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四侠”丛书序以“河北四侠”之名，张楚、李浩、刘建东、胡学文出此一套书。为什么叫“河北四侠”呢？这四位倒真是在河北，但平日里以小说为业，“以武犯禁”的事并不曾干过，精神上也未必以侠义自许，一个“侠”字不知从何说起？
或曰：“侠”，在此处是指向某种地方历史记忆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两千多年前，荆轲、高渐离从这里走出去。迨至今日，这种命名中或有诉诸历史、建构身份的意图。
好吧。那就先谈谈历史。
我中华广土众民，文化之天下性与文化之地方性相表里。一方面，圣人之道行于天下，但另一面，异土殊俗，每个地方又自成天地，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中国人来说，“我是谁”的问题，首先是我的祖先在哪里，我生长在哪里。乡土与籍贯是编户齐民的法律身份，更是一重文化身份，寄托着我们最自然、最基本、最牢固的认同。中国人就据此在茫茫天下互相辨认，相亲相依。
这种身份意识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沉积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缘关系。我是什么人取决于我是什么地方的人。而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其中预设着我的地方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它与中心的关系。温州人至今认为自己是偏卑草野之人，谁都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广东人敢为天下先，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自认化外之民，他们都在边缘的位置上发展出独具力量的认同。而河北人，他的位置就游移不定，说来话长。若说到战国时期易水河边，那时河北的位置倒是清晰的。胡服骑射、慷慨悲歌，它是华夏文明的边缘或前沿，有时就是一盘棋上的弃子，直到唐宋一直如此。元代以后，北京忽然成了王朝的中心，而河北忽然成了畿辅、直隶。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它都在困惑于这个辇毂之下、天子脚下的位置。当代以来，很少有哪个省的省会两度迁移。这虽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但也颇具象征意味，似乎在河北，这个省会放在哪里其实是不要紧的，并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个省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的中心。河北是如此接近帝国的中心，以至于它没有自己的中心和重心。
北京成为帝国的中心，是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这是最靠近长城、最靠近黄仁宇所谓“37度线”的帝都。定都于此，对元朝来说，是背靠草原而面向城市和农田；对明清来说，则体现着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的长期冲突中的战略意志。与长安、洛阳不同，这个帝都的建立，从来不是出于文化和经济考量。长安依托着关中平原，洛阳、开封依托中原。作为帝都的北京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并不依靠它的周边地区。它从广大的帝国汲取财富和知识。它的周边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地理上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河北拱卫着京师，在经济和文化上，帝都不是它的产物，而它只是帝都延伸出来的战略空间。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全新现象，有力地表明了元明清的“世界帝国”特质。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它高瞻远瞩，它心怀天下，它在本质上拒绝地方性——或者说，北京的地方性就是天下性。但是，它并没有把天下性赋予河北；相反的，在它的光芒之下，河北的地方性却成了问题。
朱元璋是激进的华夏文明中心论者。在他看来，元大都是历史的错误，是文明正统的断裂。所以，他把帝国的首都定在南京。而当成祖朱棣终于决定迁都北京时，他一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轻松感。南京，相对于这个广大的帝国是过于逼仄了。它不是帝国下的蛋，它不是帝国雄心的产物。它属于杏花春雨江南，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性。它另有自己的梦想、议程和性情，无意高瞻远瞩。南京不需要帝国告诉它它是谁，南京的问题是，它自己就深刻地知道自己是谁。朱棣的父亲和他自己，一直在与这种骄傲、狭窄和固执进行艰苦而血腥的斗争。最后，甚至连朱棣这样的强人都看出，这种斗争是注定失败的。地方性侵蚀着天下性，帝都必须离开，否则帝都就不是帝都，就会忘了、丢了天下。
他来到了北京，这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选择。而河北，它从朱棣做出决定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了自己不是什么，并开始求解自己是什么。
言归正传，谈谈这四位作家。他们分别在北京的东边、南边和北边。
先从北边说起。
胡学文，张家口人。他的小说大多有关播迁流散。当然，这说的不是移民海外，说的是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无数农民的离土漂泊。
关于这个主题，众人已经说了很多，无新话，不再说。我感兴趣的是，在胡学文这里，家乡或乡土意味着什么。它是诗学意义上的安居之地吗？是一个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安居之地吗？它能给我们生计，在七大姑八大姨、邻里乡亲之间，在面熟的和似曾相识的面孔构成的世界景象中，让我们体会到归属？
家园将芜，胡不归？这样的家乡具有一种“召唤感”。而胡学文，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不管他是否承认，他小说中的家乡并非这样的家乡。那是一个起点而不是归宿，在逐渐展开的行程中，它被推得越来越远，模糊不清，以至意义枯竭。胡学文的小说，最根本的情境是孤独，“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那些在路上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仅仅是一个人，无依傍也无评判，必须独自承受善恶。据说他的人物都是一些性格偏执的人，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实际上，这些人只是为孤独和恐惧所支配。假使一个人生活在月球上，那当然孤独。但是，假使这个人相信，遥远的人世仍然按照他所信的逻辑运转，那么他的孤独是有处安放的，那还不是真的孤独。真的孤独是，被遗弃在意义世界之外，他确知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此时他能干什么？他只能盯住眼前这件事，天天砍树，让自己相信，世界和生存的意义全在这件事上。他偏执地、不停地走下去，哪怕是心怀恐惧，步步惊心。胡的小说几乎无闲话、无闲事、无宽裕、不停留，那全然是孤身夜行者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胡学文写的不是乡土，不是离开乡土，而是人的注定的茫茫前路。
然后，在南边，有刘建东和李浩。
胡学文从空间上理解世界，他的空间无限大，全然人世。但大到极处，留给人的也不过是独木桥。相比之下，李浩的世界几乎不具空间，他的来处不是家乡，不是一个地理实体，去处也不随着人的脚步。他的世界是时间的轮回往复，是依稀相仿的前世今生。
李浩执念于“父亲”的形象。他说：“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关注‘父亲’，还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趣味。在我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并且可能还会继续出现。我曾写下《那支长枪》、《蹲在鸡舍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如归旅店》、《父亲，猫和老鼠》、《乡村诗人札记》、《父亲树》……去年，2012年，我完成了关于‘父亲’的总领性建筑《镜子里的父亲》。我愿意对‘父亲’言说，我愿意让‘父亲’承载——当然，有这一意愿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数目众多。”
他关注“父亲”，还因为他也是父亲，托生为男人也就是托生为父亲。而他，只是一个逃避成为“父亲”的人。他把他不能或不愿承载的一切放在镜子里，他声称那是“父亲的镜子”。他像强迫症和抑郁症患者一样注视着这面镜子。由此，他超越了现代文学以来“父亲”谱系中的“审”和“弑”。时间之轮是如此轻和快，但李浩却如此慢，如此重，似乎时间并未流逝，而是近于不动地重复。
相比之下，刘建东轻逸而古怪。多年前我看刘建东的小说，奇怪地想起孙犁。孙犁是河北作家，围绕着他，曾经形成了“荷花淀”派。刘建东当然不像孙犁，他们之间差别之大就像一只猫头鹰之于一朵荷花。有趣的是，这“四侠”看起来谁也不像孙犁，似乎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现代以来河北文脉的影响，似乎他们真是游侠，飘然来去，无门无派。至少，人们无法像谈论河南、山西、陕西、湖南、江苏的文学那样，简便地找到文学地理学的论述框架，然后把他们放到万神殿的应有位置上去。
但隐秘的联系也许是有的。仔细端详，他们也许都在无意中天然地在某一点上像了孙犁。尤其是刘建东，他的目光眼神让我想起孙犁。孙犁的眼神有一种退避，他不抬眼望，眼皮低垂，好像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好像是云淡风轻的，但其实也是深思熟虑的。而刘建东，他也目光低垂，但他没有孙犁那样从容。他和孙犁一样，闪缩躲避着什么。孙犁在文人美学传统中找到了落眼处，刘建东则热衷于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发现世界，但又不是惊喜的、狂狷的，好像他只是出于羞涩，他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结果，他在地缝里通到了幽处。
这是一种羞涩的写作，这使得刘建东成了这“四侠”中最具阐释难度的一侠。我们多少能够自以为是地肯定我们知道胡学文和李浩在干什么，但谁能说得清刘建东在干什么。也许，在他的羞涩和躲闪中，刘建东找到了一种小说方式。这种方式涉及的不是对世界和生活的解释，而是不解释；或者说，是相对于解释的雄心和自信的不解释；又或者说，是对解释的无力与不可能的体认。所谓“欲辩已忘言”，刘建东的小说家言是忘言之言。
刘建东是不自信的。其实无论是胡学文、李浩、刘建东，还是张楚，都有一种内在的、严重的不自信。不是艺术的不自信，而是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种惶恐感，绕树三匝，诚惶诚恐，真做到了“诚”，那就是艺术的力量所在。刘和李的叙事姿态中都有一种闪躲的姿态，而胡，他是如此密集，他一步紧跟着一步，让人感到如行夜路的紧张。
现在到了东方，且说张楚。面对张楚的作品，同样有一种解释的困难。他的小说，很多人看出了好。但十几年来，他从未被充分地评说和阐释。张楚，他的人物不是中层也不是高层，他写的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但是，在平原尽头的城市中，那些孤独的男女，他们在人世间的爱欲、苦痛和软弱，似乎真是放不进关于底层或现实的通行批评话语里。
张楚的小说让人想起契诃夫，《三姐妹》的契诃夫，还有《天边外》的奥尼尔，他的人困于此时此地，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姿势：向着远方。远方的朋友、远方的星星和冰雨、远方的工作和机会，或者仅仅就是不是此地的远方。
他们就在这里，怀着一个远方。
张楚的声音超然全能，有一种着意克制的悲悯，似乎在他看来，人的无边守望本是自然。他之令人心动而又难以解释，是因为，他之所写，就是我们所“在”，就是在我们说得出来的、滔滔不绝地说着的一切之下，那个沉默的、无以言喻、难以判断的内心区域。当我们还没有一套贴切细致地分析人的内心生活和复杂经验的批评话语时，张楚的小说就只能是被感知，然后被搁置。
在河北，在散落于平原和草原的乡村和小城中，有了这样四个作家。至于他们为什么在河北，他们是否有某种“河北性”，我无法回答。我已经表达了我对河北历史的看法，但是我深知，在这种看法和这四人的写作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解释是轻率的、不可靠的。
这四个人，在全国范围内也无疑是“70后”作家中的翘楚，他们的叙述和语调各具特性，但他们终究都是低调的，夜凉如水，低调独弹，需要静听，在寂静中逼近我们自己，让他们的光照亮我们模糊不清的面容。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想起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我想起无边无尽的平原，单调的、广阔的、几乎走不出去的平原；我想起，在夜行的列车上，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点点灯火，无端忧伤——那是我生长的河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在平原的尽头有座大城，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然后，我还是想起了两千多年前，易水河边，那时，寥落侠客在萧萧秋风中感受着世界之大与人之小。
我想象：如果那年易水河边人是张楚、刘建东、李浩、胡学文，那又待怎样？
2013年10月10日子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