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大将林仁肇骁勇善战，曾令后周头疼不已。在北宋决定出兵南唐时，赵匡胤派人画了一幅林仁肇的肖像，并故意拿给从善看，谎称林仁肇要投降朝廷。从善派人把这个消息秘告李煜。李煜不辨真假，立刻赐给林仁肇一杯毒酒。
一代名将没有死于战场，却死在了他誓死效忠的人手里。
当南唐国亡的消息传到从善耳中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林仁肇；又过几年，当接过赵光义赐下的牵机药时，不知李煜是否想到了自己赏赐的那杯毒酒。从李煜毒杀林仁肇的那一刻，从善就已经回不去了。能帮李氏家族收拾河山的人，已成了枉死的冤魂，不会复生。
从此黄昏独倚栏时，李煜兄弟只能怅望江南——赵家的江南。
高调归隐，只为低调求全
——《渔父》两首
其一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其二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家在内陆，少时没见过江河湖海，无从了解靠水为生的渔人。初读宋朝范仲淹的古诗《江上渔者》，便沉浸在诗人对渔夫驾一叶小舟，“出没风波里”的无限悲悯中。
多年以后读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突又迸发对渔者新的认知，同情瞬间化作敬仰。那个老人“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但是，他已经连续八十四天一无所获。第八十五天，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马林鱼。这本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但他没能顺利把鱼拖上船，反而被鱼拖着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历经殊死搏斗，老渔夫终于杀死猎物，并把马林鱼绑在小船上。此时庆祝，依然为时尚早。归途中，小船遭遇鲨鱼，筋疲力尽的老人被迫继续战斗，死里逃生后，小船后绑着的马林鱼只剩下头尾和脊骨。
这位历经生死最终安全返航的老渔夫，以不屈的硬汉形象让无数后人折服。那条于碧波万顷中乘风破浪的小船，承载的不仅是生计，还有敢于抗争的灵魂。
李煜曾作两首《渔父》词，表达了对渔者生活的向往。但料想，他既不会想如范公诗中，做个在惊涛骇浪里以性命博温饱的打渔人，也不会像海明翁笔下那位老者，拥有与一切磨难抗争的勇气。
最著名的渔父形象，来自屈原的《楚辞》。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时他偶遇渔父。两人相谈投机，屈原抒发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愤，渔父则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点醒屈原。
时至今日，后人仍折服于屈原的风骨。随着这篇《渔父》的广为流传，渔父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从点人悟道的神仙，逐渐演变成隐逸超脱、淡泊名利的象征。以至于后人再描写渔人生活时，常忽略其浪里穿行的凶险，避谈其生活困窘的尴尬，而是极度渲染其垂钓江上的雅趣。这类作品，当以柳宗元《江雪》中塑造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形象为典范，另外，元代胡绍开的散曲《沉醉东风》里的描写也颇为生动：
渔得鱼心满意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
同样是一叶扁舟、一片汪洋、一名渔夫，几经历史迁延，渔夫之意已不在鱼。渔夫不再有谋生之苦，在过惯了舒服日子的李煜笔下，打渔人更是悠闲自在。
因词人的多情，“浪花”和“桃李”也成了有情之物。“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这是景语，也是情语。江南的熏风搅扰着平静的海面，海浪翻卷出水做的花簇，轻轻撞击着渔人的小船，溅起星星点点的水雾，落在船上渔人的脖颈里，清凉得令人神清气爽。
渔人驾着小船顺风顺水而下。两岸边，桃花夭夭，李花点点，都随着船的行进飞快后退。不需遗憾，因为前方仍有桃李列队相迎。不论是船下的大海，还是两岸的花海，皆浩浩荡荡，不见尽头。
风景已令人沉醉，渔者生活的惬意更令人向往，让人恨不得放下一切俗事，将自己放逐水波之上，只需浊酒一壶，钓竿一柄，从此后，春风秋月、凡尘闹市，都付笑谈中。连渔人自己都感叹：俗世里，像我这样快活的人，能有几个！
李煜笔下这种超脱尘世外的快乐，很多人都可与他共鸣。比如宋人朱敦儒，他长期隐居，不肯应诏出仕，先后写过六首《渔父》词，歌咏其隐居期间的闲适生活，仅其中“摇首出红尘”一句，即可见超脱尘世的豁达与潇洒。便是东篱采菊、眺望南山的陶渊明，所做之事虽不同于渔夫，但情趣志向却殊途同归——他们追求的，不过“自由”二字。李煜在另一首《渔父》词中，以“万顷波中得自由”一句，直言对自由的向往。
一叶扁舟泛五湖，如李煜一样把自由寄托在万顷碧波的人古来有之，然而，真正能如愿以偿的，却没有几人。昔日范蠡辞官泛五湖，是为了避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下场；柳宗元“独钓寒江雪”是因为仕途不遇；赵孟頫“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不经意流露的，是愤世嫉俗的情绪。
文人多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鲜有人天生向往红尘之外。他们立志渔隐，大多半缘心性半缘现实。
譬如范仲淹，便是其中一例。他在岳阳楼上，面对着“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想象着春风和煦的夜晚“渔歌互答”的情景，颇有出世风姿。风景如此超凡脱俗，置身其中的人却还是发出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叹，并称之乃“古仁人之心”——那些极力歌咏渔隐生活的人，是否都像范公，表面上“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内心却只把万顷水面，当作自己郁郁灵魂的放逐之地。
李煜当然不是真想做“渔夫”，他甚至不像那些身在江中心忧百姓的“古仁人”，满心家国之念。他写这两首词，意在高调表示归隐之心。
然而，归隐本不是应该大声宣扬的事情，但李煜被现实逼迫得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据史书记载，李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重瞳，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在李煜之前，目有“重瞳”者只有仓颉、舜、重耳、项羽四人，或成帝王或为圣人，最不济的项羽也是一方霸主，可与刘邦争雄。本为吉相，却会给他招致无穷祸患，因为李煜有一位“为人猜忌严刻”的兄长弘冀。
相较其他兄弟，弘冀刚毅勇猛，虽是储君，但并不讨父亲李璟的喜爱。李煜本是李璟第六子，但因四位兄长早逝，待他成年时，已是实际上的次子。皇位争夺历来惨烈。重瞳面容，加上次子身份，弘冀自然而然地把李煜视为登基路上的障碍。此前，为了扫清障碍，弘冀已经毒死了叔叔景隧。
对这一切，李煜心知肚明。他本于皇权并未太多期待，但却莫名地置身于权力争斗中不能脱身。他尽量避免参与政事，还一再高调表明心迹——“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都李煜为自己取的名号。这两首《渔父》词，意在表明同样的心迹。
对《渔父》述志之说，王国维先生提出质疑。他认为词作“笔意凡近”，可能并非出自李煜之手。但《全唐诗·南唐诸人诗》、《近代名画补遗》、《宣和画谱》等典籍都有记载，称是李煜把这两首词题在了宫廷画师卫贤绘制的《春江钓叟图》上。
王国维“凡近”之评，当是针对遣词，尤其“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中四个“一”字，民歌痕迹浓重。语言虽然凡近，贵在造意不凡，把一腔洒脱的隐士情怀抒发得淋漓尽致。
“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是不同于“粉妆玉砌”的另一种美，在诗词意境上，前者往往更难实现。清代纪晓岚曾有一首《钓鱼》，也像李煜的词一样，有一种素颜朝天的美。
一篙一橹一孤舟，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拍一呼又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一人独占一江秋，好个渔人，好种境界！若抛却创作背景再读李煜之作，其笔下渔人，大有一人一棹一舟，独占一江春色的洒脱！但是，李煜终究未能享受这份闲情逸致，他江上垂钓，求的不是鱼。
史上另有垂钓者，饵食下水，却不为钓鱼。他们便是姜太公和严子陵。
姜太公渐近古稀时，用直钩在磻溪垂钓，钓到他的伯乐周文王，得以大展宏图，留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千古佳话。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幼年交好。刘秀登基后，多次请严子陵入朝为官，但严子陵隐居山水，垂钓终老，后人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之所以提及两位古人，实是因为这一枚钓钩上的因缘际会，让人无法看透。
姜子牙垂钓，求的是机遇，种种举动，都是有意为之。李煜后来也得到了一个机会，他寄情山水以求自保，免遭弘冀迫害。弘冀不幸病亡，李煜意外地被立为储君，然后君临南唐，最终又亡国被俘。幸与不幸，谁也说不清。于他而言，这一切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严子陵垂钓，求的是名，不过他是无意为之，便留下了高风亮节的美誉。李煜殚精竭虑，也是求名，一个“无所为，不作为”的恶名，以求在弘冀的戒心中全身而退。事实上，最后他不退反进，以至于到达了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方。于是，泛舟湖上，只是一场秀而已，哪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要么抗争而得，要么彻悟而得。但包括李煜在内的诸多文人，大多徘徊于两者之间，隐逸之乐，不过是他们镜花水月般的念想。
谁言天家无亲
——谢新恩（冉冉秋光留不住）
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又是过重阳，台榭登临处，茱萸香坠。
紫菊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雍雍新雁咽寒声，愁恨年年长相似。
从善是李煜一母同胞的弟弟，为人很有些度量，尤其喜欢武功，与终日流连诗词歌舞的李煜不同，他很想有一番作为。昔日太子弘冀为人好猜忌，从善只好按捺着觊觎皇位的野心。
弘冀病故后，在世的众皇子中李煜年龄最长。按照储君“立长”的传统，当时还叫从嘉的李煜成为东宫新主的人选，颇受李璟青睐。从善不甘，其拥护者纷纷开始活动，大臣钟谟甚至直接上书，批评李煜“器轻志放，无人君度”，向李璟推荐从善。但李璟决心已定，于是将钟谟贬官，立李煜为太子。从善仍未死心，直到李璟去世后李煜即位前，他还偷偷打听遗诏的内容。
从善之心，可谓昭然。
为夺皇位，秦有二世矫诏杀害兄长，唐有玄武门兄弟相残，宋有烛光斧影之说，及至清代康熙朝，更有九王夺嫡的伦常悲剧。皇位未定时你争我夺，登上皇位后要巩固皇权，同为“天家血脉”的兄弟首当其冲，就成了必须要防范的人。权势诱惑下，手足情常常不堪一击，甚至连父子伦常都脆弱得令人心惊。楚穆王、隋炀帝弑父夺位的丑行遗臭万年，而叛乱不成反被诛杀的皇子也不在少数。最是无情帝王家，夫妻缘、父子情、兄弟义，世上最亲密的亲情，在这里变得淡漠。
但李煜却显得有些例外。天生仁厚的他，并未想过和兄弟们争夺皇位，昔日在太子弘冀步步紧逼下，他选择寄情书画与山水，不愿和兄长发生冲突。后来从善诸多行为已逾越了臣子本分，即便有人揭发，李煜却没有放在心上，还封从善为韩王，后改为郑王，一直恩遇有加。
在几个弟弟面前，李煜并不喜欢扮起君王的角色，他更像一位慈爱的兄长。从善入宋不归，让他万分惦念。
南唐在北宋的虎视眈眈中挣扎喘息，李煜也少了玩乐的兴致，连教坊内的歌舞也停了数日。见李煜终日闷闷不乐，大臣们联名上奏，请求罢朝一日，登高赏菊，吟咏助兴。春日寻春秋日赏菊，本是李煜热衷的活动，但这一天，偏偏是重阳佳节。
关于重阳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月九日最初是大宴宾朋、亲戚相会的日子，人们多在这一天赏菊饮酒，魏晋后逐渐成为习俗。到了唐代，重阳日才成为正式的节日，举家团圆，登高、赏菊、插茱萸等民俗盛行。
但凡此类节日，游子心中都会多三分酸楚。把这种感情表达得最酣畅淋漓的，当属唐代王维，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游子心境表达得入木三分。
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家乡亲人，家中人对行客何尝不是牵肠挂肚。每逢佳节倍思亲，对独自客居汴京的从善，李煜十分牵挂；想必独在异乡的从善，也会想起金陵城里的亲人。
同样的思念，不一样的心情。思念来袭时，李煜和从善都觉痛苦，但李煜身边有小周后软语温存，有其他兄弟相伴左右，还有朝臣争相劝慰，从善却是孤零零身处虎狼之地，连心事也无人倾诉。百感交集下，李煜曾写下一篇《却登高赋》：
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冈矣企予足，望复关兮睇予目，原有鸽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巷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洏。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於戏噫嘻尔之告我，曾非所宜。
赋中情状，令人动容：国家时局艰难，任凭我望断天涯路，昔日相伴左右的七弟也不能归来。南唐终日冷风凄凄，我终日以泪洗面。心绪被万千愁丝缠绕，对所有事都失了兴致，无法高兴起来。大臣们劝我登高寻乐，恐怕这并非忘忧之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