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五四运动以来围绕这个问题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少观点，但至今并无统一定论。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准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
我们认为：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首先，要从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的比较来认识，其次，要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制度的基本社会特征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就其最基本的特征来说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
一、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言：“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可以说，家族乃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的观念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
“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在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观念下，个人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因此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伦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这种人伦关系的实质是对家庭中各个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加以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有奉养的义务。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人道亲亲”。由“亲亲”的观念出发，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关系的整套处理原则。其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原则，“百善孝为先”。所以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孝”的基本内容是“父为子纲”，强调子女对父母之命的绝对服从。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于是，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就变成了对权威无条件地伦理服从。高居于万民之上的君主就获得了维护自己统治权的堂而皇之的理论依据，并把以道德教化控制臣民变为现实，这就是“以孝治天下”。
将这种忠孝原则推广开来，用以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能近取譬”，即以自身作譬喻，来考虑如何对待别人，古人叫做“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用孔子、孟子的话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种重伦理、倡道德的原则，到宋代进一步发展形成“民胞物与”的思想。张载就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父母（即天地）所生的亲兄弟，一切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一个有道德的人，应以极其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同类，以至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方面，要设身处地、爱人如己，另一方面，还要有爱护一切生命的博大胸怀。由此，形成“仁民爱物”的文化特色。
从崇尚伦理道德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内圣外王”之道，即在政治上要求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孔子认为要把道德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国安民，才能真正管好国家。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单纯用行政的法律管理人民，只能使他们畏祸而守法，不能使他们具有道德观念。用道德的办法来教育、感化人民，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仅能使之守法，还能使之具有道德自觉，心悦诚服地守法遵礼，知耻从善。不仅如此，执政者个人的道德品质，能够直接影响政令的执行情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与“仁政德治”相联系，在个人修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以“圣人”为最高的理想境界。“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因为“治国”与“修身”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治国”就必须“修身”。只有努力修养道德，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教育思想中，并且与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子对于丈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本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个人的自我意识容易被压抑，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二、重和谐与融合
中国的文化形态中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人和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追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中华民族的突出特征。强烈的和谐意识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1992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称“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
张立文则认为：“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为美的审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结构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和，道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是中和。因此，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的特点，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协调”的观点。《易传》的作者就认为，太极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易传·序卦》）这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就要自觉地与自然相协调。因此《易传》的作者在《文言》篇中提出“与天地合德”的观念：“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这实际是说，一方面，大人在天地间具有调整、引导自然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这种关系协调说不失为一种全面而辩证的观点。
与《易传》天人协调说相近的观点还有《中庸》的“与天地参”的学说。《中庸》提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圣人能够尽量了解自己的本性，也就能了解天地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助天地的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以达到天人和谐一致。
汉宋以后，天人协调的思想融入“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中，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发挥。从西汉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程颢、朱熹等人都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一物”。张载认为万物同属一气之变化，人物之性本来同一，我与物，内与外，原无间隔。他在著名的《西铭》中以比喻讲人生，以天喻父，以地喻母，以同胞兄弟喻人与人，以同类喻人与物之关系，主张泛爱所有的人，兼体所有的物。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肯定“天人合一”是“诚明”境界，诚是最高的道德修养，明是最高的智慧。以天人合一为诚明，也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觉悟。
中国古代的天人协调说与天人合一说，并不否认人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引导。如荀子就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人在自然中处于辅助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征服自然，而是把自然调整、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与此同时，必须注意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存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大乐与天地同和”，“上下与天地同流”。郑板桥有一封家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享受和乐趣，破坏了万物的自然本性，其中隐含了古人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郑板桥还说：“养鸟莫如多种树”，让几百棵树成为鸟的国、鸟的家，让它们自由地生活在树林中，而人也因此得到极大的美感和快乐。这就是古人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总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的特征，还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贵和尚中”。中国文化把协调人际关系放在首位，必然强调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和合能使百姓安身立命。《管子》的作者甚至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把民众的和合作为民众道德的直接体现，认为学习和合，就是学习道德，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产生“莫之能伤”的强大力量。反之，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就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教训臣民，和合之。
和谐不是等同，和谐是不同因素与矛盾的有机组合，即我们常说的“求同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有社会中不同思想正常交流，才能构成和谐；如果一味地趋同，甚至同流合污，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和谐气氛，而只能是小人的世界。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同理想”和“中庸之道”。“大同理想”的实质，是一种和合境界的追求。“中庸之道”是处理人与人、人和社会关系达到和谐境界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境界。孔子把它称为最完美的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何谓“中庸”？宋代理学家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集注》）可见，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们在为人处事上思想和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做到孔子倡导的五德“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守的完美境界，实现社会的“大同”理想。用这个原则来处理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以道德修养和教化为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的民族和邦国，以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这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三、重实际，追求稳定
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几千年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积极推行的政策。农业文明简单重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注重实际，追求稳定的特点。
黄河与长江孕育的华夏大地，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为早期先民们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尽管古代的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适中，若无大的自然灾害或兵荒马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先民们也大体可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平静生活下去。这是一种简单而又重复，朴素而又实际的生产方式，长期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的中华民族便毫无疑问形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重稳定而轻变动的文化品格。老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的仁政规划，陶渊明“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优美田园风光，都是农业文明中生活理想的写照。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节奏息息相通。
一方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纯朴务实的民族性格。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因此，即使在不从事农耕的士大夫中，“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也一直被历代圣贤所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再生产过程与四季的有序轮回使中华民族对于“恒常”和“变易”的体会颇具辩证性质。变是一时，而变有“道”可循，“恒”才是远，这种“恒”与“变”关系的辩证法使中华民族“安土乐天”，不喜变动。有人把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概括为“实用—经验理性”，并以此为起点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法古守成、容易满足、求是务实等进行分析，总结出了许多较为准确的中华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知行”之辨，是农业文明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轻视理论这一特点的深刻反映。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自孔子开始，虽然提倡知行兼顾，“言顾行，行顾言”，但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轻言重行的倾向。孔子曾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等。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知”与“行”的关系有了一些新变化，开始注重“知”对“行”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朱熹的“理在事先”，故人须先“穷理”，还是陆九渊的“心即理”，故人须“一悟本心”，都抛开了实践而回到了个人内心的修养。明代以后，王守仁针对理学的偏离“现实”倾向提出过“知行合一”，但这里的“知”与“行”与此前的概念含义不同，有混淆“知”“行”的趋向，企图把“知”提到与“行”并列的高度，心学并未完成这个任务。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重行轻知”的特点，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提出“知难行易”的命题，对“知”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其目的在于指出革命者“先知先觉”的领导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统一革命党内部的认识，加强革命团体的凝聚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与孙中山的“重知”具有相同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与农业文明直接相关的范畴除了“知行之辨”外，还有对于“恒”与“变”关系的认识。在四季的有序交替，农业生产简单而又重复的周而复始中，中华文化逐渐积淀出了重“恒”轻“变”，追求“久远”的特征。“恒”即是“常”，即是一般，即是规律，也即是“不变”，“变”不过是“恒”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特殊阶段，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乐于安定。这种“恒”与“变”的观念表现在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国家政治理论中的“五德终始”、“天不变，道亦不变”，哲学思想里的阴阳轮回、五行相生相克，历史观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寓“变”于“恒”之中，使“变”与“恒”结合，更使中国文化的“重稳定”深入到了民族心理的深层。苏轼在《前赤壁赋》里论及人生“无常”与“永恒”时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是对“恒”与“变”的生动描述。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即是“实用技术”高度发达的证明。但是对于理论思辨的轻视也有不可否认的狭隘一面，在造就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先期发达的实用技术的同时，也阻碍了思辨理性的发展和理论科学的进步。而追求稳定，不求变化也养成了中国人在稳重的同时不思进取、知足常乐的惰性，限制了竞争与冒险，扼杀了民族生存发展中蓬勃的活力。
四、重理性与人文教养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理性和人文教养的特点首先表现在中国文化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具有超宗教的情感和功能。人类精神以神话和宗教为开端，这是当今学者的共识。而宗教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对超自然的神灵的顶礼膜拜与狂热信仰，以求解脱在现实中的痛苦和对世界的迷惑。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自西周开始就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宗教的外壳里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礼记》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更是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以此确定了它们在士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士文化的活动领域和研究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就告诫弟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传统，后来得到儒家广泛的认同和发展，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他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封建时代的中世纪，宗教始终占统治地位，政教合一，甚至教权、神权高于皇权。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的创始者和主宰者，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万物之主，于是把一切托付给“上帝”和“真主”，人与“上帝”和“真主”之间形成一种绝对的依附关系。信仰外在的万能“上帝”和“真主”，遵守他们的诫令或旨意，把自我奉献给他们，在精神上与“上帝”和“真主”合一，这是中世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为此，在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主义者都把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当作哲学的重要课题。
与此相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弘扬理性精神为其主旨，不仅排斥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有神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有力的支持。因此，在中国的哲学中，不仅唯物论哲学家主张无神论，而且许多唯心主义者都与无神论在一定限度内结合起来。从先秦时代老子、庄子到宋明时代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积极倡导和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特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出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之一。
超越了宗教，摆脱了神的控制，靠什么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维系社会关系呢？这就是道德理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人文精神，而且重视人文教养。在中国的历史上，维系社会伦理道德，调节个人心理平衡和精神生活，不是依靠外在的“神”的力量，而是强调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来约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并通过自我的完善来维系社会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人文教养。通过道德教育、礼乐的熏陶，从道德和艺术入手进行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的培养，从而使人不断地得到升华，进入到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因而，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诗教和乐教，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孔子的心目中，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去自觉地陶冶性情。孔子本人就善于欣赏乐曲：“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诗有助于振奋精神，陶冶性情，礼有助于立身处世，乐有助于完善情操。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整理《诗经》，并把诗列为六艺之一。正是从孔子的倡导开始，中国的诗词，从先秦的《诗经》到唐诗、宋词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我们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总结、批判、继承的优秀传统，又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如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就是两大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呼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缺陷。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容纳、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方面，通过综合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