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延河》高杨你在《小春秋》中引用了很多经典，足以见得你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但同时，你又不断强调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文言文与多种层面进化发展的现代语言，你更能接受哪个？或者，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的地方？传统文化也不是五千年来就一直放在那里，是传家宝，不能动。传统自身也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期和明清差别就很大。中国19世纪中期以后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型的问题，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语言不可能不变，而且语言的变是最先遇到的问题。旧瓶装不了新酒，现代经验溢出了文言文的表达限度，这就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用世俗的民族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等取代神圣的拉丁语，这是“必须滴”。有脑子的人都会明白这个，现在大家在那儿替文言文哭丧，不过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且他还是用白话文哭。那作为一位文学从业者，你听得惯那些新生的语言吗？比如说那些“囧”、“汗”、“倒”啊？我的耳朵没那么娇贵，听不惯多听几遍不就听惯了吗？你的态度倒是很包容。这不是你包容不包容的问题，你不包容又怎么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语言的民主不可阻挡。过去，似乎作家、教授和领导有权甄别语言，叫做“维护语言的纯洁性”。我们的生活本来就不纯洁，生活里你也不能取消厕所，你怎么就那么有信心可以做到让语言纯洁？再说，语言纯洁不纯洁谁说了算？谁有这个权力？不是说一切权力都不好，不是说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没有高下之别，而是说，在语言这件事上，说这种语言的人一人一票，都有自己的权利，都有我口说我心的创造之权。网络的一大好处，是把这个权还给了普通民众，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创造力的极大迸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首先体现在人民群众创造语言上。“汗”就“汗”呗，也许“汗”一阵子就不“汗”了，用得着大人先生们那么焦虑？你与其那么急着管别人的嘴，不如自己把话说好，说你认为好的语言，让它更有竞争力。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语言公共化的时代，所以，语言的多元化、多层面发展是不可逆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你说咱们白话文运动是在忙什么呢？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是在忙一件事，就是让每一个人成为公民，而先决条件就是，建立现代的民族语言，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语言平台上对话。在此之前，老百姓说的话不算话，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特别选定的，拿到了秀才、举人、进士学位的人，他们的话才算、才是“人”话，才能放在桌面儿上。引车卖浆者流的话，都不是“人”话。你们几个说黑话，搞小圈子，不让这屋子里绝大部分人听懂，那么你那个黑话再高雅，它也应该取消。白话文运动，就是在做一件事，就是要把语言的权利还给民众。
在传统的文化形态下，民众在语言中的作用，常常是很难体现的，语言必定会逐渐精英化。你受过训练，他没受过训练，你写的文章能发，他写的不能发，你手里有麦（克风），你就比他有发言权。现在，网络大大地加速了语言的民主进程，当然它可能很多时候粗俗、粗鄙，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令老先生们愤怒的现象。但话说回来了，从古至今，语言任何时候都不是一潭清水，就像生活从古至今也都不是一潭清水一样。
我们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无论是面对世界，还是面对内心，我们的语言都是不够用的。无数新的经验，新的感受，都需要表达。那么，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都兴致勃勃地丰富、拓展和创造，这当然好。现在纸媒特别不景气，比如杂志、报纸，都很艰难。你觉得纸质杂志会不会被手机报、网络刊物等电子杂志取代？从大的趋势来讲，我相信以后的主流会是电子阅读。但是不是说，以后纸媒就不存在了？我觉得也未必。人性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有麦当劳，我们还是会吃羊肉泡馍，虽然有很多更便利、更时髦的食品，但我们还是要吃羊肉泡馍。
问题不仅在于口感和营养，这里头还包含着一大套的文化记忆和生活习惯。人类的生活不是单纯的进步过程，现在有很多人还在写毛笔字，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无用的，情况不是那么直接和简单。
新闻出版署的署长说，电子媒介也有问题啊，制式转换那么快，1990年的电子文件就读不出来了，得找专家来帮你，才能读出来。但一本书不同，一本1990年的书，你随时都可以拿起来读。一些笨办法往往能更有效地保存文明。总之，纸媒是不是会完全消失，现在还言之过早。看来你对纸媒的未来并不悲观。至少我不认为办杂志的人会没有饭吃，也许还有新的机会。在国外，杂志无数。香港那么一个城市，杂志上千种。就是因为杂志可以面对细分的小市场，比如钓鱼杂志，也会分为海钓杂志、河钓杂志等等。反而像美国《读者文摘》、《新闻周刊》这样的大众刊物面临很大的危机。
但如此细分之后，在传统的纸媒市场上，你很难抵达你的读者。比如《延河》办得很有特点，也许能让全国两万个读者喜欢。但作为纸媒，你要抵达你的两万个读者，这个难度和成本就很大。你忙活了半天花了很多钱，可能只找到了两万人中的十分之一。比起来，电子杂志可能就较为容易。
当然，现在电子阅读的模式还不很清晰成熟，但总之我没有什么恐慌感，电子阅读给我们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末日。近几年，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经历了改革，文学杂志需要自谋出路，自己造血。作为文学杂志的从业者，大家之前还觉得虽然清贫，但至少很安稳。2009年以后，文学杂志压力突然变大。你觉得未来的文学杂志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总的来说，期刊改革是一定要改的，具体到每个地方在改革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考量。
文学杂志的主编，就跟穷庙的方丈似的，为了生存四处化缘。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平心而论，现有的杂志都承受着很多过去积累下来的问题，否则也不至于这么困难。如果陕西省真的就这么一份文学杂志，交给你们三个人办，我还不信，你们仨连自己也养活不了。也可能办得很好，即便发不了十几万份，也能发个一万两万，负担也很轻，也不至于存活不下去。
现在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具体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就像《人民文学》，我告诉我的同事们，你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杂志做成全中国的NO。1.我还不信了，我办成最好的杂志，还拿不到钱。所以说，这么多文学期刊，就有一个办出自己特点的问题，你的细分市场在哪儿，相比其他文学期刊，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总是要给读者一个理由，不买别的，非要掏钱买你的杂志。在这方面，文学期刊下的工夫不够，资源和基础或许有异，但办刊的思路都是差不多的。
话说回来了，文学杂志确实需要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不是我干什么吆喝什么，而是，从文化发展的格局来看，从文学在文化中的作用和特点来看，需要一定的支持。它和电影不一样，电影是大众市场，一定会充分地聚集资本，而文学，固然有大众市场的层面，所以盛大会进入，但它也有细分市场的层面，没什么商业价值，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西方，绝大部分文学杂志也都是社会支持的，比如基金会、大学。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论，各地的文学期刊应该是一个公共文化平台，是一个地方基本的文化设施。以前在接受《华商报》采访时，我也谈过这个问题。比如陕西，按人口和幅员，放在欧洲，就算是个大国了，咱们就说它是秦国吧，秦国居然没有一份文学杂志？长安居然容不下一份文学杂志？假设陕西没有《延河》，又会如何呢？也许就没有陈忠实，没有贾平凹，没有路遥。对于陕西，有些东西就会真的失去了。那其实你就已经探讨到文学杂志和作家的关系。文学杂志和作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尽管现在你可以凭借网络发表作品，网络上也冒出了不少人。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现代还是当代，杂志都是作家成长的基本平台，这个功能至今也没有消失。
现在很多城市热衷于盖大剧院什么的，这当然很好。但是你可以想想《延河》在过去五六十年时间里，对于陕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一本文学杂志，它对一个地方文化生活的长远影响不一定比大剧院低，成本却比大剧院低得多。
所以，推动文化发展，还要遵从文化的特性。文化不是砸钱就能砸出来的。我们现在是路径依赖，一说搞文化，就想着花大钱、盖大楼，但小钱不肯花，润物细无声的事不肯做：你一个文学杂志，再怎么折腾，也搞不出多大响动来，不刺激。可文化创造说到底，它就是小成本的，是寂寞无声的，应该对文化的这一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总是哀伤地发出感叹说：文学已死。当然了，还有另一部分人说，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多层面、多元化地发展。你觉得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正确呢？说文学已死很不新鲜，19世纪就有人说，文学已死，小说已死。五四运动时，更是有一批人如丧考妣，说中国文化已死。最没有创意的就是宣布文学已死。
人不是也得一死吗？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我们此时此刻这么忙，也都是要走向死亡的。我看大家也没因为要死而等死，不是都活得兴致勃勃吗？与其天天哀叹文学之死，不如想想文学如何能更好、更有力地存活。在死的终点的对照之下，对抗虚无，好好活着，这也是生存的本质。
真正的要害是，在我们心里，文学是死是活。所以，说得刻薄一点，那些断言文学已死的人，是文学在他自己的心里已死。如果在我们的心里，文学还没死，在我的心里，在你的心里，文学没死，文学就不会死。
人类的社会生活，从来不是为文学准备的。哪个时代都不是专门为文学家设计的，如果那样也很可怕。任何时代的文学家们都会焦虑，都会时常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就算是李白、杜甫，也活得不如意。杜甫还想当国务院总理呢，对吧？也没人理他。那你觉得文学于各个社会、各个时代，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文学指示着人类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向度。平心而论，一个社会，从它功能上看，是可以没有文学的。这个社会，没有医生，没有电工，没有监狱的看守，都得乱。所以，人家那都是铁饭碗……看来有没有编辑就无所谓了？对，没有编辑，我看行。没有作家，也没事儿。人类生活照常运转，无关国计民生。但是，人类的文明，或者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我们要处理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实务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前提，是经济基础，但还会有上层建筑，我们一定会有精神上的需求、困惑、欲望、梦想，我们也有对自我、对世界认识和探索的冲动。在文学中，人类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想象和探索自己的可能性，这样一种能力，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文学的文明，是没有梦想、没有可能性向度的文明，这行不行呢？这一定会死掉。你曾说：“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离不开吃饭这个事实。”文人一谈钱，一谈私欲，就要受到攻击。也有些人，假借文学之名经营自己的名利，对这两种情况你怎么看？文学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反对形而上学，不要仅仅从概念上理解世界。我们要通过文学保持对人和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感受力。
有些人自己很拧巴、很复杂，但看别人就非黑即白。文人怎么就不能跟别人谈版税、谈印数啊？轮到他出书，他难道不谈吗？人的生活是多向度的，在写作的时候是个作家；谈恋爱的时候，是个男人；对付孩子的时候，是个父亲；上班的时候，是领导或者下级；见了大夫点头哈腰，心里七上八下，那你是个病人。由于这些复杂向度的存在，我们自身的矛盾是一定存在的，并且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要求说，他在文章中金刚怒目，见了他爸他妈，他也一样金刚怒目，那他不是一个神经病吗？
每个人自觉不自觉的都是这样的。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忘了自己其实跟被指责者一样。我们要求别人高度自洽，自己却经常不自洽。
当然了，一个人分裂到四分五裂不能成立的地步，那还是最好看看医生。但总的来说，一方面努力自洽，一方面矛盾纠结，这就是人类的基本境遇。人类伟大的精神导师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他们的伟大之处，不是告诉人类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高尚的，然后做不到就下地狱，他们都承认人类本来就有弱点，然后，他们向我们指出，如何带着这些弱点，以这具肉身，去追求高尚。所以，对人责之太严，那也不是什么优秀品质，那叫刻薄，实际上是拿着人类的弱点去否定人有追求高尚生活的可能。那最后，结论就是，你反正也是有狐狸尾巴的，我也有，算了，我们都别装了，让我们尽情地不高尚吧。文人的收入不能跟房地产商比，但文人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对这个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更大？你这就是佛家说的差别心、比较心，让人心理不平衡、不舒服的常常不在自己有多少，而在邻居有多少，在于比较，比如你非要拿文人跟房地产商比。杜甫很想做房地产，不过他要建的是安居工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很有意义和价值。
生活的确不是完全靠钱来衡量的，对文人来说是这样，对别的人也是这样。除了钱带来的一切之外，我们还需要尊严感、归属感、安全感、公平感、“有意思感”等等，这些感受多少和钱有关，但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这属于生活的意义，和钱一起决定着我们幸福还是不幸福。客观地说，这个社会大部分人的钱都比以前多了，但很多人严重地缺乏幸福感，有钱的人也焦虑拧巴，像最近的新闻说的似的，杀了老婆再自杀。如果你抱着一个信念：我不骗人家，别人也在骗我，那我干脆也去骗人。如果我们把相互的关系搞成这样，就算赚多少钱，也依然不幸福。
所以，收入低不是什么好事，穷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们会在构成幸福的诸种意义中做出权衡和选择，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做了一个选择。那绝不是说陶渊明恨五斗米，对于陶渊明来说，五担米才好呢！但，如果让他用尊严来交换，那他选择了“不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