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饭算是我长这么大吃得最丰盛的一顿大餐。厨师上了满满一桌子菜。这一餐,在尚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原城市算得上顶尖的一顿了。尚院长还拿出两瓶珍藏多年的俄罗斯沃特噶,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劝我喝酒。酒席间,她慈祥地看着我说,当年在朝鲜,我父亲林凤鸣和武德元最喜欢偷喝她的酒。朝鲜半岛冰天雪地,最冷的时候零下40多度,我父亲林凤鸣和武德元说沃特噶的酒劲儿大,喝一口能暖和老半天。沃特噶的酒劲儿是有点儿大,一口喝下去火辣辣的,整个胸腔像在燃烧。
说起那时候的事情,尚院长满怀伤感。她倒了满满一杯子酒,举起来对我说:“来,小子,咱们娘俩儿也干一杯。”
尚院长和我碰了一下酒杯然后仰脸一饮而尽。或许是因为喝得太猛,也或许是酒劲儿太烈,她被呛了一下,背过脸去,一阵剧烈的抽搐。待她回过脸来,我发现她满面泪痕。
我站起身来走近她急切地问:“首长,您没事吧?”
她摆了摆手擦去眼角的泪水说:“没事儿的,没事,我是见你了,酒喝得猛了些。”
她说她从朝鲜回来,很多年不喝沃特噶了。她闻到沃特噶的味道就想起很多人,就会想起那些睡到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的人。她跟我讲起了我父亲林凤鸣最后的时刻。我的父亲林凤鸣死的时候浑身是伤,致命的一处在脑袋上,美式狙击步枪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可并没有碰到脑动脉血管。他本来是有可能活下来的,是因为她的离开才导致他死在了手术台上。她说她对不起我的父亲林凤鸣,更对不起我们全家。关于我父亲林凤鸣的死,武德元曾经给我讲述过,战场上的医疗条件太差了,那么大的手术,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她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我吃菜,絮絮叨叨地自责着,慈爱的目光里充满了怜惜。那一刻让我产生了错觉,我觉得对面坐着的就是我的母亲段腊梅。
离别的时候,尚院长拎着帆布袋子往停在招待所门前的吉普车上一放。我想拒绝,可看到她不容商量的样子,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尚院长坚持亲自把我送上了火车。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吃了她一顿丰盛的送行饭,莫名其妙地带着她赠送的一帆布袋东西踏上了南下的列车。透过车窗,望着站在月台上泪眼婆娑的尚院长,我的心里一片温暖。我在火车上打开了那个帆布口袋,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几套崭新的衬衣内裤、袜子鞋垫和两个笔记本,另外就是一些治感冒、痢疾、中暑的必备药品。新的衬衣衬裤是洗过晒过的,上面还有一股阳光的味道。我入伍的时候,段腊梅曾经也这样做过,我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这些东西让我有些想家,想我的母亲和我的继父。想念生我养我并让我惦记着的乡村土地。
南京是一座饱含了民族屈辱的城市。一群来自弹丸小国的敌人曾在这里血腥屠城,他们在大街小巷烧杀掠淫,让30多万无辜生命在战争的残酷中永逝。
站在这个城市里,我对军人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行走在这座城市里,作为一名军人,我常常感到自己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动荡之后,饱经创伤的年轻共和国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万象更新,百废待兴。梅雨婷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讴歌新生活,展现新面貌的宣传报道工作中。她的文章相继在全国的各大报纸发表。看到心爱的人事业蒸蒸日上,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力量。我们彼此倾诉着心中的思念,却谁也没有再提结婚的事情。那个时候,那种人人踌躇满志奋发有为的气场,让才二十几岁的我们放下事业结婚生子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我们相互鼓励,相互竞赛,每个星期都通报着彼此的好消息。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们约定,等我学成归来就举行订婚仪式,或者一切从简,领完结婚证看望一下双方的父母,让他们知道我们两个相亲相爱就行了。梅雨婷说,她坚信,她的父母没有理由拒绝一个优秀青年军官做他们的女婿,尽管这个女婿出身于贫寒的豫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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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校的那段日子,我总觉得时间是那么短暂而充实。我系统学习了战法,阅读了大量的战例和军事书籍。我常常把所学的这些理论知识和武德元所教的东西作比较。比较的结果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武德元所教的东西汲取的都是这些军事理论的精髓,在作战中更直接,更有操作性。我不得不佩服这些从硝烟炮火中走出来的人,他们留下的都是自己或那些在身边倒下去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提炼的结晶。走出闭塞军营的我放眼望去,世界原来是这么的大。在浩瀚无际的军事知识海洋里,我所掌握的那些东西不过冰山一角,沧海一粟。
从当兵到提干上军校,我没有回过家。武德元说,军人自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四海为家。在军校读书的这些日子里,武德元的信特别多,信里更多的是索要我上课记的笔记。最初的时候,我不理解。自从他脱下军装,就注定了这一生再与战争无缘。但后来我又想明白了,一个优秀军人舍弃这一切,并不影响他对军事的热情。所以,整个军校期间我记录笔记的任务是最重的。武德元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到军校系统地学习一下军事理论。他们这一代军人,大多数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能在战场上生存,凭借的是血与火凝结出来的经验。我的课堂笔记和从军校图书馆里摘录出来的军事理论,武德元看后总能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谈出许多感受。
我们也常常讨论一些战法战术问题,固执的武德元提出了许多刁钻古怪的问题,让我代他提问教授和军事专家。这些战术战法问题时常会成为课堂上教授和我们学员讨论的主题。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如果他来上军校,肯定会是个优等生。当然,信里也会提到家里的事情,譬如,我两个姑姑的婚姻,我爷爷的身体,我母亲的工作等等。
武德元让我不必担心家里的情况,他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我跟梅雨婷的书信来往更频繁。
报纸编辑梅雨婷很忙,但她还给我邮来了很多有关军事的书籍和论文。她的信也很长,信里她对军人品质、军人气节和战争本质方面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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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次来信,她都忘不了给我说方晓珂和顾大海的事情。梅雨婷说,顾大海和方晓珂的婚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顾大海身上淳朴善良和勤劳忠实的优点越来越掩盖不了他更多的缺点。
他们毫无节制的性生活,直接导致方晓珂三年时间内两次生育。生活里一下子多出了两个女儿,繁杂的家务一下子让方晓珂有些承受不了。受传统观念影响的顾大海仍然乐此不疲地执行着他的造儿计划,而方晓珂早已被两个小不点儿弄得筋疲力尽了。
连续两年怀孩子,生孩子,方晓珂的事业一下子就处于了低谷。她长期不参加工作,师里很不满意,如果不彻底改善这一状况,她就要面临着转业。生了孩子后,方晓珂在顾大海的精心照顾下身体开始发胖了,这对爱美如命的方晓珂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于是,家庭生活中的矛盾一次次升级。
梅雨婷不止一次地抱怨说,她都成了他们两口子的灭火器了。每次吵完架,顾大海都会找梅雨婷,让她去劝方晓珂,以此平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梅雨婷说,我们没那么早结婚是对的。顾大海写信来总少不了讲述自己的苦恼。我回信骂他不应该这么频繁地要孩子,最起码两个孩子之间要隔上几年。顾大海不好意思地讲,每次见到娇嫩的小妻子就无法控制自己。方晓珂对那个事情特别馋,要起来没完没了。如此干柴烈火,频繁的床上生活就免不了出现意外,你总不能让我们两个憋住不干吧。
顾大海还说,在他们家乡,夫妻两个生一大堆孩子,生活照样处理得井井有条。
我骂顾大海说,你们是人,要考虑生活环境,注重生活质量,不是一对造人机器,肯定是你顾大海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作怪。顾大海保证说,再要最后一个,男孩女孩儿都行,决不再要了。为了让方晓珂不耽搁工作,顾大海从老家请来了母亲。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生活习惯不同,语言沟通不畅,顾大海的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十分严重,对女孩子不太重视,小孩子一哭她就会呵斥着喊,没出息的丫头片子,再嚎就叫狼把你叼走。
方晓珂最不喜欢婆婆叫女儿丫头片子,因此她们的婆媳关系一直很紧张,顾大海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我离开后,顾大海代理了一连的连长。我不知道上级为什么不正式为顾大海下个任职命令。这个代理一直等到我学成归来还未去掉。后来顾大海告诉我说,他狭隘的小家观念差一点就毁掉了一连这支连队的荣誉。在我上学的三年里,年年评先的一连连续两次丢掉了“四好”连队的锦旗。
我没有履行军校毕业后就回去和梅雨婷订婚或结婚的诺言。我们这批南京陆军学院指挥系的学员没毕业就突然接到了上级的直接命令。我被秘密选派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去熟悉那里的作战环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除了征伐不断的非洲大陆,只有那里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闻硝烟和汽油的味道,我的嗅觉对这两种东西特别敏感。直觉告诉我,那里肯定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出发前,我给梅雨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我要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不能如期分配到原部队了。信发出去那天,我在邮局门口站了好大一会儿,我能感受到梅雨婷读信时的那种表情,那双清澈透亮、深处蕴含着忧郁的眼睛会盯着窗外很久,然后,她会把目光转到信上淡淡地叹口气说,怎么会是这样,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记忆中梅雨婷从来没有冲我发过脾气,哪怕是后来我们分手后告别,她总会用这句话结尾。而那双晶莹剔透带着忧郁的眼睛却让我一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