展，文化、经济、科技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认识到文化作为高端产业形态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率先调整、转型、升级，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并在这一领域规划、布局，抢占创意制高点。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认为，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应当被看作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尽管有时候可以作为发展的手段，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仆从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中不仅包含经济的发展也包含文化的发展。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而经济、科技的发展，说到底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计划》（草案）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
可见，当代世界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度重视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现。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文化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当代社会经济。西方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认为，文化影响经济结构的方式主要有三类：
其一，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益。借由增进群体共有价值的方式，群体成员能够进行有效益的生产程序。其二，文化会影响公平。例如，通过不断灌输像关怀他人这样的共有道德原则之方式，人们建立使关怀得以表达的机制。如果为了后代着想的道德责任能被大家接受为一种文化价值的话，那么在社会为一整体的情况下，我们从跨代平等里即可看到文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文化对公平的影响会呈现在群体的资源配置决策上，如此，其成员可达到公平的结果。其三，文化会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文化价值有可能与追求物质进步完全一致，并借此判定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成果为成功或失败。而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的文化并非只追求物质成长，同时也要追求非物质目标，例如生活品质。
习近平同志一直坚持认为文化是灵魂。他指出，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
二、文化发展的转型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这首先是由以前的单纯的以经济为中心，以文化为仆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形态，转变到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战略思想上来。
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发展为越来越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并催生了当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影响的新生的产业类别，即所谓数字新业态，如动漫、网游、互联网经济、数字设计、电子（数字）商务、网络电视台、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网游、手机音乐、手机报刊、手机阅读、手机娱乐等的发展壮大，并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的变革。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与世界各国创意经济发展的数据相比，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属于高增长、高利润的新兴产业，是升值空间大的“潜力股”。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高于GDP增长速度。2009年我国电影票房收入超过62亿元，同比增长43%，跃居世界第三；新闻出版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20%，文化创意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其次是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高端产业，是当代服务经济中的高端形态。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要调整，要从低端制造业走向高端制造业，要从以制造业为主逐渐调整走向高端服务业，特别是向生产型服务业转型，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提升改造。作为先进生产力，文化创意产业是产业发展的高端形态，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具有低碳环保、生态发展的基本特征，并具有创造就业岗位的优势。它将推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越界、调整和重组。
最后，文化创意产业还是启动和满足内需的重要产业形态。2012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1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国公民的文化需求将有一次较大幅度的提升。我国休闲、娱乐、体验、游戏、养生、旅游观光和生态文化的需求将急剧增长。目前我国电影电视市场、游戏市场火爆，“黄金周”文化旅游屡创新高，尤其是三网合一后的数字文化产品不断创新，推动了文化市场的新的繁荣。
文化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提升与合作。这种越界主要是面对第二产业的升级调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细分，将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通过越界，寻找提升第二产业，融合二、三产业的新的增长点。产业要创意化、高端化、增值服务化，以推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第二产业卖产品、卖机器，创意产业卖设计、卖理念、卖精神、卖心理享受、卖增值服务。从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顺利完成了原有产业的转型、改造与提升，都将文化创意产业放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全力推动。
三、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文化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众多内容，而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央“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增强国有文化单位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打造一批走向世界的、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鼓励民营文化创意企业快速发展，鼓励非公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推动一批企业上规模、上档次、抓效益，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这是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说到底，只有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文化发展方式转变，也只有文化发展方式转变了，文化体制才可能得到改革。
打破计划经济的文化发展模式，整合机构、转企改制，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让企业走向市场，到市场经济中去游泳，特别是到国际市场去一竞高下，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2009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同日在京成立。文化部推动多家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走向市场。三家集团有限公司转企改制，成为文化系统首批由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直接转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中央文化企业。
与此同时，全国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也打响攻坚战。国有院团实施结构调整，切实整合资源、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报载，2009年全年共有58家国有院团实现转企改制，区域性骨干演艺集团公司集中涌现。北京演艺集团公司、陕西省演艺集团公司、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公司等相继成立，成为区域性龙头演艺企业。这开启了文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先机。
四、文化与科技：两轮驱动、两翼起飞
坚持文化与科技相结合，实现文化与科技的两轮驱动，不断增强文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文化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呈现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传统的文化产业类别正在进行数字化高新科技的改造，如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等；另一方面，以数字化等高新科技为基础的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正在迅速诞生和风靡，如动漫、网游、数字音乐、网络视频、手机增值业务等。而忽视当代数字高新科技的高端平台建设，缺乏高科技引导的创新创意，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文化创意产业是科技文化化和文化科技化的高端产业。我国跨越式发展的道路首先应以数字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带动文化的产业化。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近年来在世界媒介革命浪潮中奋力拼搏，IT业高新技术获得高速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日益缩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网络信息产业的发展，紧紧追踪国际步伐，几乎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发展，在技术与人才上，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这就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科学基础、技术保障基础和人才储备基础。
同时，当代信息革命已经由过去的硬件为王逐步走向软件为王、创意为王的新的发展阶段，正从技术为王时代走向内容为王时代。显然，在当今3G时代三网融合的背景下，信息产业只有与内容产业融合发展，才会如虎添翼，前程无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信息产业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产业，而是信息技术产业与内容文化产业的高端融和形态。同样，文化产业只有与信息产业相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内容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内容信息化，走新型产业化道路，才有可能实现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从现实发展来看，我国内容产业与云媒体技术融合的模式，文化产品线上营销与物联网融合的模式，实践了文化与科技的无缝对接，全面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
所以，实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不仅仅是在文化产业中提高高科技含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自身具有的性质：当代文化日益具有主体筹划、投射、设计和创造的特征。也就是说，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从观念、形式、体制、管理到操作实践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全面实施文化创新—创意工程。文化领域必须积极参与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参考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建设国家文化创新—创意体系，丰富、扩大和提升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内容与品质。
目前，我国IT业、互联网和信息传播业的发展正迫切需要内容文化产业的支持和推动。这就为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提供了高端起步、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机遇。它应推动新兴数字技术支持的新媒体信息内容文化率先产业化，从新兴的创意内容产业等高端产业入手，以数字化等高新技术促进文化的产业化，改造传统文化生产流通方式，带动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全面发展和提升。
五、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与公共服务的对位性机制
21世纪以来，文化的价值在我国国家战略层面上被重新估量，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均衡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逐步走向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的关注日益提升，对文化的推崇日见其力，这显示了我党审时度势，对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准确把握。这一把握突出表现为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对位性机制。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协同和配套是文化全面发展的必要构成要素，缺一不可。在全球市场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关注民生，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对位性的科学发展，是我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举。一方面，它体现了我党审时度势，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作出的战略选择。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当前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走向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它又从我党的根本宗旨出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以公共投入和规划建设的方式，满足公民进入小康时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基本需求。这一对位性创举，是不同于美国、欧洲各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虽然它还处在探索完善阶段，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施以人为本政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提升公民文化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形式；是适应当代世界潮流，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重建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的根本措施。总之，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强大推动力量。
六、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要借鉴和引进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现实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至今仍比较薄弱，市场程度不高，体制弊端严重。但是，我国的经济改革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却是成就喜人，举世瞩目。所以，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要借鉴和引进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我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从观念、形态、体制、管理到实践操作，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上市金融运营、投融资、产业管理、对外贸易、相关会计、法律、咨询乃至广告运营和品牌构建等方面尤著。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就要全面学习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把它运用到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践中来。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充分借鉴和引进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要引进经济领域、科技领域的先进人才——战略策划人才、产业运营人才、企业管理人才、金融（上市）人才、投融资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原创设计人才，培养专门人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相关文化部门职工长期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工作，吃惯了大锅饭，市场意识和产业意识淡薄；这一领域的干部在思想观念、理论准备，尤其是实践操作等方面上都缺乏准备、缺少经验。因此，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要引进一批懂得市场，懂得产业经营的管理人才，全面提高我国文化产业运营的水平，缩小与经济改革的较大差距。另外，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又有自己的产业的、行业的、企业的特点，又需要在实践中培养既懂经济运营，又精通文化产业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最富创造性的高端创意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据统计，现代财富的创造更多集中在一些最优秀的创意人才上。这样，创意就成了当代产业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的设置，它决定了产业的性质，并由此决定了产业的管理与操作。第二产业的发展靠机器、厂房、资源和劳动力，创意产业不同于制造业的汗水型、劳动力密集型，创意产业的发展靠创意阶层，靠创意群体的高文化、高技术、高管理和新经济的“杂交”优势。
2010年文化部《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出台。这是文化系统第一部人才发展规划，也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后首个行业人才发展规划。《规划》呈现了开放的文化人才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人才培养方式，对于改变文化发展人才匮乏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七、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更注重从GDP到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以粗放型、资源型、投资型为主的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社会文化需求不断升级，表现为收入函数变化带来的新的巨大需求要求增长方式的变革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增长范式的重要转变，是向内生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根本，是从GDP 唯一模式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转变，它更关注人、热爱人、尊重人、提升人，有利于全面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我国政府的服务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智、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因此说，文化育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
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一个“合”的产业。它与艺术、文化、信息、休闲、娱乐等精神性服务产业与活动密切相关，是满足小康形态下人们精神文化娱乐需求的所谓“第五产业”，是城市精神消费与娱乐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是现代服务业的高端组成部分。在总体服务业的业态中，文化创意产业开拓艺术型、精神型、知识型、心理型、休闲型、体验型、娱乐型的新的产业增长模式，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市场，涵养新一代创意消费群体，以推动新形态的文化经济的发展，并且通过在全社会推动创造性发展，来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科技进一步文化化、人性化了，文化也进一步科技化、高科技化了，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文化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以人为目的、服务于人，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习近平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因此，我们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