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相守终生呢？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涉及一个经济学名词：吉芬商品。英国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最早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土豆价格上升，但是土豆需求量反而增加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被称为“吉芬难题”。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在分析中提及罗伯特·吉芬的看法，从而使得“吉芬商品”这一名词流传下来。
吉芬商品指的是，价格上升引起需求量增加的物品。根据需求法则，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的购买数量一般随着价格的上升（下降），市场需求量将减少（增加）。吉芬商品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显然有悖于一般商品的正常情形。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像土豆这类的低档商品。当土豆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变穷了，收入效应使消费者想少买肉多买土豆。同时，由于土豆相对于肉变得更为昂贵，替代效应使消费者想购买更多的肉和更少的土豆。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收入效应如此之大，以至于超过了替代效应。结果消费者的反应是少买肉，多买土豆。
运用以上的分析就可以解释“吉芬难题”了。在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购买土豆的消费支出在大多数的贫困家庭的收入中占一个比较大的比例，于是土豆价格的上升导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穷的人们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劣等商品——土豆的购买，这样形成的收入效应是很大的，它超过了替代效应，造成了土豆的需求量随价格上升而增加的特殊情况。
要满足吉芬商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上所述，首先它必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没有任何替代品，就如同以土豆为主粮的贫困家庭，所以它的替代效应就会非常的弱。一般情况下，没有土豆可以吃米饭，但是在没有米饭及其他主粮代替的情况下，土豆的替代效应就比较弱。其次，它必须占某个家庭收入的较大比例，因而收入效应就会非常强。收入效应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商品价格下降了，相对而言手里的钱就可以买到更多的这个商品了，所以实际收入就相对增加了；反过来这个正常的商品价格上升了，相对而言人们可以购买这个商品的实际收入就减少了。在现在这样一个物质产品极为丰富的社会里，这样的产品几乎是找不到的。比如不吃土豆，可以吃米饭、馒头；不去网吧，可以去KTV。
吉芬商品到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同时满足极低的替代效应和极高的收入效应呢？那就是凄美的爱情。
在梁山伯的心目中，祝英台是绝对无可替代的，多少金银财宝都无法替代他对祝英台的一片真情，所以在梁山伯的心中，祝英台的替代效应是极弱的；再看梁山伯竟然愿意离开名望富豪的家族和祝英台私奔，可见祝英台占据了他无穷大的收入，显然收入效应极高。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两个家族越是阻止他们，梁山伯和祝英台在一起的难度就越大，对于梁山伯来说，祝英台价格就越高了，但梁山伯不但没有减弱他对祝英台的爱意，反而激起了他更加强大的爱情力量，显然是需求反而增加了。当他们两个家族对他们施加的阻力越来越大，大到无法逾越的时候，梁山伯只能将他的全部收入也就是他的生命来换取他所需要的最唯美的爱情，祝英台也一样，所以他们的结局也就只能是悲剧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没有办法使悲剧不再重演呢？有，那就是，一尽量不要去追求所谓的“完美的爱情”，完美的东西往往是要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的，甚至生命；另一个就是奉劝那些企图阻止一场真挚爱情延续的人们，如果你是出于善意，那么你要知道你的强力阻挠只会增加这对恋人互相间更高的价格，你的阻挠只会使他们付出更高的成本，甚至生命。
离婚源于最优化的悖论
有一对新婚夫妇，女的漂亮温柔，男的英俊能干。在别人眼里他们是完美的一对。可是没过多久，两人却闹着要离婚。两人的一个好友前去探听究竟，女的告诉他，丈夫成天挑她的毛病，一会儿是这做得不好，一会儿是那做得不对，虽然不像有的家庭那样，充满浓浓的火药味，却总是阴云密布。好友问男的，这么好的妻子上哪儿找去，你还总是挑三拣四？男的列数了妻子的诸多“罪状”，诸如去别人家做客时老是用“你”代替“您”，太不礼貌；衣服换下三天，也没洗，实在太懒；炒菜的口味偏淡，不会做饭，等等。好友批评他，离婚就为这点小事！男的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遵循的是经济学最优化原则。
又一个最优化受害者。当然不是经济学的最优化目标害了他，而是他将“最优”这两个字误读了。经济学讲的最优，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最好结果，比如资源有限时的利益最大化。由于有条件限制，最优化并不是完美得一点缺点也没有，不能过于理想化。对任何事，每一个人心中可以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但世间的事情不可能完美无缺，只要做事的人尽到最大努力，哪怕结果不是完美的，也是最优的。
在经济学里，不是要找到最好的，而是在可以实现的结果中选一个最优的，或者相对完美一些的。
对婚姻来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男人或女人，谁都会有缺点，所以不要白费工夫去找最好的人，而应该在有可能与你结婚的人中选一个最好的，或者缺点最少的。这样选出来的结果不是完美的，但在经济学上可以称为最优的。
说到最优，不得不提及经济学中的“麦穗理论”。“麦穗理论”来源于这样一个故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老师就让他先到麦田里去摘一个全麦田里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来，只能摘一次，并且只可向前走，不能回头。
柏拉图于是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了，结果他两手空空地走出了麦田。老师问他为什么没摘？他说：“因为只能摘一次，又不能走回头路，其间即使见到最大最金黄的，因为不知前面是否有更好的，所以没有摘；走到前面时，又发觉总不及之前见到的好，原来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早已错过了。于是我什么也没摘。”
老师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图问他的老师什么是婚姻，他的老师就叫他先到树林里，砍下一棵全树林最大、最茂盛、最适合放在家做圣诞树的树。其间同样只能砍一次，以及同样只可以向前走，不能回头。
柏拉图于是照着老师说的话做。这次，他带了一棵普普通通，不是很茂盛，亦不算太差的树回来。老师问他：“怎么带这棵普普通通的树回来？”他说：“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当我走了大半路程还两手空空时，看到这棵树也不太差，便砍下来，免得最后又什么也带不出来。”
老师说：“这就是婚姻！”
可见，完美的爱情和婚姻是很难得到。那些完美主义者，他们总在追求完美无缺的东西，不允许任何的缺点。他们活得很累也很苦，甚至往往成为偏执狂，最终受苦的是自己，毁掉的是自己的生活。
文章开头所提及的那个男士，把他的离婚归罪于经济学的最优化观念，其实不是经济学的错，而是误读了经济学。
性是一块嚼在嘴里的口香糖
美国某网站做过这样的调查：如果上帝给你的时间是每天25个小时，那么你将会利用这多出的1个小时做什么？90%的男人和65%的女人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做爱。
看来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性行为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性别就是成本，这成本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或者倒赔，取决于人的理性选择。
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性行为是有成本的，在决定性选择之前，双方需要有个理性的思考：是否能预见并能负担起这些成本，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性行为的后果；还要考虑使用减少负面结果的手段，比如安全套，避免意外怀孕和感染性病、艾滋病。世间没有免费的性事，做爱是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体验，要达到理想境界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双方不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二是彼此都要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就是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使性爱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性行为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比如艾滋病令人们在性爱方面较为谨慎。
有一句被经济学家广为传播的话：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像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有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牛皮糖嚼成牛皮鞋垫，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交易双方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到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就越没有吸引力。在网络上可以搜到一百多对情侣、夫妻的睡姿，最后超过两年的，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这些姿势和体位，我们可以看做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