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为未足，逮其疾革，犹时有所更定，盖未及脱稿而已启手足矣。
或问于栻曰：论语一书，未尝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独于首章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为说则已简矣。今先生是书于论性特详焉，无乃与圣贤之意异乎？栻应之曰：无以异也。夫子虽未尝指言性，而子贡盖尝识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岂真不可得而闻哉？盖夫子之文章无非性与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时，如杨朱、墨翟、告子之徒，异说并兴。孟子惧学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于是指示大本而极言之，盖有不得已焉耳矣。又况今之异端直自以为识心见性？其说诪张雄诞，又非当时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乐闻而喜趋之。一溺其间，则丧其本心，万事隳弛。毫厘之差，霄壤之谬。其祸盖有不可胜言者。先生于此又乌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动。”而必继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继之曰“惟仁者为能尽性至命。”
学者诚能因其言而精察于视听言动之间，卓然如夫心之所以为妙，则性命之理盖可默识。而先生之意所以不异于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诵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谈性命，则几何其不流于异端之归乎！
栻顷获登门，道义之诲，浃洽于中，自惟不敏，有负夙知，辄序遗书，贻于同志。不韪之罪，所不得而辞焉。 门人广汉张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