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王玉霞说过，“父养子小，子养父老”，“父母是儿女珍稀的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情感资源”。一旦失去父母，就再也不会有什么人能给你同样无私、不求回报的疼爱了。孝顺父母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却被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生存压力给冲淡了。更多人开始追名逐利，更多人为了生存而日夜打拼。
的确，孝顺父母浪费了你的时间、金钱，但趁着年轻，你有的是时间，你还能把钱再挣回来，可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不多的付出却能给予他们无比大的效用。若是哪天忽闻自己父母离世，还来不及分享你成功的喜悦，你会是什么感受？
女作家张洁的一本书《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轰动一时，书中说的就是子女与父母间的这种感情。因此，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能承受这种失去。因为，失去父母及未能尽孝的痛楚和悔恨，未尝不是你只顾工作、只顾自己生活所付出的代价！
减负，从来都是美丽的谎言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回忆——儿时，一放学便是最愉快的时光，你可以任意在外面嬉戏，随意玩闹，直到被父母勒令回家。一想到孩童时那诸多的游戏，想到那时的童言童语，每每都流出发自内心地微笑，因为那些都是最美好的东西，能在平静中让人感到幸福和快乐。
回过头来，再看现在的孩子，反倒心里不是滋味。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再也没有了玩耍的时间，缺了那孩童、少年该有的活力。
究其原因，不得不提及中小学生面临的最大问题——负担过重的作业，除了紧张的学校里的学习外，几乎每个学生晚上回家都还要做上几个小时的作业。想想，孩子们真的很可怜。现在有很多初高中院校都是早上7点上早自习，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孩子们天天被沉重的学业压着，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休息，一个个沉重的书包，让很多学生都身心疲惫。
虽然当前学校和社会积极倡导减负，但结果并未令人欣慰，这是不现实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大人们说给孩子听的美丽谎言。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谁让减负变成了美丽的谎言？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迫于升学、接受更好教育的压力
对于现在的孩子而言，升学考试是场惨烈的战争。因为好院校，就代表着较好的学习能力，代表着较好的教育。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较大，是不能省也不该省的投资，所以父母、学生没有一个不想进入好学校的。但，要想进，就必须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必须面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这激烈的竞争中，孩子只有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老师也不可能闲着，为了提高升学率，更是平时补课，假期辅导，（彻底奉行那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名言），鼓励孩子们去追求升学的目标！
2.迫于社会残酷的自由竞争带来的就业压力
优胜劣汰，是自由竞争的基本法则。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自然会奉行这种规律，人人平等，凭能力说话。此时，高学历、好成绩就体现了它的用处——具有更好的竞争优势，是个人求职的资本。学历越高的人，相对找工作也越轻松。不信你看看那些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只要好一点的工作，都会有个高学历在那里卡着。
3.知识型人才的相对回报率较高
我们都清楚，一个大学生的收入和高中生的收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一样的，而研究生就更是另一个档次了。父母从小抓起，劝孩子要用更多的时间学习也是煞费苦心。他们相信，艰苦地学习，能为孩子换来更高的学历、更多的发展机会、更舒适的生活。所以，家长总对孩子说：“现在好好学习，现在累点，将来就能挣大钱，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了。”
当所有人都认为，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眼下的负重学习同未来的回报相比是微不足道、是值得的时候，每个人就都成了理性的经济人，都狠下心来。这样，学业上的负担、心理上的负担，没有一个能减得了。可所有人都忽视了，孩子无休止地学习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隐性成本，即快乐的童年。不知是否有人考虑过，或许这些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效用。
现实的冷酷至今没有让情况有所改变，孩子们还继续负重学习着。曾经，看到孩子们听到“减负”那两个字的表情的时候，觉得那般美好，可是她们却不知道那是个梦想，尚不可企及。或者说那只是个神话，还远不可能实现。
农民住进“洋楼”“遭洋罪”
苏涟水县王嘴村是个别样的农民社区——宽阔的水泥路、花坛、农贸市场、超市、学校……白墙飞檐，两三家的小楼连体而建，错落有致，散布社区。
小楼间，有零星的草堆和菜地。鸡在院里跑。楼尽头，猪在哼叫。占地200多亩的社区四周，不见围墙，只有连绵的青青麦地。
作为苏北农民集中居住的样板，王嘴无比独特，它把城市与乡村的元素“熨”得那么妥帖。
（摘自2006年1月4日《新华日报》）
这样的景象确实无比独特：一边是公路、楼房等城市化的建筑，一边是鸡羊猪牛、菜园、草垛！然而恰恰正是这一切，鲜明地凸现了这个集中居住区是真正姓“农”。王嘴村农民集中居住区在建设过程中有很多向农民“妥协”的地方。农民用不惯马桶，村里就在集中居住区盖了16座公厕；村里允许农民在小区堆草，允许在指定空地种菜。在每排楼的顶头，允许盖猪圈。社区房屋套型，原先按城市家庭设计，农民嫌小，村里就修改设计，把房屋宽度从5米多拉到8米甚至11米。这样，家家一楼堆粮食，做车库。大门一开，开着拖拉机去种田。这样的居住区，农民怎能不满意？
王嘴村农民集中居住区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典范，但有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却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好心办了坏事”的现象。据新华社报道，北方某地农村进行整体改造，村民们全都搬进了别墅。但是寒冬来临，因为无力负担集中供热费用，不少村民只能在冰窖的家里过冬了。有的农村盖起了五层的农民住宅楼，由于没有电梯，农民只能将粮食一袋袋地往楼上扛。住进“洋楼”反倒“遭洋罪”，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诚然，农民能住上别墅也是符合新农村的应有之义的。但是一个地方是否能建别墅，还得要看其有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要看农民是不是真的富裕了，有没有这个意愿。中央文件曾明确提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可那些让农民举债建别墅的地方，有多少干部领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际意义？
向农民“妥协”，蕴藏着一个大道理：新农村建设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乡村演进过程的理性选择，尊重农民世代积淀的生活习惯，满足农民现实的利益诉求，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的尺度。
“特殊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在经济决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特殊的知识散布于各个经济主体之中，只有分散决策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尊重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权利。应当说，这种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当涉及农村发展问题时，有些地方的决策者却常常擅自替农民做主，忽视农民的意愿和自主决策权。原因主要有这样两点：第一，低估了农民理性决策的能力。长期以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政府官员的眼里，农民是一群保守的、落后的、缺乏理性决策能力的人群。事实上，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表明，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农民是在传统技术状态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他们能够做出合理决策。第二，地方政府急于创造“政绩”。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为了多出“政绩”，不顾实际情况，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农民，将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修马路、建楼房等能在短期内产生明显效果的项目，而忽视了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强制度建设等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事情，偏离了新农村建设的主题。
进一步看，农民作为建设新农村的受益者，有足够的愿望和动力去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权衡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个体需要与整体情况等各种关系，做出合理决策。
如何做到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做主，以农民为本？
一是要相信农民的自主能力。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乡风民俗等差别很大，世世代代生长在当地的农民最了解自己的家园，在建设新农村中，如何把好事办好、好事做实，他们最有发言权。在充分相信农民的自主能力的同时，要引导农民群众主动、积极地参与新农村建设，充分发挥村民民主自治的作用。
二是要让农民真正当家做主。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放弃替农民做主的“越位”角色，既要在经济利益上多照顾农民，更要尊重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内容要反映农民要求，过程要让农民充分参与，建设成果要让农民来评判。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能强迫命令，更不能搞形式主义。
三是要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工作，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各级政府要以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杜绝违背客观规律、违背民心民意、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发生。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关键在领导，关键在落实。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土地如何使用、家园如何建设，应该在征得农民的同意后再实施。征用、开发农村土地，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还应给予合理的补偿，并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