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道耀眼的白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有人俯探着身子望着我。一个声音穿过我的脑海，我听到了叫喊和从远处走廊折返的回声。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喊声。我把浓浓的黑暗吸进嘴里，黑暗中有许多陌生的面孔和窃窃私语，我又幸福地昏死过去。
过了一小会儿——是一天，一星期，还是一年——那道白光又出现在我眼皮外面。我的双手烫得厉害，我的嘴和眼睛也是同样的感觉。有人推着我躺着的那样东西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移动，我还在喊叫，一片黑暗。
有时候，疼痛集中在某一点上，就在我的脑后。有时候，我感觉到别人在搬动我，把我推到别处去。于是，疼痛便会注入我的血管，如同喷射的火焰，把我的血都要烧干了。黑暗中，常常有火和水，但是，我不再痛苦。片片的烈焰让我感到害怕。睡梦中汩汩的水流柔和而冰凉。我想把那些面孔抹去，让那些窃窃私语停止。当我把黑暗吸进嘴里的时候，我要让黑暗变得更黑，我想要坠入冰凉寒水的处，再也不回头。
忽然，我又回来了，浑身的剧痛把我扯了回来，那道白光迫使我紧紧地闭着双眼。我挣扎着，叫喊着，我听到自己的喊声传得很远。那个越过我脑海的声音粗暴地说着一些我听不明白的话。
黑暗。面孔。窃窃私语。我感觉不错。我的小姑娘，如果你再这么着，我就用爸爸被烟熏黄了的手指来戳你的脸。把爸爸的香烟点燃，我的小宝贝，火，把火柴吹灭，火。
白光。手痛，嘴痛，眼睛痛。您别动。您别动，我的小姑娘。这样，慢一点。我不会弄疼您的。接氧气。慢一点。就这样，乖，听话。
黑暗。女人的面孔。二乘二等于四，三乘二等于六，戒尺打在手指上。站出来排成行。唱歌时嘴要张大。所有站出来的脸排成两行。护士在哪里。我不想听见班上有人交头接耳。天气好我们就去水里玩耍。她说话了么？一开始，她只是胡言乱语。移植手术以后，她抱怨说手痛，可没说脸疼。大海。假如你游得太远，你就会被淹死。她抱怨她母亲，还抱怨女老师用尺子打她的手指。那些面孔在我头上晃动。水，我的头发浸在水中，跳下水去，浮出水面，亮光。
9月的某天早上，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来。我躺在干净的床单上，脸和手既不冷也不热。靠近我的床有一扇窗户，我的对面是一个巨大的太阳的光斑。
一个男人走过来，用很温柔的声音跟我说话，而说话的那会儿工夫我觉得太短了。他要求我听话，不要移动头部和双手。他说话的时候一字一顿，很镇定，也让人放心。他长着一张瘦骨嶙峋的长脸，大大的黑眼睛。只有他那件白大褂让我受不了。他看见我垂下眼帘便明白了我的心思。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穿了一件灰色羊毛外套，又跟我说话。他让我用眨眼睛的方式来回答“是的”。疼不疼？是的。是不是头疼？是的。双手也疼？是的。他问我是否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到我睁大了一双无助的眼睛。
他走了，护士过来给我打了一针好让我睡觉。女护士是个高个子，一双白净的大手。我明白了我跟她不一样，我的脸是被包住的。我努力地想感觉一下皮肤上包扎的纱布和涂抹的药膏。我从头至尾想象着那条包在我脖子上的绷带，从后脑勺一直延伸到头顶，又绕到我的前额，给眼睛留出空地方，再顺着脸部下方绕过去，就这么绕啊绕的。我睡着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被人搬来搬去；被人喂食；被人在走廊上推着睡床走；眨一下眼睛表示“是的”，眨两下表示“不是”；我不愿意喊叫，但是换纱布的时候还是喊叫起来；我尝试着用眨眼睛的方式来提问题，因为我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动弹；我就像一只牲口，被人用洗涤剂清洗身体，用注射器清洗脑子；我成了一个没手没脸的东西，一个不知是谁的人。
“两个星期之后就给您拆绷带。”那个面孔瘦削的医生说，“坦率地说，我有点遗憾，我倒是很喜欢您这副木乃伊的样子。”
他告诉我说他姓杜兰。他很高兴五分钟以后我还能记得起这件事，当听到我清晰地喊出他的名字时，更是心花怒放。刚开始，他朝我俯下身子的时候，他说的是“小姐”、“小姑娘”、“听话”这么几个词，经我一复述就成了“小雪”、“小姑郎”、“听哈”。我脑子里清楚自己说得不对，可我僵硬的嘴唇就是不听我使唤。后来，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错置”，他还说，相对其他而言这还不太要紧，而且很快就会过去的。
实际情况是不到十天，听人说话我已经能分辨出动词和形容词了。通名词多要了我几天。但是，我永远搞不清专有名词。跟其他词语一样，我能够清楚地把它们复述出来，可我除了知道它们出自杜兰医生之口，就再也不会往别的方面联想了。这些词语，除了极其个别的几个，像什么黎、国、中国、马纳或是拿破仑广场，其余全被关闭在一个我一无所知的过去里，我只是从头再学一遍罢了。然而，没有必要向我解释诸如吃饭、走路、公交车、头颅、诊所等词语是何意义，只要不是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桩特定事件就行。杜兰大夫说这很正常，我没必要为此忐忑不。
“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您说过的一切我全都记得。我什么时候可以照镜子？”
他走开了。我得转动眼珠，才能跟上他的背影，这弄得我很不舒服。他拿回来一面镜子。我看着镜子里的我，长长的硬头盔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和一张嘴，头盔上绑着白色的纱布和绷带。
“拆换绷带需要一个多小时。没了纱布看上去就很美了。”
他端着镜子站在我面前。我背靠一个枕头，几乎是坐在那里，双手被绑在床的两边。
“会有人来给我松绑么？”
“很快。您要听话，不要多动。绑您的手是为了让您能睡。”
“我看到了自己的眼睛，是蓝色的。”
“是的，是蓝色的。现在，您要好好听话，别再乱动，别再胡思乱想，好好睡一觉。我今天下午再来。”
那面镜子，以及镜子里那个蓝眼睛外加一张嘴的东西消失了。那张瘦削的长脸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
“睡吧，木乃伊。”
我感觉自己躺了下来。我想看到医生的双手。脸庞、手和眼睛是那时候最为重要的东西，可他却走了。我浑身疲倦，不用打针就睡着了。我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名字，我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的陌生。
“米歇乐伊拉。人们叫我米，或者米琪。我二十岁了，到11月将年满二十一岁。我出生在尼。我父亲仍住在那里。”
“慢慢说，木乃伊。您说的话有一半被您吞到肚子里去了，而且您也累了。”
“您说过的话我全都能记得起来。我和姨妈在意大利住过好几年，她6月份死了。我在三个月前的一场火灾中被烧伤。”
“我跟您说的是别的事情。”
“我有一辆汽车，是名爵的。车牌号码是TTX664313。白色的。”
“没错，木乃伊。”
我想抓住他，可是，一阵疼痛突然沿着我的手臂上升到后脑。他待在这里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几分钟。接着，有人给我喝水，让我睡觉。
“我的车子是白色的名爵，车牌号码TTX664313。”
“家呢？”
“家在一个叫卡代角的海峡地段，位于拉西约塔和邦多勒之间。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楼下有三间卧室，外加厨房；楼上也是三间卧室，带两个卫生间。”
“别说得太快。那么您的房间呢？”
“它的窗户正对着大海和一个被称作‘莱莱克’的居民点。墙上刷着蓝色和白色的漆。我对您说您还别不信，您说过的话我全都记得。”
“这很重要，木乃伊。”
“重要的是我虽然能复述，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些词语而已。”
“您能用意大利语复述一遍吗？”
“不能。意大利语我只记得‘摄像机’‘房子’‘机器’‘白色’这么几个词。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等您感觉好些了，我再给您看一些照片。他们交给我三大盒子。我比您自己还更了解您，木乃伊。”
给我动手术的那位医生叫沙韦尔。手术是在发生火灾的三天后，在尼的一家医院里做的。杜兰医生说，后来一天内两次大出血，是他给我止住了血。现在的情况看上去很不错，即便凑近观察，也无可挑剔。但是，他不希望别的大夫再来做同样的手术。
我人在布洛涅一家由狄纳医生开设的诊所内，那是我第一次动完手术一个月后被转到这里来的。在飞来的途中，我第三次大出血，那是飞机降落前一刻钟，因为飞到一定高度而产生的结果。
“植皮手术完成以后，一直是由狄纳医生来做后续的整容手术。他给您做了一个漂亮的鼻子，我见过石膏模型。我向您保证确实非常漂亮。”
“那您是谁？”
“我是沙韦尔医生的姻兄，我在圣娜医院行医。自从您转到黎来了之后，我一直对您进行观察。”
“他们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
“您说这里吗？一个漂亮的鼻子，木乃伊。”
“在这之前呢？”
“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好好在这儿待着吧。您真走运，才二十出头。”
“为什么我不能见任何人？要是能见到一个人，比如我父亲，或者随便哪个我认识的人，我敢肯定我的记忆力一下子就能恢复正常。”
“您倒是很会说话，我的小姑娘。您受到的那几下创伤，尤其是脑袋上的那一下，可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您受的刺激越少，对您来说就越好。”
他笑了，把手慢慢地伸向我的肩膀，轻轻地触碰了一秒钟。
“您不要自寻烦恼了，木乃伊。都会好起来的。过一段时间，您的记忆自然而然地会一点点恢复的。有多少失忆的人，也就有多少种失忆症。可您患上的这种算是非常、非常轻微的。您的记忆有所衰退，有些空白，但并没有失语，甚至说话一点都不结，听上去还那么饱满和充实。所以，记忆的空洞现在已经缩得很小了，成了一个很微小、很微小的东西。”
他用食指和拇指比画着。他笑了起来，用想好的方式缓慢地站了起来，为了使我的眼睛不要转动得太快。
“听话，木乃伊。”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表现得相当听话，要不然他们就会给我灌药，往一日三餐的肉汤里放一粒沉底的药丸。那个阶段是在9月底，火灾过去差不多有三个月了。我会假装睡觉，放飞我的记忆，挣脱囚禁它的牢笼。
记忆里有那些洒满阳光的道路，面朝大海的棕榈树，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个扎着头发、穿着红色泳装的女老师，那些灯光闪烁的夜晚，几首军乐，一个美国士兵伸手递过来的巧克力——接着是这个洞。
接下来，便是这道强烈的白光，护士的手，以及杜兰医生的脸。
有时候，异常清晰地，清晰到令人发怵的地步，我又看到了那肥厚有如屠夫的双手，那粗壮但灵巧的手指，一张留着短发的、臃肿的肥脸。那是沙韦尔医生的手和脸，交替出现在服药或昏阙的间隙里。我把这个记忆定位在至少是7月份，当时，他把我带进这个白色、冷漠、难以理解的世界。
我闭着眼睛，痛楚的脑袋搁在枕头上，内心在算着一笔账。我看到这些账目写在一块黑板上。我有二十岁。杜兰医生说，1944年或1945年的时候，美国大兵会给小姑娘送巧克力。我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从生下来到五六岁那些年，后来的十五年全被抹掉了。
我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专有名词上，因为就是这类词汇让我毫无头绪，与别人给我的这个新生命中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关联。乔治伊拉，我的父亲。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莱莱克，卡代角。都是无用功。后来我才从杜兰医生那儿了解到，我当时在拼命地撞着一堵墙。
“我告诉过您要保持平静，木乃伊。假如您父亲的名字对您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是因为您把您父亲整个都遗忘了，他叫什么都无所谓了。”
“可是，当说到‘花’这个字，‘狐狸’这个词，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难道事故后，我见过一朵花，一只狐狸？”
“听我说，小宝贝，等您身体好转了以后，我向您保证，我们会好好地就这个问题做一次长谈。眼下么，我还是要您听话。您只需对自己说，目前您正处于一个特定的疗程，几乎可以说属于正常范围。每天早上，我要查看十个老人，没有一个脑部受过创伤，而他们的现状几乎和您一样。五到六岁，这就是他们记忆的年龄限度。他们能记起他们的小学老师，可一点都不记得他们的儿孙。这一点并不妨碍他们玩勃洛特牌[1]。他们差不多什么都忘了，就是没忘勃洛特牌。当然，用手卷烟也没忘。情况就是这样。您正用一种老年性的健忘症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你要是有一百岁的话，我会对您说‘保重身体’，并致以我的哀悼。但是，您才二十岁啊。您把目前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的几率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您能明白吗？”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的父亲？”
“很快，要不了几天。等把您头上这个中世纪的玩意儿摘掉以后，视情况而定。”
“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等以后吧，木乃伊。有些事情我也很想搞清楚，要是我待在这儿时间过久，您会疲劳的。再重复一遍，那辆名爵的车牌号码是多少？”
“664313TTX。”
“您故意把它说反了，对不对？”
“对，是故意的！我已经受够了！我要活动一下手！我要见我的父亲！我要从这儿出去！您每天尽让我重复一些傻话！我实在是受够了！”
“听话，木乃伊。”
“您别再这么叫我！”
“我请求您保持静。”
我举起一条胳膊，一只巨大的石膏拳头。那天晚上，我“发作”了。女护士赶来，把我的手重新绑好。杜兰医生面对我靠墙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屈辱和怨恨。
我嘶喊着，也不知道是冲着他，还是冲着我自己。他们给我打了一针。我看到别的护士和医生拥进病房里。我想这大概是第一次，我真正想到了我的外表。我从别人看我的眼神里感觉到，我正看着我自己，看着我在这间白色的房间里，在这张白色的病床上，被撕裂成两半。我成了一件残缺的东西，带着丑陋的、可耻的、发出嘶喊的三个洞。我恐怖地嘶喊着。
后来的几天里，狄纳医生来看我，像对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那样跟我说话。这个女孩有点被宠坏了，有点瞎胡闹，却又要受到保护。
“如果您还这么闹下去的话，我就不再搭理您了，您只管自作自受去吧。”
杜兰医生一个星期没来，倒是我自己好几次提出要见他。我那护士，因为上次我“发作”以后受到了责备，总是违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每天，她把我的手捆住两小时，这期间还用怀疑和不安的眼神一直盯着我。
“我睡着的时候，是您把我叫醒的？”
“不是。”
“那是谁？”
“另外一个护士。”
“我要见我父亲。”
“您现在这样子还不行。”
“我要见杜兰医生。”
“杜兰医生不愿再见您。”
“跟我说说话吧。”
“说什么？”
“随便什么。说说话就行。”
“那是不允许的。”
我看着她那双大手，真是好看，让人心。她终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变得相当窘迫。
“您不要这么看着我。”
“是您在看着我。”
“确实得好好看着。”她这么说。
“您多大年纪了？”
“四十六岁。”
“我来这里多久了？”
“七个星期。”
“这七个星期当中，都是您在照看我？”
“对。好了，说够了。”
“刚来的那几天，我是个什么情况？”
“您一动不动。”
“我说胡话吗？”
“有那么几次。”
“我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比如？举个例子。”
“我记不起来了。”
又过了极其漫长的一个星期，杜兰医生终于走进了病房，胳膊下夹着一包东西。他身上的风衣带着雨水的斑迹，可他并没有脱下来。外面的雨点敲打在我床边窗户的玻璃上。
他来到我身边，跟平常一样碰了一下我的肩膀，很轻，很快，并对我说：“您好，木乃伊。”
“我等了您好久。”
“我知道。”他说，“我得准备一件礼物。”
他解释说，上次“发作”以后，外面有人给他送了一束花。那是一束大丽花，是他夫人喜欢的那种，还附带了一个小的汽车钥匙圈。他给我看了那样东西，那是个金色的圆形玩意儿，会定时发出声音，把车停放在指定停车区的时候很有用。
“这礼物是我父亲送的吗？”
“不是。是那个您姨妈去世后一直照顾您的人。近年来，您见她的次数比见您父亲要多得多。那是个女人，她叫让娜米尔诺。她跟随您来到黎。她每天三次打探您的消息。”
我对他说，这个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拿过一把椅子，摁了一下那个钥匙圈，然后把它放在我身旁的床上。
“过一刻钟它就会叫，到时候我得走。您感觉还好吧，木乃伊？”
“我要您别再这么称呼我。”
“明天开始我就不再这样叫您。早上他们会把您送进手术室，我们要拆除您的绷带。狄纳医生认为伤口应该愈合得不错。”
他把带来的那包东西打开，那是一些照片，我的照片。他一张一张拿给我看，观察着我的表情。他好像并不期望能看到我恢复哪怕是一丁点的记忆。我确实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看到的只是一个黑发的年轻姑娘，在我看来很美丽，笑得很灿烂，身材十分苗条，有着修长的双腿。一些照片里，她看上去有十六岁；另外一些，看上去则有十八岁。
那些照片泛着光，很美，可看上去却十分可怕。我甚至都不想回忆在哪里见过照片上那张有着浅色眼睛的脸和那些背景。从第一张照片起，我就知道没什么希望了。我感到高兴，贪婪地看着照片上的自己。同时，自从我在白光下第一次睁开眼睛以来，从来没这么难受过。我既想笑，又想哭。最终，我还是哭了。
“行了，宝贝，别犯傻了。”
他把照片收了回去，尽管我还很想再看看。
“明天，我会给您看一些别的照片，不光有您一个人，还有您和让娜米尔诺、您姨妈、您父亲，以及三个月前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时照的。别抱多大的希望，以为这么做就能把您带回到过去。可是，这会帮您一把。”
我说好的，我相信他。我身旁的钥匙圈响了起来。
从手术室出来，我被护士和狄纳医生的另一个助手扶着走回病房。因为头上搭了一块毛巾，三十步路的走廊中，我只看到地砖，跟黑白相交的棋盘差不多。他们把我放回到床上，我感觉胳膊比腿还要累，因为双手一直都放在笨重的支架上。
他们扶我坐在床上，背后了一个枕头。狄纳医生穿好外套来到病房，一脸满意的样子。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感觉自己赤裸的脸庞跟冰一样冷。
“我想看看我自己。”
他示意护士去拿镜子。这是一个矮小、壮实的男人，头发已经不再浓密。护士拿了一面镜子来到床边，我看到了镜子里的我，就像两星期前照过一回镜子那样，只不过那时头上还缠着绷带。
我的脸。我的眼睛看着镜子里的眼睛。一个笔直、短小的鼻子。突出的脸颊上，皮肤绷得紧紧的。肿胀的双唇微微开启，一丝强颜欢笑，又有一点欲哭无泪。脸色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苍白，而是粉红的，刚刚被收拾过。总之，一张蛮舒服的脸，就是不太自然，因为我还不敢挪动皮肤下的肌肉。由于脸颊突出，把皮肤绷紧了，像个亚洲人，眼睛也因往太阳穴拉而变得细长。我看到我那纹丝不动、茫然若失的脸上流下两滴温温的眼泪。随后，更多的泪水流了下来。我的脸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了。
“您的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护士这么对我说，“您瞧，尽管被纱布包了三个月，可已经长了那么多。您的睫毛也会长长的。”
她叫雷蒙德夫人。她正在努力地给我梳头，用仅剩的三缕头发来遮掩那些伤疤。她一缕一缕地梳理着，尽量使头发蓬松增多。她用湿棉球给我擦拭脸部和脖子。她还给我梳理眉毛，好像并没有记恨我上回的“发作”。每天，她把我当作新娘子那么打扮。她说：
“您像一个小尼姑，还像圣女贞德。您知道贞德是谁吗？”
在我的要求下，她从外面拿来一面大镜子，搁在我的床脚边。睡觉前，我要不停地照镜子。
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也愿意跟我多说说话。她坐在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手里织着毛衣。有时，她低头吸烟，由于靠我很近，我能在镜子里看到我们两个的脸。
“您做护士已经很久了吗？”
“二十五年了。我来这儿已有十年了。”
“您护理过像我这样的病人吗？”
“有许多人想把鼻子整了。”
“我不是指那些人。”
“有一次，我护理过一个失忆症患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后来康复了吗？”
“那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
“再给我看看那些照片。”
她到一个柜子那里去取杜兰医生留在那儿的盒子。她把照片一张一张拿给我看，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甚至连初次见到它们的那股欣喜劲也荡然无存了。当时我还以为，我能回想起那些留在9×13大小的发光纸片上的形象背后的故事。
我看了不知多少遍那个曾经是我的人，照片上的形象已经不如我床边镜子里的那个短发姑娘让我觉得舒心了。
我还看到照片里有个臃肿肥胖、脸颊垂落的女人，戴着夹鼻眼镜。那是我的姨妈米多拉。她向来不苟言笑，披着一条针织披肩，所有的照片里她都是坐着的。
我看着那个跟随姨妈十五年的让娜米尔诺，最后的六七年当中，她始终留在我身边。当我在尼做完手术，被转到黎来的时候，她也跟着来了。那块二十五厘米见方的移植皮肤，是来自她身上的。她每天来我病房换鲜花，给我拿来换洗的睡衣，我看着都挺开心；甚至还拿来一些禁止我使用的化妆品。几瓶香槟酒靠墙放着，拿来的那些糖果被雷蒙德夫人在走廊上分发给她的同事们了。
“您见过她吗？”
“这位年轻夫人？是的，见过几次。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她长得怎么样？”
“跟照片上差不多。过几天，您就能看见。”
“她和您说过话吗？”
“说过好几次。”
“她对您说了些什么？”
“‘照顾好我的小姑娘。’她似乎是您姨妈的亲信、秘书或者管家之类的。您在意大利的时候，由她来照看您。您姨妈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
照片里的让娜米尔诺身材高大，神情详，相当漂亮，穿着讲究，一脸严肃。只有在一张照片里她站在我身旁。那是在雪地里，我们穿着紧身裤，头上戴着羊毛编织的帽子。尽管戴着同样的帽子，都拿着滑雪板，那个还是年轻姑娘的我微笑着，可是，照片里一点都看不出两人亲密的迹象。
“看上去她好像在生我的气。”
雷蒙德夫人把照片拿过去看，无奈地点着头表示附和。
“大概是您让她生气的。您知道的，您干过的傻事可不止一件。”
“谁跟您说的？”
“报纸。”
“啊，是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