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专门以外的工作
鹤见佑辅（日）著 鲁迅译
一
思想是小鸟似的东西，忽地飞向空中去。去了以后，就不能再捉住了。除了一出现，便捉来关在小笼中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我们应该如那亚美利加的文人霍桑（N.Hawthorne）一般，不离身地带着一本小簿子，无论在电车里，在吃饭时，只要思想一浮出，便即刻记下来。
要而言之，所谓人生者，是这样的断云似的思想的集积。
二
我想，思想和我们的实际生活之间，仿佛有着不少的间隔。也许这原是应该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想要达到我们所思索之处的努力的继续。但即使如此，思索和生活之间，是应该有一脉的连锁的。而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间，尤其应该有密接的关系。然而事实却反是，我们常常发见和实际生活相去颇远的社会思想。有时候，则这思想和实生活全不相干，而我们却看见它越发被认为高尚的思想。而且大家并不以这样的事情为极其可怪，是尤使我们惊异的。
三
但是，仔细一想，也可以说是毫不足怪。人类之于真实的意义上的自由，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常在或一种外界的压迫之下过活。所以我们就怕敢自由地思索，自由地发言。这倾向，在所谓专制政治的国度里，尤其显著。因此，在专制政治的国中，我们不但不能将所思索者发表，连思索这一件事，也须谨慎着暗地里做。尤其是对于思索和实行的关系上，是先定为思索是到底没有实行的希望的。于是思想便逐渐有了和实生活离开的倾向；就是思索这一件事，化为一种知能底游戏了。所以阅读的人，也就称这样的游戏底技巧为高远，越和实生活不相干，就越受欢迎。英国的自由思想家约翰·穆勒所说的“专制政治使人们成为冷嘲”，就是这心境。
四
此外也还有社会思想和实生活隔离的原因。这就是思想这件事，成了专门家的工作。因为我们的街头的生活，和所谓思想家的书斋的生活，是没交涉的。我并非说，数学和天文学应该到街头去思索。我不过要指出社会问题和伦理哲学问题等，只在离开街头的书斋里思索的不健全来。
我们在今日，还叹赏数千年的古昔所记述的古典的含蓄之深远。这就因为当时的先觉者们，还不是专门的思想家的缘故。所以那思索，是受着实生活的深刻的影响的。那文字之雄浑和综合底，也可以说，也自有其所由来之处。
五
我们通览古来的社会思想家，而检点其经历，便可得颇有兴味的发见。称为东洋的学问的渊源的孔子，在壮年时代，是街头的实行家。称为西洋文明之父的亚理士多德，也曾和亚历山大帝在实际政治里锻炼过。虽有各种的诽难，而总留一大鸿爪于政治学说史上的玛基亚惠利，是过了长久的官吏生活的人。经济学家的理嘉特是股票商，英国政治学者的第一名培约德是银行家。此外，则英国自由思想家的巨擘穆勒是商业公司的职员，文明批评家马太·亚诺德是教育家等，其例不止一二。
在这里，我们就发见深的教训。就是：凡伟大者，向来总不出于以此为职业的专门家之间。
六
这是因为专门家易为那职业所拘的缘故。在自己并不知觉之间，成就了一种精神底型范，于是将张开心眼，从高处大处达观一切的自由的心境失掉了。所谓“专门家的褊狭”者，便是这个。欧洲战争开始时，各国为了职业底军人的褊狭，用去许多牺牲。又如俄国的革命，德国的革命，那专门底行政官的官僚的积弊，也不知是多么大的原因哩。学问的发达，亦复如此。从来，新的伟大的思想和发见，多出于大学以外。不但如此，妨害新思想和新发见者，不倒是常常是大学么？于所谓大学这一个狭小社会里的专门学者，在过去时代，多么阻害了人类的文化的发展呵。宗教就更甚。人类在寻求真的信仰时，想来阻止他的，不常是以宗教为专门的教士的偏见么？
我们虽在现今，也还惊眺着妨碍人类发达之途的专门家的弊害。而且以感谢之心，记忆着这专门家的弊害达到极度时，总有起而救济的外行人出现。划新纪元于英国的政治论者，不是一个银行的办事员培约德的《英国宪法论》么？以新方向给近代的历史学者，不是一个药材行小伙计出身的小说家威尔士么？而且专门家们，怎样地嗤笑，冷笑，嘲笑了这些人们之无学呵。但是，世间的多数者的民众，对于这些外行人的政治论和历史论，不是那么共鸣着，赞同着么？
一九二〇年的初夏，我目睹了英国劳动党将非战论的最后通牒，递给那时的政府，以阻止出兵波兰的外交底一新事件的时候，以为是世界外交史上一大快心事，佩服了。那年之秋，我从巴黎往伦敦，会见英国劳动党的首领妥玛司时，谈及这一事；且问他英国劳动党的外交政策，何以会有这样的泼剌的新味的呢？妥玛司莞尔而答道：——
“这是因为我们用了新的眼睛，看着英国的外交的缘故。”
以新眼看外交，在他的这话中，我感到了无穷的兴味。英国劳动党的生命之源就在此。他们是外行人。
因此，我对于专门底思想家以外的人的思想，学者以外的人的学问，军人以外的人的军事论，官吏以外的人的行政论，是感到深的兴趣的。大抵陈旧的环境，即失了对于人们的精神，给以刺戟的力量。在惯了的世界里，一种颓废的气氛，是容易发酵的。我们为从这没有刺戟的境涯中蝉蜕而出起见，应该始终具有十二分的努力。而且对于从这样新境涯中出来的思想和发见，也应该先有一种心的准备，能给以谦虚的倾听。倘有了那样的大模大样的居心，以为专门家坐在高的宝座上，俯视着外行人这地面上的劳役者，是不对的。在世间日见其分业化，专门化了的现代，就越有更加留意于专门家以外的思想的必要。
七
然而专门家以外的思想有着各种弱点的事，却也应该注意的。专门家的立说，其用心甚深，故虽无大功，而亦无大过。专门家以外的人之说则反是，因为大胆，即容易一转而陷于无谋的独断。但这是普通可以想到的事。我们所更该留心的外行人的思想底缺陷，还有一点在。
讲到专门以外的意见时，我们须在念头上放着两种的区别。就是，所谓外行人者，是另有专门的呢，还是别无什么专门的职业的人。前一种，是对于自己专门以外的问题，有着兴味而工作者，例如医学家的森鸥外之作小说。反之，后一种是不愁自己的生活的人，因为趣味，却研究着什么事。就是并不当作职业，只为嗜好，而研究，思索着什么的人。这委实是在可羡的境涯中的人们，就是被称为“有闲阶级”的人们；是英语所称为independent gentleman（独立的绅士）的阶级。从来之所谓文明呀，文化呀，大抵是这些有闲阶级之所产的。人说，集积了不为生活所累，一味潜心于思索的人们的劳作，乃形成了今日的我们的文明。一面和生活奋斗，而仍有出色的贡献的人们，自然也有的，但是稀见的例外。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并非那样的有闲阶级的劳作。是一面为自己的生活劳役，而一面又有贡献于他的专门职业以外的问题的人们的事绩。于此更加一层限制，是有着别的工作，而却有所贡献于社会诸学的人们的事。
八
支配了英国的十九世纪后半的社会思想的人们之中，有约翰·穆勒和马太·亚诺德。这两个，都是为了生活而有着职业的人。所以这两个思想家，是所谓在工作的余暇，调弄文笔的。关于穆勒，讲的人很多，我在这里不说了。所要说的，是马太·亚诺德。
马太·亚诺德被推为近代英文界的巨擘，有英国的散文，到他乃入于完璧之域之称。英国的天才政治家迪式来黎于一八八一年顷，在一个夜宴上会见亚诺德，招呼道，“在生存中，入了古典之列的人呀。”是有名的话。他的文章，就风靡了英国上下到这样。他之对抗着当时盛极的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牵德国的学风，以谈比自由更高尚的道念的支配，理知的胜利也，真有震动一世之概。将从渐渐窒碍了的自由思想转向进步底保守思想的当时的英国，和他的思想共鸣，可以说，也非无故的。
但是，有着这样的文章和思想，他竟不能在英国的政治思想上留下一个伟大的痕迹，又是什么缘故呢？在这里，我们就发见那努力于专门底职业以外的事业的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弊窦。一言以蔽之，则曰：亚诺德疲惫了。他也如穆勒一样，为生活而劳动，窃寸暇以著作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大概是一天的职务完毕后所做的；就是作于他的新锐的精神力已被消费之后。因此，虽以他那样的天才，而较之埋头于其事业，倾全精魂以力作的人们，在力量上，当然已不免有了轩轾了。
九
作为比这更大的理由，算作他的弱点的，则为他是教育家。凡是对于专门以外的事，有着兴味的人，所当常有戒心的，是当他奉行他真有兴味的事业，即奉行他的真的天职时，他又常蒙其专门的职业的影响。就是这一个重大的事实。尤其是在亚诺德，看那职业怎样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文章，颇是一种极有兴味的研究。
他是教育家。所以职业所给与他的环境，大抵是思想未熟的青年，在指导熏陶着这些青年之间，他便不知不觉，养成了一切教育家所通有的性癖了。就是，凡有度着仅以比自己知识少，思索力低，于是单是倾听着自己的所说，而不能十分反驳的人们为对手的生活者，即在不经意中，失却自己反省的机会，而严格地批判自己的所说的力，也就消磨了。所以亚诺德虽然怀着天禀之才，也失了将自己加以反省和研钻的习惯。思想的发达，是出于受了四面八方的反击，而和它力争，抗论之中的，在什么都是唯唯倾听的听众里，决无能够一样地发达之理。故为人师者，是大抵容易养成独裁底，专制底，独断底思索力的。
然而用之当时，真有效力的思想，却并非这样的片段的思想，而应该是更其洗练，更其锻炼的。亚诺德的思想，却正缺少这从同年辈，同知识的人们的攻击而生的锻炼。因此，他的思想便势必至于多有奔放之想，奔放之言。这就使他在实际社会上不留他的言说的实迹。
同一意义的事，我们也可以见于新井白石，王安石，威尔逊。关于这些人们的事业的成败，许多批评家往往单纯地以“因为是学者”一语了之。但因为是学者，即迂远于当世的事务，是决无此理的。那真的理由，倒在送半生于学窗下的人们，即一向继续着未受反驳的思索。于是虽然办着当世的事务，而一遭同一知力的政敌的反驳，便现出柔脆的弱点来了。侃斯教授叙述巴黎平和会议的光景的文字中，也曾指摘过威尔逊对于鲁意·乔治和克理曼沙的捷速的驳论，缺少即刻反驳的机转，而讷讷不能说话的事来。以威尔逊那么的天才，那作为学者而专和青年相对的半生的习惯，尚且将一世的事业都带累了。
十
虽然有这许多缺点，而亚诺德在英国文学史，政治思想史上的功绩，也还是不能没的。他的散文，只要英语存在，总要作为英文学中的宝玉，永久生存的罢。比起做教育家的他的事业来，倒是因为做文人的他的余技，在文化史上贻留不朽之名的。这样看来，则我们虽然埋头于日常衣食的生活中，而窃取半宵的闲事业，却也许未必一定是闲事业罢。
天下有借父祖的产业，能将二六时尽用于所好的事业者，是幸福的人。但是，一周七日中的六日，虽然用于糊口之道了，而尚有所余的一日，则还可以不必深忧人生。我们能够善用了这一日，使天禀的本来面目活跃。与其以为因为没有余暇，遂不能展天赋之才，而终日咒诅社会组织，孰若活用着我们所有的半日，即将人生的精魂，扑进职业以外的余技里去之为愈呢。
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