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电脑网络上，很容易就能够了解到某一群体正在交流的内容，就可以根据正在讨论的内容和参加者之间的气氛来决定自己是否加入。即使是正在讨论中，如果突然觉得讨厌，也可以退出。这与面对面的交流不同，具有很大的自由性。
报纸、杂志的读者投稿栏也是如此，即使是相距甚远的不认识的人们之间，也能够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当议论变得白热化时，经常是等对方的投稿发表后再投稿，这一投稿发表后，又要等待下一个人的投稿发表后再投稿，这种时间推移很是麻烦。
快速的联系方式就是通信或者打电话，但这样互相之间就知道了对方的居住地址。因为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大家自然不愿意采用这种联系方式。
在这一点上，个人电脑网络上的交往是很轻松的，互相都不触及对方的隐私，只需围绕双方都关心的事情进行交流。
网络对于人际关系的投资来说是成本较低的，而且收益回报快，是一种可以值得推广的方式。
但是，有收益就会有风险。据新闻报道，目前，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手段多样、暴力化趋势明显，盗窃、抢夺儿童案件时有发生，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聊天交友、相约游玩等新的作案手段拐卖妇女。女性同胞在网络交友上，可要谨慎，切莫大意失荆州。
对那些想要在网络上寻觅真情的人士也要提个醒，很大程度上你的付出与预期收入会有很大的出入，因为网络交友难觅真情。这是经历过网络交友的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我们不妨从网络的实质以及人们的实际情况分析一下。
首先，网络虚假信息太多。网络虽然具有方便的特点，但是虚假信息太多了，例如，有的人实际学历才高中，却写大学本科，有的人实际身高才一米六，却写一米八，这样的情况泛滥，网络交友的成功概率能高吗？
其次，前期了解不够充分。对大多数人来说，结婚是件大事情，不能随便了事的，所以对结婚对象要了解得非常详细，但是通过网络交友的话，无论网上聊得多么好，都有许多虚假成分。网络是虚拟的，不能面对面，而从网上交流到网下见面，这个过程无论怎么样长，都有可能让人失望，而见面的时间成本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不像同事或者朋友介绍得那么可信。
乡下人比城里人要淳朴
邻居家的夫妻近来工作忙，上幼儿园的孩子没人接送，决定找一个保姆。提到要找哪里的保姆时，夫妻俩一致表示要找一个乡下的。理由是乡下人老实，能让人放心。
为什么大部分乡下人比城里人更淳朴？这是因为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世代生活在一起，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家长里短不出半日就能为全村所知道。若做损人利己之事，必招致对方的记恨以及村民的道德谴责。
城市里的人，一来流动性大，某个人干了坏事，转眼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对方难以对他实施报复；二来更注重隐私，同楼居民“电视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甚多，若做了不道德之事，也难以受到道德谴责。
以上就是“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差别。“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就会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必须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关系。随着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完善，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这和博弈有什么关系吗？有。“熟人社会”就是重复博弈，而“陌生人社会”则是一次性博弈。
乡下人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总要大摆酒席，请客吃饭，因为这种付出有望得到乡亲们的回报。城里人很少这样请来请去大宴宾客，因为不知道是否还有下次。外国人的AA制也开始在中国城市里流行，一起吃喝，但各自掏钱，谁也不欠谁。AA制不是因为人情淡漠，而是基于人口流动性大，难以形成重复博弈的缘故。
道德、法律、权力利益的划分，都与“还要见面”有关。从消极的层面看，我们互不侵犯，是为了避免没完没了、两败俱伤的循环报应。例如，两个原始人见面，一个拿着兽皮，一个拿着野果，他们都想把对方的东西据为己有。如果他们的见面是偶然的，可能相互抢劫。可是如果他们都生活在附近，考虑到对方家族的报复，抢劫的风险就大了，所以他们不去打对方的主意——所有权就这样产生了。如果确实想得到对方的东西，他们可以选择以物易物，交易就这样产生了。在“熟人社会”里，人们总是重复博弈，而重复博弈就要讲究规则和诚信。所以，现代商业社会里，诚信被一再强调。
重复博弈是信任的前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地摊、车站、旅游点，这些人群流动性大的地方，不但商品和服务质量最差，而且假货横行，因为商家和顾客之间不是“重复博弈”。一个旅客不大可能因为你的饭菜可口而再次光临，这种一次性博弈，是“一锤子买卖”，不赚白不赚。就算你知道自己也被人蒙了，只好自认倒霉，多半不会搭车赶回来和他们较真。
而开在社区的便利店，赢利靠的是“重复博弈”，那些“回头客”——周围的居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如果便利店欺骗顾客，就会失去长期赢利的机会。同样道理，买贵重物品，一定要去大的百货公司，他们一般不至于为了欺骗顾客而逃跑。所以说，平时我们讲信用而不骗人，其实是所谓重复博弈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经济学领域，所谓信用，是指一种建立在对授信人在特定的期限内付款或还款承诺的信任基础上的能力。信用是在博弈中，主要是在多次的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博弈即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在一种较为完善的经济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这主要是经济学对一些社会规范的假定，并认为其作用使然，如“理性限定规范”限定人们选择某种特定行为，不论这种行为带来多少效用；“偏好变异规范”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偏好的改变成为一种习惯。因此，信用是发展市场的一个必备的因素。
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解释。假设有甲、乙两人，甲出售产品，乙付货款（商业信用问题），或甲借钱给乙，乙是否还钱（银行信用问题）。开始时，甲有两种选择：信任乙或不信任乙；乙也有两种选择：守信或不守信。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对乙来说，一旦借到钱最佳选择是不还。甲当然知道乙会这样做，甲的最佳选择是不信任。结果是，甲不信任乙，乙不守信，这样的结果是最糟糕的，双方想达成有效交易是非常难的。
那么，应该怎样建立起信用关系呢？假定博弈可以进行多次，甲采取一种这样的策略：我先信任你，如果你没有欺骗我，我将一直信赖你；而一旦你欺骗了我，我再也不会信任你。这样乙有相应的两种选择：如果守信，得到的利益是长远的；如果不守信，得到的利益是一次性的。因此，守信是乙的利益所在。这样双方都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的出现是因为乙谋求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当然是不当得利）。所以说当一个人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利益时，自己的信用关系就会被塑造出来。
“杀熟”事实的成立
天津某媒体报道，一名男子连续骗了3人及一家单位，共骗取人民币3万余元，这3位被害人均与其有亲属关系。
“杀熟”是眼下的一个流行语，指的是通过坑害亲戚或朋友来发财致富。在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杀熟”正式成为一个名词，被定义为“做生意时，利用熟人对自己的信任，采取不正当手段赚取熟人钱财”。
通过托关系，本想买点便宜货，结果买回来的东西比市场价还要贵，这是一种常见的“杀熟”。最厉害的“杀熟”大概要算传销了，前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传销引起的父子夫妻不和、兄弟姐妹反目的故事。有一回，一个同事聊起老同学聚会的事，在聚会时，其中一位大吹大擂地讲起他搞传销致富的故事，刚流露出要大家一起来搞传销的意思，立刻就有人斥道：都是老同学，你害我们干什么！常言道：兔子不吃窝边草。“杀熟”者偏偏是连窝边草也不放过，实在令人痛恨。
“朋友妻不可欺”代表了过去人们对“杀熟”的警示，但这其中并没掺杂经济利益的因素。可现在的“杀熟”，更多是侵犯他人的经济利益。如一项资料显示，60%的经济犯罪案件都是“杀熟”。“杀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表现尤其突出。
那么，为什么在前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的各经济体制），这种“杀熟”较为少见呢？
这是因为在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体的道德品行都是获取资源的一个重要条件，若因“杀熟”留下污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获取很多的利益，甚至会毁了一世英名。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人熟为宝”，这些向来是人们坚守信奉的观念。熟悉，相对来说就比较了解，知根知底。可以说，熟是“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拉关系、找关系、建立关系、利用关系，首先需要熟悉，人熟才好搭上话、贴上边、凑上前，办事容易成功奏效。有的人热衷于搞“感情投资”、“联络感情”，就是对用得着的人，先千方百计地用“物质好处”当桥梁攀上，进而混熟了，到关键时刻再去谋取个人利益。
换句话说，在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言，他是轻易不会“杀熟”的，因为“杀熟”的成本往往要远远高出它的收益。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人们的交际范围有限，重复互动的频率也很高，相互的利益联结也紧密，道德监督也相对容易，“杀熟”容易败露。而一旦败露，就等于触犯了整个网络中的人情法则，代价不仅仅是个别关系的终止，更会影响到他在所属的关系网络中的声誉，所以无论是从“面子”方面考虑还是从长远利益考虑，“杀熟”不是一个理性人愿意去做的事情。
在传统社会中，熟人关系是沿着血缘、地缘的路径而生成的，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熟人之间关系的运作包括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在一定的伦理实体中展开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利他主义和人情法则的制约，所以很少会有“杀熟”现象。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原先的熟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挑战，原先的交往、交易所受到的文化约束现在受到了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侵蚀。原来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狭小的地域性社会，受传统和历史支配，讲究身份，个人很难基于自身特质来获得成就，而随着转型期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个体经济理性的加强，传统社会中的交往、交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蚀，情理规则和利益规则由统一逐步走向分离，这意味着原先的“集体意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控制个体了，熟人关系在运作中的风险也随之大大增加了。
几年前，到处可以看到“保安培训班”的招生简章，宣传小传单上把培训班吹得天花乱坠，让贫困地区的一些青年以为是天赐良机，从农村拥入城市，梦想着将来也穿上制服，在城里谋一份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叫陈程的小伙子经不住一个远方亲戚的鼓动，向亲友借了几千块钱，到西安去“学习”。但没过几天，陈程就摇身一变，成了保安学校“招生办”的人，跑回来“大量招生”。结果陈程或远或近的亲戚、邻居都把孩子交给了他。后来大家才知道，陈程的“待遇”，就是从亲自招的“学员”身上“提成”出来的；而所谓的“保安学校”，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而已，结业分配等承诺只是一句美丽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