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驳《郑传》，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不关决于，常默默，居位四年罢。谓黄裳与同以永贞元年为相，黄裳以元和二年正月罢，至四年二月方罢，不得云默默而罢。按传所云，乃终言之为相，未尝谓其因黄裳而罢也。驳《张九龄传》，九龄不肯附武惠妃谋陷太子，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谓当议废太子瑛时，九龄已为中书令久矣，安得云卒九龄相？且九龄以开元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废死，安得云太子无患？按传云卒九龄相者，谓终九龄为相时。上文已明载惠妃告九龄为宰相可长处，则传本不误，而吴氏误会文义。又按《玄宗纪》及《宰相年表》，农二十四年十一月九龄罢相，而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四月被废以死，故传谓终九龄在相位时，太子得无患也。其义甚明。
余若卷第十二事状丛复一门，所纠亦多未当。盖史事固有宜彼此互见者，吴氏慨以一事数出者为可刊省，亦属偏见。卷第十三宜削反存一门，所纠《杜审权传》，载其尽日少息，自起解帘彻钩，手拥帘徐下乃退。《高智图传》，载蒋洌兄弟植父墓侧松柏千余，谓末节常事，所不足载，固当。至谓《严绶传》之载报阌乡尉李达事，《韩混传》之载自始仕至将相乘五马无不终栀下，《李岩传》载为参军时制一裘服修身，亦皆不当记，则非是。恩怨之事，人不能免，司马迁传范睢韩信及李广之报霸陵尉，昔人不以为非；若韩李二事，尤足见其生平节俭，不可不载。卷第二十所纠误用字、不经字、讹错字，亦多系传写之误，或偶失检者，乃一一具列，此则未免有私怨之见存。又卷第十八与夺不常一门，驳《宗室传赞》论封建事，与十一宗诸子赞自相刺谬。按宋子京意固不以封建为是，其《宗室传赞》，讥李可廉肚佑之说皆为臆论，亦未尝偏斥百药，吴氏所纠亦误。要其全书中瑕类不及十之一，晁公武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固未确论也。（吴氏所未纠者甚多，则一时钩稽未尽耳。）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一日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清沈炳震）
阅沈东甫《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沈氏谓此书有谬误，而无可取，其实可废，然所订不及十分之一。余尝疑欧公既作此表，当时必聚谱牒，何以所载寥寥？凡名位显著之人，往往下无子姓；即有，亦不过一二传，岂其后皆荆乎？疑文忠意在谨严，凡所见谱牒，不尽以为可信，故存其父祖，而删其子孙。《宗室世系表》亦然，防五季散乱之后，人多假托华胄也。然因噎废食，何足以存谱学，疑其初稿必不如此。今但取《全唐文》中碑志考之，其可补者甚多，惜沈氏之未及也。至谓其无益可废，则亦不然。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九月十九日
阅沈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所注寥寥，未能钩稽汉晋南北五代各史，补其世数、官阀、子姓；若更取《全唐文》及自汉至宋文集碑版广证之，犹可十得四五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一月初九日
新旧唐书合钞（清沈炳震）
晨刻有人以沈东甫《唐书》合订八十册来售，索直钱八千，此书余素慕之，购而未得。今阅之，乃错杂新旧《唐书》而成者，其本纪用《旧书》，列传参用《新书》，表志则用《新书》而订正之，虽可谓集二书之长，然既不得为古人原书，亦不得为东甫自作之书，其病殆与囗囗囗映碧（清）《南北史合注》同。近见彭文勤刘金门宫保合成《五代史记注》，则以欧史为主，而散附薛史及王溥《五代会要》，皆全载三书原文，不遗一字，体例为最善耳。东甫此书未尝不可传，顾不能无遗憾。今日又卒不能得钱，遂还之，亦可惜也。
（按本日书眉对《五代史记注》有补语如左）
后阅俞理初（正燮）《癸已存稿》，言此书是俞先得朱竹姹稿本续缀成之，以呈刘宫保者。然宫保序及例述言文勤先成《梁家人传》及《唐六臣传注》十六卷，余以所收宋人书二百余种，贮一大簏中以付刘。刘后任山东学政，购得竹诧稿本。其颠末甚详，未尝言及俞也。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十月十二日
阅沈炳震《唐书合钞》，其中如《方镇表》添载拜罢姓名，《经籍志》补订书目，及《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皆足自成一书。虽尚有讹漏，然创始之功，实为不易。末附补正六卷，乃嘉兴丁子复小鹤所撰，据《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书及影宋本《旧唐书》校订脱误，间亦指正沈氏之失，东甫是书成于乾隆初，全谢山为作墓志，极口推许。及武英殿校刊诸史，钱文端取以进呈，有旨交史局采用，故宫本新、旧《唐书考证》中多引其说；而其书至嘉庆末，海宁查世口始为刻于吴中。予于丁巳岁，以六金购之越中旧家，今亦付之一炬。此本为归安姚文僖公故物，每卷有印记。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三月二十日
阅《唐鲁合钞》。《新唐书》突厥西戎诸传，较旧书为详。西突厥后事，旧书甚阙略，新书亦不能备，然于突厥骑施苏禄一种，犹载至大历以后；西戎于康国下补安者东安喝汗（案即今浩罕。）东曹西曹中曹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史国小史国，颇详自蜀入藏通印度之路，而印度通今新疆南北路之道，亦略有可考。又补摩揭它、甯远、大勃律、吐火罗、谢、识匿、个失密、骨咄、苏毗、师子等十国，足见当日欧宋二公搜辑之功，实为周至。自云事增文省，夫岂偶然。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九月二十七日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
阅《旧五代史》。朱梁之恶极矣，而篡代以后，凶暴颇戢，爱礼文士，容纳谏臣，亦有一二可纪。（如任李琪兄弟及容崔沂之类。）又其时蒙面丧心如张文蔚等皆终身富贵，唐之世族如李、卢、崔、郑、萧、刘、杜、薛之流，科第仕宦，往往如故。友贞尤好儒士。（见李愚、窦梦徵等传。）当日士夫沿唐季浮薄之习，止知诗赋，不识伦常，社稷为轻，科名为重，但保门第，遑恤国家。故虽剧盗之朝，俨然奉为正朔所在，中原礼乐，自谢承千。其视李晋任父子凭阻河东，崎岖百战，经营西北，参杂华夷，外倚契丹，内恃部族，虽名为兴复唐室，而时人不知忠义，反以蕃人外之。迨庄宗灭梁，诸人久据华要，相率归顺。庄宗既以为中朝旧族，练习掌故，欲资其用，于是党护气类，阴右朱氏。既有张全义力阻发朱温之冢；并其用事之臣，自敬翔、李振、赵岩、张汉杰等数人外，一切录用，而发唐陵之温韬，改昭宗谧之苏楷，皆居位如故。至明宗时，始议改哀帝之谧，欲尊为景宗，而廷臣复谓少帝行事不合称宗，遂止改谧昭宣，盖皆阴主梁以外唐也。宋初修史者薛居正李防李穆之徒，皆历事二朝，受唐六臣之衣钵，耳目相习，不辨邪正，公然以梁为正统，于《太祖纪》务求详瞻，推崇备至，（今本梁太祖纪永乐大典已阙，据册府元龟所引薛史，并掇五代会要、太平御览诸书为之，附注仍得七卷。）《末帝纪论》系以美辞，而于《唐武皇纪论》多致不满，令人读之张目。昔人谓唐修《晋书》出许敬宗等人奴之手，宜其芜杂，薛文惠等亦奴才也。至于作《五代会要》者为王溥，撰《册府元龟》者为王钦若，皆不足道之人，宜其奉阳山如唐虞，视巢蔡如汤武矣。然当日人心之不伪梁者，实藉文士之力。吾尝谓北齐高氏之得并魏、周，其书亦列为一代之史，由于文林馆中李德林诸人，朱梁亦然。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一月十四日
五代史记注（清彭元瑞）
阅彭文勤《五代史记注》。此书因竹姹朱氏之恬，庆恸暨刘金门侍郎踵而为之，历访通人，采取极博，大略仿裴世期《三国志注》，杂陈众说，而不能如裴氏之折衷，颇病复舀，故盅初不满其书也。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四月初八日
宋史（元脱脱）
阅《宋史》、《文苑传》、《隐逸传》、《世家传》、《周三臣传》。《文苑传》太寥落，又置郭忠恕于苏舜钦诸人后，殊失次序。《文同传》载死后见形崔公度吐舌三叠之事，亦太怪妄，蹈《晋书》、《南史》之疵。
夜烧红烛看《宋史》、《李彀传》。李壳于周世宗时已以宰相致仕，恭帝即位告归洛邑，宋太祖建隆元年即卒，未尝受宋一官，于宋无一事可纪。其生平功绩卓卓，为周名臣，自宜入《五代史》，必不可入《宋史》者。乃薛欧两史俱不为立传，此亦限断之失。《宋史》盖以补五代之缺，与《周三臣传》一例者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一月初二日
夜阅《宋史》，至四更方睡。计是日阅《理宗本纪》五卷、《度宗本纪》一卷、《瀛国公纪附》、《二王》一卷、《后妃列传》二卷、《宗室传》三卷、《忠义传》七卷、《文苑传》二卷，共得二十六卷。天寒晷短，又馆课去其十之三，宾客应酬去其十之四，重以病后目力不给，看书都灿灿涉猎，不加研究。然所见错缪漏略重沓失当之处，已指不胜屈。盖诸史莫劣于宋；而南监本《二十一史》，又于《宋史》校刊最劣，误文夺字，连篇接简，因随笔稍为改正之，十不及一也。《宋史》、《元史》皆乙部自合以下，而《宋史》事实浩繁，尤难修订。前贤如汤义仍万季野徐健庵邵南江陈和叔诸先生，累有志改作而卒不能成。钱竹汀氏《廿二史考异》中所纠正者，亦仅其梗略耳。（书眉记：南监之刻史书在嘉靖七年，其重刊者惟《史记》、《两汉》、《辽史》、《金史》共五部，余俱即监中宋元旧版修补：而《宋史》乃取广东布政使所刻板校补，故尤讹劣）。
十一月十七日
阅《宋史》。《刘沆传》云，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沆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满二岁者与知州。《张洞传》云，洞谓谏官持谏以震人主，不数年至显仕，此何为者？当重其任而缓其迁，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绝意，致书欧阳修极论之。余尝谓优容谏官，固朝廷之美事，而谏官之横，必起于柔弱之世，因恃上之容我，遂渐相胁制，党同媚异，力自要结，而朋党之祸兴，国家之乱成矣。唐之谏官，横于穆宗时；宋之谏官，横于仁宗时；南唐谏官，横于元宗时；明之谏官，横于神宗时；皆柔弱之主也。宋世言路，本多君子，而意气过激，私心生焉。由是真伪杂糅，邪党乘之。明代正人已不及宋，然其始起，亦尚持公道。即唐与南唐，慢不胜邪，其一二矫矫音，始亦未尝不为正论所归。迨至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