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可碎，不可毁其白；竹可焚，不可毁其节。”清华人为这句话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们讲究个人尊严，又能对他人平等相待；取得惊人的成就又不以成就自居，淡泊名利；敢于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也敢于在特殊时期逆潮流而动发出正义的呼声。百年清华提醒人们：先要有自身人格的完善，然后才有对社会的价值和贡献。
费孝通谈己
1999年9月，在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上，曾任清华教授的费孝通做了一个发言。费先生说，为了准备这个发言
“花了很多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他在想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想自己同潘光旦先生的差距：“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这个特点很厉害。‘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己’字。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吾’，是‘己’。在英文里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这个‘self’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谈的“己”，看起来简单，想起来却又相当深奥。五、六十年代的人认为“己”是一个坏词，一个高尚的人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该“心中装着全人类，唯独没有自己”。如果谁想到“自己”，就要被人视为品位低下。“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人“觉悟”了，觉得过去“太傻”了，凡事应该多为自己想想，观念转了180度，但对“己”的认识没变，依然是把“己”当作一己之私，当作与社会或他人利益相对立的个人利益。而费老借潘光旦先生谈的“己”，却不是如此。它诚然也包括作为生物体个人的欲求，但更重要的是指作为社会载体的人。人是生物人和社会人的综合。作为社会人，他承载着社会的全部关系。借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己”并不是与社会无关的孤立的个体，而是“众人之己”。一个具有高度修养的“己”，应该包容着他人、国家乃至人类，他的“己”应如大海般广阔。儒家是最讲个体尊严的，但这种个体尊严之大恰恰因为它包容天地万物。
点石成金：
“己”便是自我，但这“自我”不是孤立的自我，而是生活在社会系统中、与他人共生共荣的自我。如果能理解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做人的最高境界不是忽视自我、忘掉自我，而是尊重自我，利己又利人，与他人相互促进，实现共赢。
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羡林先生到了晚年的时候，因身体有所不适而住在北京303医院，但这次一住就是三年。渐渐地，季老先生也开始习惯了住院的生活，更有意思的是他还与不少医生和护士成了朋友，让病房时时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喜欢。老爷子马上把李玉洁老师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了：“钱是有价之宝，大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季羡林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这签名的小本就能体现出他高尚的人格，而作为老伴的李玉洁老师则更是对季老先生的人格魅力有更深的了解。
李玉洁老师对季先生简直敬如天人：“虽然照顾老先生从体力上确实累，因为我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可是从灵魂深处体验到特别的幸福，觉得生活在他身边是一种享受。”问享受什么，答曰：“首先是人格魅力。季先生在做人上，从来都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坚持平民立场，对人没有等级观念，大官来了是这样，平民来了也是这样，越是被人看不起的人还越平等相待，就说医院里的勤杂工吧，差不多都跟季先生聊过家常。”
点石成金：
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灵魂时刻都会散发出迷人的清香。季老就是这样的人，他那“灵魂的清香”吸引着更多的人向他靠近，让他产生了独特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所谓“人缘”形成的原因之一。青少年朋友如果想拥有更多的朋友，将来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爱戴，就要从现在的一点一滴做起，培养自己的人格魅力。
像钱钟书一样做完整的人
一直以来，由于拒绝与传媒合作，钱钟书这个人，也似乎渐成“魔镜”中的影像了。当把钱钟书这面“魔镜”翻转过来看时，便发现镜子背面有一行镌刻的字迹：做完整的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著名学者”拼凑了一本《××研究》，钱钟书翻阅后，便立刻得出如下结论：“我敢说×××根本就没看过××的原著。”真是明眼如炬，让此等人物没处躲、没处藏。这也就难怪有人按捺不住公开咒他：“钱钟书还能活几年？”
巴黎的《世界报》上刊文力捧中国作家钱钟书，并且写道：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非钱莫属。每天看外国报纸的钱钟书，迅速做出反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历数“诺贝尔奖评委”的历次误评、错评与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让人家顺着脊梁流汗，并且他一反公众的言论断言道：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更大。
更早的时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上府拜访他。钱钟书一面以礼相待，一面尖锐地说：“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道理吗？”
点石成金：
人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的个体。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单向地发展，一味地追求功利和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知识层面、道德层面的发展。钱钟书先生可谓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总能站在世俗和利益之外，用公正和良心来对事物进行客观的评价，其人格的伟岸是不言而喻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朱自清参加了当天的集会游行，和大家一道激昂地挥小旗、呼口号，为要求释放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时被军阀政府拘捕的许德珩、杨振声、潘菽、江绍原等32位同学而奔走呼号。他在1919年1月以前绝少请假，更是没有旷课，但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记载“文本科学生请假旷课表”，从北京部分学生筹划倡议抵抗“巴黎和会”后，连续几个月，他的请假次数明显增多，而且每个月都出现了旷课情况。
1919年暑假，朱自清参加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被分在第四组；1920年3月，当选第四组书记。他按照邓中夏的安排，组织大家到通县从事农村讲演，他自己每天上午下午各讲一次，题目是“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按规定，每个团员每月必须出讲两次，他组织第四组的团员到北京四城演讲，先后讲过“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山东之危机”、“救国方法”、“国耻纪念日”等题目。直到五月，他毕业后回到南方，才辞去这份工作。
朱自清为人一贯朴讷。依他的性格，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中担当冲锋陷阵的先锋角色，但他却自觉自愿地、积极活跃地跟随当时的先驱者，做好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尽了一个爱国者应尽的责任。
点石成金：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着责任来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尽自己那份与生俱来的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哪怕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我们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
吴宓：敢于“逆潮流”而动的大勇者
吴宓先生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他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者，所谓“勇不必仁，而仁必有勇”，所以必然也是一位勇者。
吴宓的勇，首先就表现在“注重根本，养浩然之气”方面，他能知耻（不是世俗的个人恩怨的“小耻”，而是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与伦理道德存亡的大耻）。他幼年就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15岁时便写出“探胜寻奇志四方，回旋斗室愿难赏”的佳句。
而最能反映吴先生勇者本色的，莫过于中年“逆潮流”而动，坚持办《学衡》和晚年公开反对“四人帮”“批孔”闹剧。前者后来几乎到了“单枪匹马”的境地，但“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后者所表现之大智大勇，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在那全国一片“帮”色恐怖，全无法理的昏暗时日里，他竟敢于坚决反对批孔，凛然宣布“汉字断不可废，孔子断不可批”，成为全国十亿人口中三个公然反对批孔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并且甘冒杀头或坐牢（实际上他已经在坐牢）的危险，在日记中写下“叫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等“反动”言论，所以他的老师以如下的词句来概括他的为人：“不盗人，不贼天，掉臂游行，独来独往，一颦一叹，一波一磔，皆吾肺腑。与人无与，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
点石成金：
什么才是勇敢？真正的勇敢不仅仅是在未知面前不害怕，也不仅仅是临危不惧，真正的勇敢还包括自知其耻辱、敢于承认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包括敢于在众人之声中喊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敢于逆当时的潮流发出正义的呼声，敢于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不在威胁面前有丝毫的动摇。
做值得信任的人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一生最信任的人，莫过于他的学生、文史学家蒋天枢。在陈的晚年，曾经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予十来年间与自己仅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那一年，陈寅恪病情日益加剧，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于是约蒋天枢见面。这天，蒋天枢如约上门，当时陈夫人不巧有事外出，没有人招呼他，双目已经失明的陈寅恪也没有注意这事，蒋天枢问候完后，陈寅恪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陈寅恪说了几个钟头，蒋天枢站了几个钟头。那年，蒋天枢也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
这就是被后辈学人视为陈寅恪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
对于这种信赖，蒋天枢当之无愧。他为人笃忠执著，一生将陈寅恪视为最敬重的师长，无论他个人面临什么处境，都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甚至在自己《履历表》的“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候。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蒋天枢也丝毫没有辜负恩师的这番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觉得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可以拿钱呢，结果如数退还。20世纪90年代，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点石成金：
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他人全心的信任，他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赢得信任”与“信任他人”一样不容易做到，只有像蒋天枢这样笃诚、忠厚、不辱使命的人才担得起他人的“性命之托”——最高形式的信任。读罢此文，不妨掩卷深思：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吗？
梁启超的毅力
梁启超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依然懂得抓紧时间去从事心爱的学术。在病床上，他还将写《辛稼轩年谱》作为消遣的方式。接着，他又发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上读诗词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当时非常高兴，认为这些书对他写书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不等疾病痊愈便带着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到天津，带病侧着身子坐着继续写书，7天后由于身体不支而不得不停止写作而卧床，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医院进行治疗。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超过一小时，如果超过则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
点石成金：
要想成就任何一番事业，且不必说其中必然经历的艰难困苦，即便只是为了克服顺境中的懈怠和寻求安逸的心理弱点，也需要过人的毅力。对于青少年来讲，自制、自律的能力，不畏困难、执著进取的精神，是成长和进步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