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是毛主席在看到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而逐渐加上去的。从2月27日《正处》讲话原稿一直到5月24日以前的改稿，都是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即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矛盾和斗争，而从5月24日以后的改稿，阶级斗争的范围就逐渐扩展了，分量也逐渐加重了，最后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原稿讲得比较好。修改后的论述，同八大精神，同《正处》讲话原稿，不仅不大协调，有了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不妥之处。八大文件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而看到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就不加任何限制和条件地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不能不说是毛主席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看得过重的结果（关于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我将在下篇讲）。但从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来说，或联系上下文看，主要是讲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而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以后的20年（1957～1976）中，尽管在实践上我们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犯过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但从理论上说，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觉。应该看到，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人民同某些与人民为敌的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斗争也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这种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往往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如果对这种斗争不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很危险的，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2）增加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断。“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至理名言，不仅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即针对当时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成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压迫就有反抗。也是从那时起，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方法（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用过，但通通失败了。这是为什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苦着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摸索，寻觅。……是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中国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即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才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条路，走对了，走通了，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发生后，小平同志重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加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是对毛主席论断的坚持和发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在30多年前是真理，今天仍然是真理。
（3）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种增加不仅是为了一般地区分香花、毒草的需要，而且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说这六条标准是外加的。从讲话本身看，这六条标准都内在地包含了，只是散见于各处。所谓增加，只不过是把它们集中起来加以概括。这六条标准也不是突然添上的。1956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阶级认为香花，那个阶级认为毒草，这个阶级认为毒草，那个阶级认为香花”。又说“共产党批得倒？马克思主义批得倒？人民政府批得倒？”这些话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强的自信心。我们实行“鸣”、“放”的方针，显然是为了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巩固人民政权，而绝不是为了别的。毛主席在1957年5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有六个标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有利于这六个方面”。事实上，六条标准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毛主席在《正处》中把它明确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功劳。这六条标准，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我认为，其基本精神在今天和以后仍然是适用的，仍然是我们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时需要遵循和把握的。
从《正处》发表稿和讲话稿的比较可以看出，发表稿虽有许多重大改动，但并未改变讲话的基本精神，即其主题、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都没有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完全可以这样说，《正处》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
《正处》的理论贡献
与实践过程中的曲折《正处》的公开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外国舆论指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震动了全世界”，“这篇文章公布刚几日就已成了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报刊都相继转载了《正处》的全文或摘要，并纷纷发表评论，大都给予《正处》以高度的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在这方面，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评论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引录几段。
——《正处》发表后，尽管苏联官方仍然否认苏联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但许多理论工作者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苏联哲学博士斯捷潘年发表评论，称赞“毛泽东同志文章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不排斥矛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讲演是在深刻地概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哲学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泽东报告中所论述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的分析。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人民论坛报》总编辑卡斯曼说，中国现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报告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以前一个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束缚而没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问题。
——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发表署名的长文《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新的问题》，其中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发展中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道路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变成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社论，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是“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讲话”。社论还着重指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匈牙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