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艰难的乱世刚刚走出的西晋，平东吴，正中原，武将文豪如午夜繁星般频频闪出，挥洒智慧，舞弄诗文，纵情酒色。他们不要千古的恭维，不要万世的敬仰，独好一壶浊酒，一杆墨笔，纵情写下潇洒人生，话尽诗情。
甘肃出土的魏晋时期石画
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
世上的一切本是虚无而可笑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乍听此此说法，人生恐怕都变得幻灭，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生命也就不必存在。便是这样如同倾覆整个世界一般的绝望理论，曾一度占领了汉末至隋前诸多文人的内心，他们满心以为通晓了“无”的道理，才是真正的逍遥，与老子、庄子便可以比肩同游。不过，清醒的人却看到虚无思想甚至能够倾覆国家的可怕之处：“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追求玄道的文人，为了一逞口舌之利，把虚无当做生活，没有诚意、勇气地去认真活一场，他们不过是懦夫罢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都变得只顾寻求逍遥，什么都不去做，国将不国。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身常入罗网，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途，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
——《言志》何晏
此诗充满了玄之又玄的道家虚无思想，他的作者何晏，字叔平，正是魏末的非常有名的玄学家。何晏的母亲在其幼年时改嫁曹操，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曹操的“儿子”。因为天生俊美优雅，比女子甚至要美上三分，何叔平总是喜欢穿着华丽的衣服于宫中行走，左顾右盼，雅姿迷人，几乎抢了太子的风头，是曹丕心中永远的恨。曹爽秉政之后，叔平虽然成了前者的党羽，但在曹魏与司马氏斗争期间他深感忧虑，即便自己手中握有魏国政界大权，依然每日忧郁异常，想些虚无的事情来聊以慰藉。此刻，老庄成了他不能缺少的思想素餐，却仍弥补不了他心中因惊秫而出现的裂口。
诗作前四句便道明了何晏内心的担忧。天上的鸿鹄遨游天际，比百鸟有更高的志向。可就是因为飞得太高反而更令人觊觎，容易遭到网罗，倒不如地面、水中的集结的凡鸟，随波逐流，吸食萍草卫生，活得更加逍遥自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以鸿鹄自喻，指出了自己身在高位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他羡慕那些身份卑微的人，起码不会有“死于非命”的担忧。而在诗的后四句，更表明了想要变得“渺小”的愿望。
河中的蓬草脱离自己的慧根，四海茫茫，随遇而安，身不由己；人生也如这浮萍一般，不能掌控。他宁可做池塘里的小小的浮萍，也不愿为蓬草，至少可以获得片刻的安宁，然而这安宁也不过是一瞬而已。未来是怎样，谁也倒不清楚，能做的便是得过且过。
对未来不可预料的何叔平，无论在诗词文赋里怎样推崇老庄的逍遥与自在，却知道自己永不可能超越那道界限，因而他害怕不已，痛苦莫名，便把世间的一切想象成是虚无的，并极力地去推崇“万物以无为本”的观点，还凭借自己的文坛的地位，极力将此学说推到学术潮流的顶端。不过诗中也完全暴露了他的思想弱点，他甚至连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经历的事情都看作是一场老天的骗局，不愿面对，说白了其实仍是“不能解脱”四字。
与何晏同为魏晋玄学创始人王弼，比何晏“中毒”更深。十岁即好黄老之说的他，自负才学一等，年纪轻轻便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好辩无敌。他推崇“以无为本”的说法，是结合老子的“道”产生出的理论。
王弼的“无”并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无”，相反是本质的“全有”。“无”是生物之本、天地万物之母。虽然天下万物皆由有形物所生，但有形物又有其原始，其最初是诞生于“无”。而老子的“道”，恰恰与“无”是“始”和“生”的关系。即天地存在于“无”，由“道”而产生万物。这套玄之又玄的理论，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而仍能从他的理论中找到王弼论证目的所在。
王弼把“无”与“一”并称，一生万物，万物归一，这与玄学说是符合的。可他却引出了由“一”统治万物的含义，背后推崇的反倒是“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封建说法。在为《老子》做注解时，他在文旁写下了小小的字体：“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本不是宣扬“君君臣臣”的一套，在王弼的笔下却成了俗人。
无论是何晏还是王弼，从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以看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玄学修炼者，一个不能解脱，一个不肯放下。
何晏是三国魏的风流人物，因倡导玄学而一度成为许多文人心中的神。在一些文人的笔下，叔平“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是个洒然有度的男子。他通儒学，《论语集解》闻名后世；他又通古典礼仪，研究颇深，根本完全是个有“大儒之风”的人物。由此，他身上具备的实则应是一个儒者应有的气质，内心也如一般的儒生，在乱世之中担惊受怕、痛苦万分。他推崇玄学，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他的“无”之道是自警，告诉自己功名利禄皆是虚无，应该淡薄，忌讳奢求。他的推崇引领了玄学时尚，成为那个时代浮萍众生的道标。在身边友人和同道中人不断的推波助澜下，他拉着很多人越陷越深。
作为何叔平的好友王弼，虽然完完全全为老子所倾倒，却并没有领悟老子的真心，曲解地将道家思想与儒生思想想结合，仍脱不了现实而真正做到逍遥，这令他的“玄学”根本不单纯。
因为如此，往后无论儒学者还是玄学者，在有关玄学研究时总是把何、王等人远远地摆在嵇康和阮籍的身后，与嵇、阮所追求的“无为”和“众生平等”相比，他们还停留在浅层一尝辄止，还差得很远。可是司马氏没有看到这一层面，不了解何、王等人不过是逞逞口舌之快，宣扬所谓的“贵无”、“贱有”也并不是为了颠覆国家。当司马懿得知连自己儿子司马师都对玄学沉迷起来，甚至该学说影响各地选官，司马懿怒了。于是，他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罪名，将何、王等人及其大批的粉丝集团免官废锢。而何晏，也在曹氏倒台的一刻也沦为司马氏的刀下亡魂，他的《言志》诗最后一句“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一语成谶。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规？（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八）
应当说，阮籍还是要高出不止一筹，他的《咏怀》与何晏的《言志》有相同的认识，同样表明不敢去做鸿鹄，可是阮籍退下来了，何晏却不愿离开，后者的心，仍是舍不得荣华富贵。而王弼明知不可为却硬为，既要寻道又要迎合帝王的口味，两个却都没做好，实在是不智。更可叹的是，有更多的人仍懵懵懂懂，随着何、王浮沉，何时溺毙犹不自知。
最懂世上女人心
正史上所记载的傅玄，清高、孤赏、不落俗尘，同情黎民百姓，为官勤政清廉，从政治国有道，深受西晋武帝的信任。不但被称为大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千多年来学子们的老师。只看他给后人留的话便能明白他的苦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傅氏语录，谆谆教导，随便拿来一条都值得探讨。他的百卷长书《傅子》堪与《墨子》、《孙子》、《孟子》齐名。就是这样一个刚毅利落、思想深刻的男子，哪想到却是最懂女人心的翩翩佳公子，可见人不可貌相，海水切不可斗量。
车遥遥兮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
君安游兮西入秦，愿为影兮随君身。
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
——《车遥遥》
大多数诗人的名作都是感怀诗或言志诗，傅玄却特别奇怪，他的有名诗作必是写女人，想来在这男子孤高外表下，有一个比任何人都柔软的心。《车遥遥》的诗中主人公是一个思妇，傅玄用他的笔下为思妇勾勒出了一道清丽的背影。清晨明媚的春光里，她斜倚栏杆，凭栏远眺，目光穿透了楼阁的阻隔，随着街道上的车马渐行渐远，思绪也跟着陷入迷离。她的夫君已经离去很久，她仍记得刚分别的情景，他的马车一颠一摇，马儿舒适地伸展着蹄子，轻晃着臀股前进。不知怎的，她好像又听见马蹄声，难道是夫君还没离开吗？
陷入追忆的她突然醒转，才发现眼前的光景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惆怅更浓。中间的两句诗正是思妇从想象中惊醒过来，更加思念丈夫的情景。她的丈夫为了求取功名到西北的秦地，一去不归，妇人很希望自己能化作丈夫的影子，始终陪伴在他的身旁，在他行立坐卧、饮酒抚琴时，她都可以为他伴舞，陪他沐日赏月，形影不离，生死不分。最后一句话，更道明了思妇想要化为影子的急迫心情，甚至希望夫君永远不站在阴影处，以免影子不见了。
女人的痴心在诗中昭昭可见，她的思怨缠勒入骨，有一点点无理取闹的可怜和可爱，很像叫人把她拥在怀里柔声安慰。
一个小小的思妇，被傅玄写得活灵活现。真实的生活中，傅玄与女人之间是否有过不解之缘或深刻回忆，史料无详细记载，但他对女人的一举一动都那样注意，就好像隐在她们的身边，每日观察她们，与她们进行灵魂的交流般。不仅如此，他对她们的怜惜态度太过明显。那个时代男尊女卑是主流、是传统，可是傅玄却做了女权的倡导者。作为男性在维护女权这一方面，不称他第一人都不成。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豫章行苦相篇》
这篇《豫章行》描写的是一个饱受爱情摧残的“苦相女”。“苦相女”就是长得柔柔弱弱的美女，面向看上去就是常常受到虐待和忽略的女子。在诗中，每句话都是她难堪遭遇。封建社会中男子通常是当家人，处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而女子从出生、出嫁到养老，都被要求依附于男子，而且受尽白眼。傅玄笔下的苦主比一般的女子更惨的是遭到了丈夫遗弃。她出生时被父母认为是“赔钱货”，“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一直不被家里重视。
古代的家庭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子是累赘，快点嫁掉才好。“苦相女”到了婆家之后，本以为能得到丈夫的怜惜和疼爱，哪知道好日子没过多久，丈夫便开始不断纳妾，使她无地自容。最后，傅玄以“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来形容女子被抛弃的悲凉。参、辰两星是天上相隔遥远的星辰，而胡、秦两地是地上相隔万里的地域。被丈夫抛弃的苦相女，与丈夫的关系便如参、辰两星与胡、秦两地一样，她永远也没办法再接近丈夫的心。
苦相女与丈夫相亲相爱是时间非常短暂，男人的心怎么能变得那么快呢？该怪谁？难道是女人温驯善良、懦弱可欺吗？在传统道德的约束下，男子是家里的天，他薄情寡性是他的权利，女人不可以有任何怨言，否则就是犯了“七出之条”里的“妒”，沦落被休掉的下场。
过去母系氏族时，人们对于女性的尊重大于天，而到了父系社会之后，女性就开始被要求从属男子。东周的贵族阶级还开始实行多妻的妾媵制，严格分别嫡庶，儒家的礼教更是对女子的行为作了许多规定。古代的女子必须称自己为“奴家”，完全是毫无尊严的自我称谓。汉武帝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极力褒扬贞节，自称继承儒学正统的晋代对男尊女卑当然要推崇，就像推崇孝道一样不遗余力。那时的女人不但要受压迫，还必须顺从男人的意愿成为玩物。贵族们之间常流行换女游戏，还于公堂之上狎玩妇女，无耻至极。
傅玄对苦女们充满怜惜，一唱三叹，与她们同愁同悲。他多想改变她们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却做不到。为可怜女子的同时，他对洁女和贞女同样充满敬佩。他曾为《列女传》里的“秋胡戏妻”故事写过诗，大赞秋胡妻子的为保贞洁誓死的表现，可在文后却突然话锋一转，说秋胡妻太烈了，一瞬间又把他维护女权的形象给颠覆了。现代人对傅玄思想的这种悖谬感到不解，不过也并不是不能理解，毕竟他是受了正统儒家教育的人，去大理倡导女权，内心想必是很复杂的。在一个舆论倾向于同一方向的世界里，如果他发出太过异端的言论，可能就会成为别人指责他的借口，变成政治上被打击的对象。
人们需要原谅傅玄的矛盾举动，应当仔细看看这个被历史的疆论毫不犹豫掩埋在字里行间的多情男人。须知大丈夫的心也一样是肉做的，他也有爱，也曾为柔情所苦，也曾在秋风袭来时，摘下头顶的枯叶，把尚未成型的愁思从眉间拂去。不过，他没有得到公正的审视，唯有独自于“青青河边草，悠悠万里道”间，看眼前的种种风物不断逝去，偶尔为它们赋诗一首，舒解着自己的真心，同时也渐渐地将实意悄然掩埋在胸口。
守弱者的永生哲学
他是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将军之一，纵横杀场数十年，所向披靡，为西晋江山的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他既不会骑马，也不会射箭，更不善于杀敌，这在中国的战争史上简直是一个奇迹，他就是杜预。
《晋书》里的杜预自成一传，是历代史学猎奇者最想探讨和琢磨的一个玄奇人物。他通晓政治、军事、经济、历法、律令、工程等学科，人称“杜武库”，也就是说凡是军事上用得着的东西他一应俱全，唯一不会的便是武功。人总是要不完美才显得奇特，即便是一介“书生将军”，他仍然是非常成功的军事家，不仅如此，他有他的一套人生哲学——“守弱学”，本着这套“至理名言”，无论在疆场还是在官场，他都走得潇洒、从容且淡定。
天非尽善，人无尽美。不理之璞，其真乃存。求人休言吾能。
悦上故彰己丑。治下不夺其功。君子示其短，不示其长。小人用其智，不用其拙。
不测之人，高士也。内不避害，害止于内焉。外不就祸，祸拒于外哉。
——《守弱学卷六·示缺篇》
可能由于杜预本身是个书生的关系，他没有一般武将的彪悍之气，却具备将军智计百出、运筹帷幄的气质。以他的角度来说，每次面对的敌人无论是规模还是对方的体力都在他之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身处弱势，但弱并不等于是坏事。
“示缺”是杜预从不吝惜的做法，他毫不畏惧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以他的话来说：人无完人，物无尽美。在《守弱学卷六》中，他将人比作了一块未经雕刻的璞玉。玉的表面虽然看似一般，不等于它没有好的玉质，只要经过仔细的雕刻，就能发现它的光滑。人也是如此，所以千万不能轻易说一个人弱。聪敏的人在上级面前懂得谦逊，自暴短处；而一个好的统治者，要毫不吝惜地表扬下臣的优点。显示自己的缺点而不显现自己的长处，这是君子所为，只有小人才乐意摆出自己的长处，绝口不提短处。不过，杜预也提出了一个观点，“不测之人，高士也。”世上真正高明的人是无法看到其的优缺点，他们的内心和肉体都不惧怕祸害，祸害自然也就伤害不了他们。
击败一个人首先要击败他的内心，当他的内心无懈可击时，人便也无敌。杜预一生的仕途经历过大起大落，因为得罪了司隶校尉石鉴，他从高高在上的能臣变得一无所有，但后来仍是因为真才实料而被帝王重用。在人前，杜预既不怕暴露弱点，也不标榜自己的优势，无喜无惧的活着，可见他追求的乃是“示缺篇”最后一句所推崇的“高士”。
天威贵德，非罚也。人望贵量，非显也。恕人恕己，愈蹙愈为君子可恕，其心善焉。小人可恕，其情殆焉。不恕者惟事也。富而怜贫，莫损其富。贫而助人，堪脱其贫。人不恕吾，非人过也。吾不恕人，乃吾罪矣。
——《守弱学第八卷·恕人篇》
“恕人篇”的内容与“示缺篇”孑然不同，是希望世人放开心胸的谏言。上天发威是因为天下德行变化，重点不在于惩罚世人；人受欢迎是因为其有气量，而不是他的显达和富贵。人要懂得宽恕别人也宽恕自己。遇到君子犯错可以原谅，是因为君子良善；遇到小人犯错也可以原谅，因为小人无论多大的能耐也要遭遇报应。世界上唯一不可以原谅的是事情本身，而非人，这就叫对事不对人了。如果别人不能原谅自己，不是对方的错；但如果是自己不原谅别人，就是自身的罪过。
杜预的“恕人”之道并不是说说罢了，面对司隶校尉石鉴的陷害，以杜预的家境完全可以将其搬倒。他出身于曹魏，受晋文帝司马昭的青睐，对伐蜀和治国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即便因谗言而丢了官职，却很快地恢复身份，可他并没有对石鉴进行报复。复职后，他与石鉴同驻守陇右边区时，石鉴仍想如何置杜预于死地，迫他出关与外敌硬拼。杜预早料到石鉴不怀好意，也不反驳，只是抗命不出。此后，石鉴再三陷害，都被他忍了过去。以他的话来说：“大辱加于智者；大难止于忍者”。因为他天生睿智和聪颖，必然要受苦受难，可他更要忍奈，因为迟早会有出头之日。
灭吴之战开始，杜预终于等到了尽情挥洒智谋和汗水之时。当时正值孙吴政局动荡期，显然是最佳全面进攻的机遇，名将羊祜、能臣张华都主战派，但大多数朝臣的态度都暧昧异常，令晋帝司马炎陷入犹豫。羊祜病重弥留之际，将晋军主帅的位置交给杜预，而杜预也不负所望，数次进言，迫司马炎不得不答应进攻东吴。
不过，司马炎并没有令杜预担任主帅，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取江陵、占荆州，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杜预并未因此而气馁。既然朝廷不能完全信任他，与其因愤怒而削弱自己的志气，不如保存实力去应战敌人。“对事不对人”被杜预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后，他接连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暗度陈仓的方法，连战告捷，顺利夺得荆州之地，旋即东进。在东进配合各路人马的同时，杜预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等地。在整个灭吴一役上，杜预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
一个书生将军，状似手无缚鸡之力，却令成千上万的人饮恨于他的手下，杜预的能耐毋庸再有任何质疑。相传晋吴交战期间，吴军唯独痛恨杜预。人人皆知杜预有大脖子疾病，也就是现在的“甲亢”，于是吴军把葫芦瓢割出一个洞给狗套上，看到树结疙瘩，便在上面标出“杜预颈”的字体，挥剑把树砍倒。杜预知道自己常常遭受侮辱，仍旧生龙活虎地享受他的人生，毫不在意，他的《守弱学》可是帮了大忙。
“智以智取，智不及则乖。愚以愚胜，愚有余则逮。”（《守弱学第二卷·保愚篇》）聪明人有聪明的做法，如果不够敏锐就保持低调，毕竟愚人也有蠢办法，并不等于什么事情都办不到。世上的弱者远多于强者，可弱者依然能活得很精彩。杜预自问什么都不会，事实上却什么都会，这才是他的高深莫测之处。
一部提醒自己、也提醒世人的《守弱学》，没有苍凉的人生感慨，没有对岁月年华的追忆，也没有对时空浩瀚的深思，唯有杜氏最深沉的、发自内心的生活理论叙述。它虽无华丽优美的风姿，却有最坚实、最耐用的内在，这或许才是当世人和后世人最需要的至理真言。
文坛祭品，俯仰独悲伤
在杜预人生最辉煌的一刻，吴人过得大多都很痛苦，特别是身担恢复吴业的将门之后们。陆机便是怀着恢复祖业的沉重压力离乡北上，到洛阳寻找一线生机。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二）
本诗是陆机北上赴洛阳的途中所写的感言，前四句是他在山川河流间行走时的所见所闻。告别了家乡亲人，陆机时而手握缰绳缓行，时而登马驱策而走，翻过山川与绿野，看着一条条河流从眼前川行而过，感受着时光的飞逝，怀抱风尘洗礼的苦痛。夜晚抱着自己孤零零的影子而眠，清晨露水未去便要起身上路，一回首便思念吴地，再转身前路茫茫。来到高山险路，他本想寻个避风的地方坐坐，耳边却听着在山间罅隙里呼啸的风声，如同哭泣一般。
风在哭，他的心也跟着哭泣。
诗的最后两句，所写的又是一个孤枕难眠的夜晚。当夜，皎洁可爱的月光洒在地上，眼前的石缝里低落一滴露水，在石头上激起清晰可闻的响动。对着这样的月亮，陆机更加难以入眠，轻抚头下的包袱枕头，左思右想，遂起身穿衣，盘坐冥想，心更加烦乱。
赴洛的前程是难以预料的，陆机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依然不能轻易释怀。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皆是东吴名将，作为直系亲属的陆机，令陆家重振雄风的计划必然由他来承担。在他二十岁时，东吴刚亡，陆机本已和弟弟陆云隐居起来，于书经中体会墨香的奇妙，在山水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他天生烂漫，又富奇才，如果能安然的生活在江东，人生定然别有一番境遇。可是十年后迫于复兴家业的压力，他不得不赴洛阳求取功名。
一路上翻山越岭，饱经艰险与困难终于抵达洛阳，索性受到时任太常的张华欣赏，张华将他和他的弟弟陆云都接入府中。张华是晋帝司马炎身边的近臣，他以“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来大赞二人，给足了面子，一时间令二陆达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地步。据闻当时还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三张指的是张载、张协和张亢三人，是当时有名的文士，享誉中土，陆机和陆云的到来，着实在舆论上给三张增加了压力。
但是即便受到了如此礼遇，陆机的仕途却并不顺利。晋人多不喜吴人，司马炎更是以吴人“屡作妖寇”的观点不愿起用。直到晋惠帝时期，这种现状仍未改变，而那时的陆机也已人到中年，一事无成。他向来为自己的出身和才学感到骄傲，不曾想过自己会把大好的青春年华全部浪费，心灰意冷啃噬着他的躯体和灵魂，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生机。于是，当贾谧招揽文人附庸风雅、组成“二十四友”时，茫然的陆机倾向了他。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投足绪已尔，四时不必循。将遂殊涂轨，要子同归津。
——《长安有狭邪行》
这首《长安有狭邪行》题名虽为长安，开篇却点明的是洛阳。在洛阳的郊外有多条歧路，歧路上布满了游车留下的轮印。富贵风雅的人们身着华服，乘坐着豪华的车子，于山野间尽情的游玩、吟歌，生活是那样奢侈和惬意；而周围往来的却是身着朴素衣服的贱民，终日奔波劳碌。
洛阳歧路便如同人生旅途一样，人们来去匆匆，有的发迹、有的碌碌无为。而他陆机，也是旅途上的一名倦客，即便曾经具有显达的身世，但如今都成往事。他的确曾心有不甘，却又必须屈服，最后他得出了结论：将遂殊涂轨，要子同归津。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歧路有太多，踏上另外一条也许境遇就不再一样，最终也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选择身在洛阳，汲汲而求不可得到的功名，可能他的路一开始就走错了。陆机笃信着“易学”里宣扬的“殊途同归”之道理，心想与其从司马氏那里渴求一官半职，不如拜入权倾朝野的贾谧门下，通过贾谧的势力帮助自己重振陆家祖业。陆机知道依附权臣、佞臣对自己来说无疑是自毁形象，聪慧灵秀如他，早已暗自神伤，但这些伤口他只能偷偷的舔舐，为了让陆家再次复兴，他必须这样做。
在石崇打造的金谷园里，陆机浪费了自己的壮年时光，皆附注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的生活中，每日醉生梦死，不知今夕是何夕。与陆机同样境遇的尚有潘岳、左思、刘琨、欧阳建、陆云、杜育、挚虞等众多文人，包括石崇本人在内，他们把自己的真挚的、蓬勃的心统统埋葬。到“二十四友”罹难以前，陆机仍然满怀信心，即便遇到了再多的阻碍，仍然坚定的认为自己可以重现陆氏昔日的风光。
他的愿望在贾谧被诛后一度破灭，但在八王之乱时重新燃起。晋惠帝太安二年，都王司马颖欲往洛阳讨伐长沙王司马义，司马颖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大概是看中了他乃将门之后，又在东吴参加过抗晋之战，在战场上指挥达六年之久。已经快五十岁的陆机感到了“复兴的曙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司马颖，却在伐洛的鹿苑惨败而归，回到司马颖那里便被其暗杀了。
集悲情于一身的陆机，总为后人所非议：他苟求功名是一错；贪图富贵又是一错；攀龙附凤再是一错；老而不服，错错错。可他又何尝不想抛开一切呢！但身为男人的尊严令他永远将家庭责任黏在了掌心。那个时代的文人啊，大多数何尝不是在犯着连他们自己都厌恶的错误呢，可是他们还得继续错下去，只因歧路已上，不可折回。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在午夜梦回之中，陆机依稀记得在赴洛的道路上那份孤寂和彷徨，生命在奔波中耗尽，俯仰之间余下的是冷清的哀伤。成为这种哀伤祭品的，是继陆机之后堕落的一颗又一颗文坛痴魂，仍为功名事徘徊在金銮之上，早不知自身已成野鬼。
效于穹庐不如甘于陋室
一个人的志向不是这样，不该不甘陋室，不该滞身名利场，最后也就不必死于刑台，眼见着亲人与自己的头颅在刀溅出赤血。悔，已经显得太迟。
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纮纲，投足不获安。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关。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
——《临终诗》欧阳建
欧阳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彻头彻尾的文弱书生。这是他在临终诗写下的一首“悔诗”，然后起身走上了赴刑台的官道。
提起诗人在临终时留下的诗话，会想到陶渊明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会想到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他们或者淡然离去，因为看破；或者大志仍在，挂念苍生。可是，更多满怀心事的人在临死前，都怨个人事业未尽，命运弄人，不甘就死，欧阳建也是如此。
汉亡后的三百年大动乱时期，王朝内部斗争的发生率远高于其他朝代，连累文人集团也在权力的漩涡中不停翻滚，许多金玉良人不幸成了刀下亡魂。其中八王之乱前后，成了中国史上大批文人明星集体陨落的一段时期，欧阳建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星辰。
八王之乱始于皇后贾南风越俎代庖控制朝政前后。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晋惠帝智商很低，他的丑皇后贾南风满怀政治野心，与楚王司马玮联合起来相继害死顾命大臣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跟着反诬陷司马玮，将其置诸死地。贾后顺利执政开始，对不是由他所出的小太子司马遹痛下杀手。其实在此之前，她已经几次欲害死司马遹，甚至借他人肚子生了个孩子，假称是由自己所出，意图废掉太子遹，但都功败垂成。
太子遹深知自己的命掌控在贾后手中，尽量避开她，却仍逃不过她的魔掌。贾后谎称惠帝有病，令太子前来探视。太子入宫后，却不见父皇。不久宫女端来美酒，声称是皇帝所赐，强迫太子喝下去，如果不喝就是不孝。太子遹无奈，只好把酒全喝了，结果酩酊大醉，在半梦半醒中被人搀扶着抄了一篇公文。他却不知道公文竟然是扬言弑父弑母的大逆不道言辞。惠帝一怒之下废了太子遹，后者有苦难言，只好躲在宫外的庄园避难。
自太子被废，文武百官纷纷将矛头指向贾南风，最主要的就是德高望重的司空张华、尚书左仆射裴頠二人。他们联合司马伦，希望后者废掉贾氏。司马伦天性残忍，头脑却并不聪明，但他的智囊参谋孙秀却是非常厉害的角色。孙秀让司马伦先等一等，只要候到贾后害死太子的那一刻，司马伦即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贾后，又能够以太子已死、皇帝无能的名义，自己做上皇位。事情果然不出孙秀所料，贾后派人刺杀太子遹，将他活活用棒子打死。
赵王司马伦见机不可失，立刻串通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等人杀了贾后最宠爱的外甥贾谧，逼贾后服毒自尽。张华曾一度受到贾后的重用，虽然对她不齿，但也不忍见她被杀害，曾一度试图阻止司马伦，没想到就此与司马伦结下恩怨。司马伦迫惠帝退位，独断专权，张华、裴頠成了司马伦最先开刀的人，第二波遭到屠戮的就是与贾谧门下的“二十四友”，其中便包括素有潘安之名的潘岳、富豪石崇和欧阳建等人。
欧阳建本是石崇的外甥，在朝中担任尚书郎等职，在司马伦专政期间多次上奏折提建议，都被驳回，他便欲立楚王伟，因此与司马伦结怨。欧阳建遂与潘岳商量，私下篡夺淮南王司马允诛杀司马伦。不料事情尚未发动，司马伦已经先一步得知，将欧阳建一家大小于市前斩首。
坐在赴刑场的囚车上，随着车体的晃动，困在牢笼里的欧阳建一脸怆然与麻木。他出身的渤海郡远离中原洛阳，虽然他不是门阀子弟，但家乡也不算鄙陋的地方，就好比老子（字伯阳）和孔子这样的贤者也出身边荒，同样大有作为。然而，他自问才智过人，却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他的诗中，除了前两句自感身世外，几乎都是对自己未能明智地离开朝廷而感到无比后悔。
他引用了古代两个极明智的人作为佐证，来说明仕途凶险，避世才是正道。一是春秋时期，卫献公无道，大夫孙林父先将其废除，后来献公又在大夫宁喜的帮助下夺回王位。孙林父被流放之后，作为功臣的宁喜也因专权被流放的边关。孙、宁二人在策反时都曾经去找过蘧伯玉商量，希望得到他的配合，伯玉早料到策反比会遭难，两次从国界最近的边关逃走，避开杀身之祸。欧阳建在被诛杀的一刻想起蘧伯玉，正是再怪自己没有后者的睿智，明明晓得官场黑暗，国家动荡，却不知道早一步抽身，辞官隐退，归田园居，仍妄想串谋欲诛杀司马伦，无疑是自取灭亡。
世事无常，人心叵测，贫穷和显达早有定数，现在才感慨自己的不智已晚，再说死他一个也就罢了，最痛心的莫过于连累母亲和子女受死，怎能不肝肠寸断、五内俱焚？生又何欢，死亦何哀，这恐怕就是天理循环，人故有死吧。
那年天下多事故，搅进政治斗争的名士能得以全身而退或终老死的人少之又少。欧阳建抱守功名而不看时机，在所难免要成为权欲者斗争的炮灰。他一生自诩多才多艺，文章有雅名在外，也是响当当的文坛人物，可真正令他被人们铭记偏偏是《临终诗》，不但他自己感到可悲，后辈读来也是倜然泪下。
悔总是在晚矣之后，明知迟来，却总是在去抓的时候让它从指间溜走。世上本没有后悔二字，全都是人们自觉难堪罢了。
无情丈夫也多情
提到历史上出了名的贪婪者，必以清朝和珅为最，而出了名的政界富豪，必以西晋的石崇为最。和珅的贪多有心机在里面，贪得潜移默化，让人鲜少抓住把柄，可是石崇干脆明抢，而且专门抢劫商人，日渐为自己堆起金山、累起银河。
通常爱钱的男人多色胆包天，石崇也算是其中一子。不过他对女人所持的态度并不正常，不但视其为玩物，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了身边的宠姬。他喜欢艳丽夺目的美丽女子，可以花大笔的钱财来打扮她们，哄她们开心，以显示自己的多金；当他不高兴的时候，女人们的下场便非常凄惨。
石崇每次请客饮酒时通常会命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饮酒，证明女人没有魅力，他便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来石崇家中赴宴。王导不善饮酒，但知道石崇有杀美的恐怖嗜好，所以美人只要给他斟酒，他绝对不敢不喝，就怕美人因自己香消玉殒，结果喝得差点睡着。可王敦却不吃这套，就想让石崇难堪，想看看杀美的热闹。结果因为他不喝导致石崇一怒之下杀了三个宠姬。宴席结束之后，王导私下暗怪王敦连累女人，王敦却不以为然地说：“他杀他自己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时代越早，女性的社会地位就越低下，她们的命在男性的眼中如同草芥。如果说石崇杀美是变态的行为，那么王敦就是帮凶，一样都不是正派的男人。就是这样毫不怜香惜玉的男子，很少有人能料到他竟然也有多情的一面，对甚合心意的女子，石崇也竟会抛出自己的柔情，实为奇闻。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王明君辞》
石崇曾建立了一栋豪华别墅，称为“金谷园”，这里集合了很多当世的著名文人，世称“二十四友”，他便是这二十四人之首。在一片吟诗作赋的氛围中，石崇即便再愚笨，日积月累也会成为风雅人士。这篇写昭君出塞的诗便是他一生最被人肯定的佳作。端从文风来看，汉代的胡风和张扬、沉郁与肃杀处处可见，字里行间不见得有多华丽，却情真意切，所言不虚，不难看出石崇对昭君的喜爱和敬佩。
诗中讲述的便是昭君出塞后的心情，她迫于无奈离开家乡，为安土和亲，纵使满心愤，日夜受着思乡、思国的煎熬，却又不得不于浮生间偷存。恨嫁难言，有苦难述。人们总是想着昭君如何伟大，去设想她决定和亲的坚强与从容，却总是忽略她内心真实的感受。一个弱智女流离乡背井嫁到蛮荒之地，未来的前程飘渺；身在她乡求存，一辈子可能都无法归家，思亲的念头在心里煎熬着，这些在所难免，且避无可避。很多文人为昭君歌功颂德，却很少顾及她的感受，而石崇却想到了。按理说，依照石崇平时的杀女和斗富作风，这首诗根本不应该出自他手，谁能想到他竟会把一个古典美女的心捧在了掌中呵护体贴呢？
把杀美与爱美放在一块儿，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事作风出现在同一个男人的身上，石崇的真实性格因此变得扑朔迷离，叫人欲非议他又不得不对他发出惊叹。不过，从一个无情的人转变成一个多情的人也并非不可能，石崇也是有心的，而且他的一生当中也的确遇到过真心的爱人。
石崇在朝廷中任重臣，一次，他奉命到交趾（古越南）做采访使，回程途径白州双角山（广西博白县绿珠镇），遇到绝色美女梁绿珠，惊为天人，以十斛珍珠从其家人那里换来了她。绿珠善乐善舞，精通非常著名的舞蹈《明君》，扮演王昭君惟妙惟肖。后人推测石崇的《王明君辞》很可能是绿珠所作，被收录到石崇的文集里。不管辞为二人谁做，总之石崇深深地恋上了绿珠，说不清他是因绿珠而喜昭君，还是因昭君而怜绿珠。
爱情本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在众多姬妾里，石崇对她的喜爱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欣赏的范畴。为了怕绿珠思念家乡，石崇在金谷园里建造了数百丈高的崇绮楼，可“极目南天”，让她登楼观望，以慰思乡之念。“崇绮楼”仅仅奢华，以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象牙等装饰楼的外表，在这里留下了绿珠最美的倩影。石崇造楼建园的做法与乾隆皇帝为香妃盖回鹘村的行为极其相似，只不过石崇更奢侈，务求华美。
在朝廷，石崇与皇后贾南风的外甥贾谧的关系非常密切。八王之乱伊始，贾谧被诛后，石崇因与他是同党而被免官。赵王司马伦专权，而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与司马伦却有仇。当时赵王司马伦手下的孙秀暗恋绿珠，见石崇失势，想趁机霸占绿珠，甚至派使者到石崇那里直接索要。石崇把自己这些年收集的美女全奉上任其挑选，但孙秀的目的实在绿珠那里。石崇愤怒不已，他爱绿珠如心头肉，把孙秀的使者损了一顿。
男人可以为了事业而不择手段，为了女人同样可以。孙秀得不到的绿珠，自然欲叫石崇也别想得到。于是，孙秀跑去司马伦那里力劝后者诛杀石崇，将他的钱财据为己有。
石崇知道得罪孙秀必然大祸临头，心痛却又释然地对绿珠说：“为了你，这次我必死无疑了。”绿珠泪水滚滚而下，拉着石崇的手摇头：“我只希望能死在你的面前就够了。”突然推开石崇，从高耸的崇绮楼上一跃而下。石崇惨叫一声，却来不及拉住她。
不久，石崇即被司马伦派人勒于市口准备斩杀。死前的石崇已经心如枯槁，只是冷笑着对欲杀他的人说：“你们也不过就是为了几个钱而已。”押着他的人哼笑道：“既然知道我们为了钱，你早点把钱拿出来救济救济大家不是更好吗？”石崇哈哈大笑，从容赴死。
对于石崇来说，他富也富过了，钱也花够了，最可怜的还是他的女人绿珠，可是两人之间真心相爱相知，他在精神上也已得到满足，人生还有什么好留恋地呢？的确，这混世魔王的一生享尽其人之乐，算是极幸运的人，以他的性格竟能在爱与富的天平上走得比任何人都平顺，足以惊呆世人，也可在历史上自成佳话了。
大丈夫的道德情操论
且不说富豪石崇的浮夸奢侈，连自家的厕所都富丽堂皇，形同卧室；也不说西晋名将军王敦如何好色，在美女面前又脱衣服又揩油。哪一个时代都存在有钱和好色的人，不过比晋人在处理道德情操问题上更乖张的时代恐怕不存在了。
魏晋人士到底有没有道德情操这一观念，历史上无数的人在讨论和争论。司马氏完全尊奉儒家学说，忠、孝、礼、信、义一个不剩地捡起来，是为自己正体统，可以名正言顺统治天下。所以当“王祥卧冰”、“王戎死孝”这样的事件一经传出，司马氏欣喜若狂，立刻拿过来作为全民的道德标杆。
王祥是王戎的祖辈人物，为了给虐待他的继母寻鲤鱼吃，不惜大冬天脱掉衣服躺在冰河上溶冰钓鱼。这么做不存在是非观，却不符合人性与人情。作为王祥子孙的王戎也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传统，对孝特别重视，母亲死时他终日愁眉不展，几个月下来骨瘦如柴，不过他却并没有忌酒忌肉。不忌荤腥的原因很可能是王戎大量服食“五石散”导致。晋代的上层人士多出现“瘾君子”，吃了药就不能断荤酒，否则可能死亡。在为母亲的死亡痛心时，他还要为了活着去打破世俗戒律，王戎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是，很多人把王戎的行为称之为“死孝”。“死孝”是为人子女者要不惜生命去爱护自己的父母。按照封建教条的说法，王戎是大大的不孝子，而且他很惜命，以保命作为孝的前提。不过他能为母亲的死瘦成一把骨头，也算孝顺到一定程度，西晋的高层仍旧认为他值得好好学习。
孝与不孝，是从内心涓涓流出的深切情感，苛求不来。王戎为母亲守孝时也喝酒吃肉，跟道德本没有多大关系，既不能说明他不孝，也不可以说他“死孝”。转来转去，魏晋的士族阶层所推崇的那一套原来竟是虚伪至极的假道学。
与大多数人愚守的这种道德情操相对立的，便是魏晋时期渴求无为而治、自由生活、求黄老、爱玄学的“山人”。他们宁做真小人，喝酒吃肉，亦不做伪君子，守着满口的仁义道德却干着穷奢极欲的事。于是，抱着不同情感和人生观的真小人与伪君子开始互相倾轧，伪君子一度占领上风，却并不能击败真小人的丹心。在沉重的角力漩涡里，凡被卷入的人都无比痛苦，终于有人忍不住陷入癫狂，高声陈词，这人便是左思。
左思并不是历史上多么有名的能臣将相，而是以《三都赋》创造了“洛阳纸贵”的佳话。他的《吴都赋》，《魏都赋》，《蜀都赋》纷纷问世时，其华美瑰丽，既梦幻又写实，瞬间在朝野间成了人们争相传抄的妙文，洛阳的纸价因此翻倍。如左思这样的才子，应是体态修长、玉树临风般的模样，偏偏左思出身贫寒，矮小丑陋，而且天生一副倔骨头，视钱财富贵如粪土，看荣辱如浮云。
一开始表示对晋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满的人，左思摘不了头筹。可是那时的文人被司马家族的高压政策吓怕了，文辞间的刺藏而不露，到了几乎看不见的程度，而左思却大反其道，慷慨陈词。他写过八首咏史诗，拿古人做文章，句句带刺，指上骂下，痛快淋漓。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
——《咏史》（其三）左思
左思非常仰慕段干木、鲁仲连等历史上有名的贤士，于是在他的诗中以两人的经历来鼓励自己。段干木是战国时期的贤者，他隐居安卧茅庐不出仕，仍私下提点魏国君主，保住魏国免遭秦国的兵祸；而鲁仲连是战国末期的名士，喜好自由自在不受束缚地活在世上，却在国难时能站出来解除祸乱，待大功告成后拒不受赏，并以此为耻。左思欣赏的便是二人的高洁，对于这些人来说，名利不过浮云贱草，不值一提。
左思的每一首《咏史》，所言的古人要么是贤士，要么是英雄，他一面高声赞叹，一面低语自抚疗伤。由于晋代门阀制度的限制，严重影响寒士进入仕途，所以左思极度唾弃门阀势力，一度流露过厌世的情绪，也誓言要远离这个腐败的俗世，可是他的内心实际上存在更多的仍是不甘心。难道他不想功名富贵、建功立业吗？古代，凡是只要是自诩有几分才情的人没有不想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晋惠帝时，左思也曾依附权贵贾谧，是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成员。贾谧死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路可能走错了。所以八王之乱时，齐王司马冏召左思做记室督，他毅然决然地不就职。
时不予我，生不逢时。左思赶上的不是一个值得他为之付出一切的时代。
两晋的门阀家族非常庞大，尤以山东琅邪王氏、山东高平郗氏、山东泰山羊氏、河南陈留阮氏、河南陈郡谢氏、河南颍川陈氏、河南颍川荀氏、河南颍川庾氏、山西闻喜裴氏、山西太原王氏、安徽谯国桓氏八大家族最突出。据载，单山西裴氏一家，在百余年间出了数百高官，风光无限。被贵族笼罩的朝廷，如左思一样寒微的下层士人拼了命地往上爬也爬不上去，与门阀沾边或者依附权贵也未必是好事，从他的经历就能看出。再者，贵族们胡天胡地、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令人鄙视，左思更苦闷了。这个完全没有士人该有气节的上流社会，怎么能让人不失望透顶？
左思自认是大丈夫，有自己该坚持的东西，也有该摒弃的东西，与其守着那一点报效国家的信念，不若放声吼开不满，令他不再纠结，抱着自己的情操洒然离去。但他的背影总是显得清冷，透着浓浓的凉意。有些人学会扮伪君子，扮得很成功；还有些人能够做真小人，做得也很舒坦，但他却两者都做不到，他在操守的路上又如何不孤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