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冬天，离岳阳天主教堂不到一公里远的洞庭湖边，建起了一个有点洋气的小院子。院子里有花园、花圃，有兰花草、月季花、万年青，还有一架当时岳阳还不多见的葡萄，挂的牌子是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附属医院。院长是转业自中原野战军的一位团长。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是先后在德国和美国留过学的长沙人左家骧博士，一位看起来很文静实际上颇有个性的中年流行病学专家，他也是一位因为一直忙于求学与事业的单身贵族，显著的特征就是额头前老有一绺长长的头发在甩来甩去，常喜欢穿一件没有扣子的卫生衣，像个运动员一样，很潇洒的样子。
附属医院开业以后，面向全省群众免费诊治血吸虫病。县政府在《建设报》上登出安民告示：凡接触过洞庭湖水的人士，都是必检对象。
医院开业将近一年了，海华德才被通知去接受检查。
海华德的粪便检查结果显示为阳性，三个加号，完全确诊为血吸虫病人。因为是外国人，左博士亲自来给海华德确诊。左博士用他很修长很柔软的手，在她白晰的肚皮上按了好一会，摇摇头，肯定地讲：“您已经属于中晚期了，肝和脾都有一定的损伤，需要立即入院治疗，再要拖延，就会起腹水变大肚子了。”
在黄沙湾待了二十年的海华德，第一次知道黄沙湾那一泓美得令人心醉的、像宝石一样的碧绿湖水里，生满了肉眼看不见的血吸虫，这种小虫还能危及人的生命。这是多么凶险的湖水呀，过去那么长的时间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它叫日本血吸虫！”左博士用德语告诉海华德。
“哦，日本血吸虫，它是日本人放到这里来的吗？”海华德问，“很多老百姓都认为是日本人放来的哩。”
“不是不是，它是日本人最早发现的，所以被命名为日本血吸虫。”
她问：“亲爱的左博士，您可以成为我的主治医师吗？”
“对不起，不行，我不能做你的主治医师，亲爱的海华德女士，”左博士真的实在得很，“尽管，我很尊敬您，也很乐意跟您交往，可是我的专业主要是流行病学，我一般不做临床的，也根本没有时间做临床。不过，我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医师的。”
海华德于是就很难得地暂时离开天主堂，住进了医院。一位毕业于湖南医学院的姓黄的年轻女大夫，担任了她的主治医师。黄医师来查房的时候，当着一屋子病人和护士的面，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放了几个屁？”这话是专业用语，却让非专业的海华德哭笑不得。
左博士说在血吸虫病的临床治疗方面，黄医师更胜他一筹。这自然是可以放心的。
经常有病人死亡后被护士用担架车送到澡堂隔壁的太平间，等待家人前来收尸。傍晚她独自去澡堂洗澡的时候，嗅着从隔壁房间飘过来的六六六粉的刺鼻味道，心里就瘆得慌，心里老惦着隔壁的房子里，还躺着一个新鲜的或者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死人。
有一天她独自一人走进澡堂，刚刚把衣服脱光，偶然一抬头，突然看见一个“鬼”从门外走进来，眼睛鼓得像两只铃铛，脸上和胳膊腿上的皮肤，透明得可以看清里面的白骨……吓得她“啊——”地高声大叫起来，那个“鬼”也被她吓得反身跑出了澡堂。后来搞清楚，那是一个晚期血吸虫女病人，因为瘦得已经只剩下一具骷髅，夏天衣着甚少，看上去就跟一个鬼一样了……
可是医生又不让回教堂宿舍去洗澡，说是打锑剂杀虫，行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否则容易发生锑剂中毒死人的事故。确实，在海华德住院期间，有个城陵矶港务局的小伙子，长得又高大又英俊，在打锑剂的过程中，看见别人在球场里打篮球，忍不住跑过去投了两手，回到病房里就不行了，很快被推进了太平间。
有个来自湘阴青山围子的大肚子病人，实在被肚子里的腹水胀得难受，半夜里自己用剪刀把肚皮给剪破了，黄水流了一地，当场死亡。
她只希望快快结束治疗，离开这个让人难受的地方。
有一天黄昏，海华德独自在临湖的花园里散步，遇上了同样独自散步的左家骧。他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就沿着岸边的小路下到了湖滩上。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枯水季节的湖滩很空旷，很宁静，走起来俨如无边无际似的，只有浪花发出轻轻的、有节奏的哗哗声。偶尔会有一条大客轮从眼前驶过，像一座移动的高楼一样，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鸣着长长的笛声开往南岳坡码头，那是从汉口开往重庆的航班，从城陵矶拐进湖来上下乘客。
他们不断地变换着语种来交谈，英语，德语，汉语……他们的话题海阔天空，天文，地理，人生……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由先生、小姐到亲爱的，我的亲爱的……
他们热烈地讨论张永枚的名诗《青春之歌》、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讨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以及苏联电影……
身着黑色修女袍、已经四十一岁的海华德，在这个夜晚忽然有了新的感觉，一种埋藏在心底许久的感情，居然抑制不住地升腾起来。她记起来，当年与冯·李斯特在一起的时候，也正是这种感觉。她觉得眼前这个跟自己一样的单身男人，有可能成为自己所爱的对象。而且凭感觉可以肯定的是，对方也对自己颇多好感。这样美好而愉悦的感觉，已经是好多年没有过了啊！
特别是一想起豆豆的老婆对自己的侮辱，她就强烈地觉得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丈夫了。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海华德：那天在豆豆的办公室试穿布拉吉，何美仪怎么会那么凑巧地突然出现呢？可以肯定，何美仪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不能惹的，只有自己也有了一个家，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女人，才能让自己和豆豆都过上没有恐惧也没有忧患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一夜都睡得不踏实的海华德，早早地就起床了。在她认为、期盼的“新生活”来临之前，她决定去一趟黄沙湾，上一趟龟山，与冯·李斯特作最后的告别。
在冯·李斯特的衣冠冢前，她摩挲着手里的半截红玉手镯，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跟冯·李斯特说了好一会的话。离去的时候，她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安息吧我的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还会经常来看你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回到宿舍里，她把红玉手镯仔细包好，压到了那只二十多年前从科隆带来的皮箱底下，她不打算再像从前那样总是将它放在手边了。她觉得自己应该顾及新的恋人的感受，同时也让自己从昨天跨入今天。
从这一天开始，她和左博士几乎每个晚上都在约会。两个感情荒芜了许多年的追寻者，重新开始了谈情说爱，开始了他们迟来的激情岁月。他们的感情在以惊人的速度与日俱增，同时在超常规地迅速升温。
周末的时候，他们不去公共食堂吃饭，而常常在集体宿舍三楼左家骧的小屋里自己动手做饭。十二平方米的小屋仅有一张书桌一张床铺，做饭只能在漆着红漆的木地板上。一只酒精炉子和一口小平锅，切菜就在一只小板凳上，油盐酱醋的瓶子们，像小人国的士兵一样在墙根下列队。
没有成过家的左家骧倒是烧得一手很好的中国菜，他说这是他妈妈教给他的。他爸爸英年早逝，他妈妈现在独自住在长沙左家塘，老是要求他调回长沙去，他却希望母亲也住到岳阳来。他认为岳阳这地方比长沙更宜居一些，很宁静，很清新，完全没有长沙那样汹涌的人潮，也没有长沙那样的喧嚣。
因为两个人都不缺钱，在那个年代甚至算是比较有钱的人，有时候他们也想奢侈浪漫一下，就到医院门口的回民饭店去吃一碗一毛五分钱的清真牛肉面，外加一个五分钱的锅盔。或者走得更远一点，到竹荫街的味腴酒家吃一顿包子。那时候这几种面食在岳阳街上名气大得很。尤其味腴的包子，皮薄，肉多，味道鲜美可口，五分钱一个，老岳阳人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走在雨后泥泞的马路上，左博士从背后看着海华德行走时扭动的腰身，忍不住咕噜道：“大肚子蝈蝈……”因为那时候正好有一篇风行一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名叫《大肚子蝈蝈》，左博士故出此言。而事实上此时的海华德，因为营养丰富、生活安定，又变得丰满起来，滚圆的肚子比足月的孕妇还大。
一个外国人，一个在外国生活久了的中国人，酒足饭饱之后，在左博士宿舍这样私密的空间，热恋的最高形式竟然是跳舞。其时交谊舞正风靡岳阳，每个周末的晚上，许多单位的礼堂或食堂里，地板被撒上滑石粉，天顶上扯起一串串的彩灯，这就是干部职工的舞厅。
两个人在小屋里随着手摇留声机播放的乐曲缓缓起舞，嘭嚓嚓，嘭嚓嚓，一个曲子接一个曲子：《波兰圆舞曲》《恒河上的月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海华德美丽丰满的身体诱惑下，左家骧常常忍不住要把海华德搂得紧紧的，并意欲将之引导到咫尺之遥的床上去，粗重的呼吸像北方炉灶边的风箱：嘿——呃……嘿——呃……
每一次两个人的意志将滑至危险边缘的时候，海华德总是坚定地婉拒：“这个……不急。时间还长得很。都等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不如还是等到结婚的那一天吧……”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左家骧，自然不好太勉强她。于是所能做的就只是舌头与舌头长时间的吮吸，嘴唇与嘴唇的亲吻……左家骧的手有点瘦，也不大，相当柔软。“我差一点就当了妇产科医生，嘿嘿嘿，”他告诉海华德，“几个专家都说我的手是天生的妇产科医生的手。”
他们也认真讨论过生儿育女的问题。海华德直言相告：“我的生育能力会有点问题……”令她吃惊的是，对方根本不在意这一点，反倒不假思索、十分真诚地说：“这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带养小孩。事实上，自己生与带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海华德相信这是左博士十分热爱她的表现。
他们的情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县长孙福贵还称赞他们是“金玉良缘”，他亲自请他们吃饭表示祝贺，希望他们早日缔结良缘。
在赴县长的宴席时，海华德换掉了伴随她多年的黑修女袍，穿上了当时正火遍全中国的布拉吉。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她还特意穿上豆豆送给她的那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原装进口的莫斯科红莓牌，她把自己打扮得非常非常漂亮，有如电影明星一样光彩夺目。
唯一的遗憾是当孙县长邀请豆豆作陪时，豆豆明显找了个借口推托掉了。事后豆豆在回答海华德的责怪时说：“看见你跟别的男人作为恋人在一起，我心里会很难受的，请你体谅。”
海华德闻言心里又难受了一阵，豆豆的话证明他心里一直还是放不下她的，可惜，可惜一切的一切，都不可以再逆转了……
海华德的爱情，总算让豆豆的老婆从持续的躁动中安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