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结交三位湖湘耆宿
湖湘自古多才俊。近代湖南风云变幻，人才辈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创造了改天换地的功业，名垂青史。然而，在同一时代，比毛泽东年长或年龄略大一点的一批有识之士，站在时代的潮头，勇于开风气之先，虽名不见经传，却对毛泽东早年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人被称为湖湘耆宿。
这里略述一下毛泽东与梁焕奎、胡元倓、李肖聃三位湖湘耆宿的交往。
1938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接待了前来陕甘宁边区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先生。当二人寒暄之后，毛泽东请这位老相识坐下来，问道：“梁先生，你究竟是广西人还是湖南人？”
“广西人。”梁漱溟答道。
“那么，你的老兄，为什么又自称湖南人呢？”
梁漱溟脸上掠过一丝茫然，然后问道：“你讲的是我那位堂兄梁焕奎吗？”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梁辟园先生，他说过他是湘潭人。”
梁漱溟莞尔一笑，于是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毛泽东。
原来，梁漱溟派名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与毛泽东同庚。因为他与湘潭近代诗人兼实业家梁焕奎同族同辈，系堂兄弟，因此毛泽东一直把他当湘潭人；又因梁焕奎祖籍不在湘潭，毛泽东不便以同乡相称。所以，毛泽东此时要向他证实这一问题。
梁漱溟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便向他谈起了祖上避乱迁徙的经过及“老兄”梁焕奎的身世。
梁焕奎，字辟园，亦字壁元，晚号青郊居士。生于1868年，比毛泽东大25岁。他与梁漱溟系共高祖父的堂兄弟。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梁氏的曾祖父因避兵乱，先后离开广西桂林北上而居。途经湖南时，梁焕奎的曾祖父携家眷来到湘潭落户；梁漱溟的曾祖父则入京城参加会试，中进士，宦游北方，异地相望，信息难通。
梁焕奎自幼天资聪慧，好读书，16岁时随父宦游南京。尝从武冈诗人邓辅纶（号白香）学诗，雅好吟咏。1887年，梁焕奎19岁时考取秀才。六年后中举人。时值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国难深重，民族危亡，梁遂有志事功。维新运动兴起，湖南风气尤炽，梁焕奎返湘参与新政设施和社会活动，兴办新式教育和工矿实业。1900年，梁焕奎倡议湖南当局选拔人才赴日留学，“师夷之计以制夷”，被采纳，并受命经理其事。1902年，梁任留日学生监督，偕同所拔诸生东渡日本。梁有诗云：“四载浪游三去国。”即指此事。同行者，有后来成为毛泽东老师兼岳父的杨昌济，还有陈天华、刘揆一、石陶钧、胡元倓、朱德裳及梁之胞弟梁焕均、梁焕廷等湘籍人士。其中，杨昌济系梁焕奎特荐。盖梁焕奎在湖南省学务处任文案时，受知于巡抚陈宝箴，结识杨昌济；梁钦其才识，遂力荐杨赴日深造。二人一同东渡扶桑，结为知己。梁之胞弟梁焕均，后亦成为杨之得意门生。
1903年，清政府急需人才以济时艰，举办经济特科，梁焕奎遂归国赴试，被录取，任为江苏知县赴南京候补。旋被江苏当局委任为金陵火药局提调。
梁焕奎愤世疾俗，忧国忧民，廉洁自律，目睹官场腐败，愤然至双目昏翳。曾欲再次东渡日本，求治眼疾，却为日俄海战所阻。此后，梁返湘致力于办学和采矿。1906年梁双目失明，仍率兄弟梁焕彝、梁焕均等倡办华昌炼锑公司，获利颇丰，富甲一方。1911年，梁避兵乱于宁乡。1913年返长沙。1917年南北战争发生，又避乱于汉口。1918年携眷北上，寄居于北京梁漱溟家中。此时，老友杨昌济已由长沙应聘来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二人得以重逢，时相往来，交情弥笃。在此期间，经杨昌济、梁漱溟介绍，梁焕奎认识了毛泽东。
其实，毛泽东对梁焕奎早就熟悉。一则梁是县内知名人士；二则梁热心教育，琢育英才，毛泽东深为敬佩。早在1907年7月，梁曾和湘潭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了湘潭县教育会。11年后的1918年7月，湘潭县教育会改组，毛泽东作为省学联干事参加了会议，和一些进步人士对教育会负责人进行改选，革新了教育风。1920年7月，毛泽东又与吴毓珍、朱矫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湘潭教育促进会，并起草宣言，以促进桑梓教育为己任。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应老师杨昌济之召，于同年8月赴京。一同抵京的还有罗学瓒、蔡和森、张昆弟等25名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他们先住鼓楼东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后住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一间民房，“隆然高坑，大被同眠”。同年11月间，经杨昌济先生介绍，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认识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得以接触共产主义学说。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认识了杨昌济先生的同事、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梁漱溟，并通过梁漱溟介绍，去梁家拜访了在他家寄居的梁焕奎。当得知眼前这位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和实业家梁焕奎时，毛泽东兴奋不已，连忙握住梁焕奎的手说：“辟园先生，久仰，久仰！”梁焕奎也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后生可畏！”在后来的交往中，梁焕奎益发感到毛泽东性格沉静、刚毅，谦虚上进，抱负非凡，常对杨昌济先生提及：“你的学生毛泽东将来非同凡响，一定大有作为！”言语中表露出对这位同乡后生的推崇和器重。
1919年，毛泽东回到长沙开展五四运动，并于同年12月组织湖南公民“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抵京后，自任“平民通讯社”社长，声讨军阀张敬尧的祸湘暴行。梁焕奎暗中予以资助、声援。
1920年1月17日，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时值“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滞京未归，满怀悲痛为老师操办丧事。梁焕奎亦专程前往西山吊丧，送去赙金，资助杨先生遗属的生活。1月22日，毛泽东与梁焕奎、梁焕彝、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29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关于杨昌济逝世的启事，号召杨的生前好友、同乡同事捐赠赙仪，为其遗属做生活费。1月25日，毛泽东与梁焕奎等一起参加了杨的追悼会。
1920年后，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操劳奔波，梁焕奎则因年老体残看破红尘而皈依佛门，二人自此再未相见。不久，梁回到长沙，筑青郊别墅于郊外，以吟诗念佛安度余生，著有《青郊诗存》。1928年梁出游上海，次年病逝于庐山小天池，终年61岁。
梁焕奎与毛泽东虽然交往不多，选择的道路迥然不同，但他与其老师杨昌济交往密切，对其事业甚为襄赞，使毛泽东深深难忘，以至十余年后仍向梁漱溟问及他的情况，对其充满了敬重之情。
在湖南近代教育史上，有一位杰出人士，被誉为“磨血之人”，他就是湘潭籍著名教育家胡元倓。
同梁焕奎一样，胡元倓与毛泽东同乡，且思想开明，热心教育，因而也是毛泽东早年所仰慕的湘籍知名人士之一。1920年毛泽东等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为杨昌济逝世启事”上，署名的29人中，赫然排列着胡元倓的名字。可见，他们曾一度有过交往。
胡元倓，字子靖，号耐庵，晚号乐诚老人，湘潭县花石人。生于1872年，比梁焕奎仅小4岁。1897年25岁时被选为拔贡。1902年与梁焕奎、杨昌济等东渡日本，入东京宏文师范学院学习，成为我国第一批留学生之一。留日期间，胡元倓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昌盛，得力于教育发达，痛感清政府腐败无能，漠视教育，以至国穷民弱，遂主张教育救国，并抱定终身从事教育之志向。次年，胡元倓归国返湘，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自任监督。旋又在长沙与人创立经正两级小学堂，并借此宣传反清思想。革命先驱黄兴等曾来校任教，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新学制，胡元倓将明德、经正两学堂合并为明德学校。同年，胡又在汉口筹办明德大学，并任校长。1913年，该校迁往北京；1916年，为抗议袁世凯复辟帝制停办；1919年复设明德大学于汉口。此后，因经费奇拙，大学部、小学部相继停办。胡倾心致力于长沙明德中学，直至离世。
胡元倓提倡“磨血办学”，把全部心血和自己的财产用于办学，到处奔走募集资金，不辞劳瘁，直至忍辱含诟，不惜向人下跪乞求，“胡九叫花”之外号即由此得来。因而有人亦戏称“人生大不幸，逢到胡子靖”。但胡元倓百折不挠，意志弥坚。他治校严谨，管理细致，以“坚苦真诚”作为校训，学校风气良好，为社会培养不少有用之材。明德校风，因之驰誉于世。1917年，教育部颁发明德学校“成德达材”一匾，以表彰其办学成就。随之，“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美誉传遍全国。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久闻明德学校和胡元倓大名，曾去明德学校拜访胡先生。胡对这位同乡甚为器重。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与罗学瓒等人到达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去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此期间，他常到黎锦熙等师友家去做客，并与胡元倓先生（时任北京明德大学校长）往来密切。据黎锦熙当时日记记载：“（1915年）八月二十九日。至石附马大街督办河工处（熊希龄督办）赴‘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之筹备会，晤怀中、振育（马邻翼）、陈蔗青（介）、李倜君（傥）、子靖……等，议决先起草章程函稿，为工读学生赴法预备班者四五个十人。筹资约三千元，拟向侨工事务局函借也。”而对侨工局申请贷款，须向华法教育会提出一个全面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毛泽东执笔的。黎锦熙日记还写道：“（1918年）九月八日。下午三时，至子靖（胡元倓）处，并晤润之、子升，稍话。”子升即萧子升。
1919年12月，毛泽东为组织驱张代表赴京请愿，途经武汉，作短暂停留。为避张敬尧爪牙的盯梢，事先毛泽东嘱咐驱张代表团成员分途出发，抵汉后找明德大学校长胡元倓联系，并说：“胡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杨昌济先生的朋友，为人很好。我已同他联系有关事宜，他会支持我们的。”到达武汉后，他们受到胡元倓和师生的欢迎，并在其安排的住所明德大学校舍开会，“讨论一切，把名称定为驱张请愿团”，推毛泽东为请愿团团长。胡元倓早就痛恨张敬尧的祸湘暴行，因此极力支持学生们的请愿活动。据当年参加驱张运动的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解放后回忆：“我们1919年12月7日分途去武汉……出发之前，毛泽东就同既是长沙明德中学校长，又是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胡子靖联系好了。我们到汉口后就住在明德大学。在汉口，毛泽东布置我们分途做宣传发动工作，动员旅鄂湖南学生同我们一道驱张，并串联湖北学生支持我们的驱张运动。”由于胡元倓的鼎力襄助，以毛泽东为首的驱张代表团壮大了声威，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向北京政府请愿。经过斗争，取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
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毛泽东当时正在北京，为老师操办了丧事。噩耗传到武汉，胡元倓痛失好友，专程赴京吊唁，送去奠仪。1月22日，毛泽东、梁焕奎、胡元倓等29人发表启事，为杨昌济先生募集赙仪做遗属生活费，并令胡元倓的侄子胡迈及湘潭同乡李傥做收款人。其启事末语云：“如蒙赙赠，请寄送宣外贾家胡同达子营十六号湘潭李倜君，或宣外什八半截西口中沈篦子胡同三号胡彦远代收。”李倜君即李傥，胡彦远即胡迈，二人同列名于启事中。
胡元倓一生清苦自持，生活俭朴，尽瘁于教育，殊为难得。抗日战争期间，他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病逝于重庆，归葬于长沙岳麓山。其后其侄胡迈接替他任明德中学校长，直至新中国成立。
1950年4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说：“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
信中所提到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分别指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柳直苟的父亲柳午亭。
李肖聃，原名犹龙，别号西堂、星庐、桐园。长沙县白箬乡桃花村人（今属望城县）。生于1881年，17岁考取秀才。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攻读物理、化学、警务、经济等科目。留日期间，结识杨毓麟、杨度、杨昌济、陈师曾、方表等进步人士，参加反清活动。他是一位近代著名学者兼教育家，大半生尽瘁于古文辞研究和教育事业。1911年由日本归国后，担任过梁启超的秘书。1916年任北京化石桥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作《人物评论》96篇、《西堂闻见录》1卷。不久，由文字学家黄侃推荐，去北京大学讲授骈文。1916年自京师挈眷归家。同年冬，为长女李淑一转学长沙古稻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事入城洽商，好友杨昌济遂推荐他入城南第一师范任教日文，为李肖聃却之。叙谈中，李肖聃问杨昌济：“学生中有无奇士？”杨答曰：“有。毛泽东、蔡和森等，均意志坚卓，非常人也。”李会意，并点头嘉许。
1917年，李肖聃任教于长沙商业专门学校。1920年，老友杨昌济卒于北京，讣讯传至长沙，李主持追悼，撰文记其轶事。自后，李讲学于福湘女校、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周南女校、长沙高级中学、湖南国文专科学校。长郡中学、广益中学等校。其间，毛泽东于1920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于船山学社。当时，马列主义学说传播甚广，李肖聃深受影响，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往来密切。毛泽东时常拜谒李肖聃先生，质询古书疑义，探讨新文化运动之源流，宣传共产主义。李亦谆谆指点，嘉其志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李肖聃仍留在长沙教书，谋求教育救国之路。
1927年5月，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省农协负责人柳直荀等组织十万农军反攻长沙；失败后，柳被迫出走，其妻李淑一率儿女走匿娘家。李肖聃寓居长沙顺星桥，对长女和外孙竭力庇抚，尽心抚育革命后代。1929年，李肖聃任湖南大学预科教授和福湘女校教员，李淑一与柳直荀秘密通信，为邮局告密而被捕入狱。李四处奔走，多方营救，方将李淑一保释出狱。柳直荀外出未归，后牺牲于洪湖，李遂协助女儿抚孤成立。1930年冬，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反动派逮捕，李心急如焚，邀杨昌济的老友曹典球、柳大谧等竭力营救而无效，杨坚贞不屈，终遭杀害，李悲愤不已。
抗日战争期间，李肖聃应召重上北京，执教于北平国学院，并任文学系主任。未久，返湘任湖南大学教授。1947年湖南当局设立省志筹备处，推李主稿，与杨树达主修《艺文志》。
李肖聃一生“学而不倦，诲人不倦”，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其主要著作有7篇，译著93篇（如《三美姬》、《金色王》等），还写有诗词一百余首。其诗多富有哲理，催人上进，颇受人们喜爱。1944年李回老家省亲时，为鼓励孙子发愤读书、砺志进取，特意作诗一首：
秋初乔木蔚佳林，老屋沉沉傍碧丛。
四十七年重过此，百千万劫见来今。
椿萱自永灵和气，龙凤常存跃翥心。
能大宗门惟望汝，且开青眼试高吟。
诗中“椿萱”、“龙凤”，分别指自己的父母、孙辈。
新中国成立后，李肖聃被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寓居福湘女校其长女李淑一处。毛泽东惦念旧友，难忘李老先生当年对他及革命事业的襄赞，在与李淑一通信时，每每附上一笔，向李老先生表示问候，嘱咐李淑一好好照顾父亲的生活，让老人安度晚年。1950年春夏之交，毛岸英返湘省亲，毛泽东特意嘱咐儿子到福湘女校探望李老先生。
1953年8月30日，李肖聃病逝于长沙，享年73岁，临终时曾喟然叹曰：“孔夫子之寿亦七十三岁，吾不应超过圣人。”
九、与两位报人的交往
龙彝、张平子，是民国时期湘潭籍的两位著名报人，均与毛泽东有过密切的交往。
龙彝，字德傲，号寿彝，笔名兼公，以笔名行世，湘潭人，生于1888年。父亲为穷书生，出身破落地主。少时从叔父读书，天性聪颖能文。毕业于长沙省立第一法政学堂。其后，秉承母训，绝意仕途，由同乡张平子介绍人《湖南公报》，初任校对，后任编辑，终身致力于《大公报》。在毛泽东与《大公报》往来时，龙彝与毛泽东经常接触。赵恒惕督湘期间，《大公报》曾倡导制宪运动，龙彝作《省宪浅释》在报上连载，至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杀害后终止。其后，毛泽东与之合作共草《善选制宪建议书》，名噪一时。
1915年9月1日《大公报》创刊时，正值袁世凯欲行帝制，全国掀起反袁斗争。《大公报》不遗余力，鸣鼓猛攻。1916年3月袁世凯在万民声讨下，不得已申令撤消帝制，而后忧惧而死。在这场反袁斗争中，龙彝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
1918年3月，张敬尧入湘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主湘两年多，贪残暴戾，纵兵殃民，湘人无不愤慨。《大公报》屡次秉笔直书，为张所忌恨，曾饬令警厅将其封闭。1919年8月，湖南报界学界联合组织“驱张”秘密团体，经常在湘雅医院和南沙井秘密集会。毛泽东奔走甚力，于12月1日与龙彝及省学联彭璜起草驱张宣言，并在街头散发传单，举行演说，痛陈张氏祸湘罪行。1920年元月11日，毛泽东组织“驱张”代表团进京请愿，并于4月11日去上海，继续发表驱张文章。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张敬尧民心丧尽，狼狈不堪。恰值谭延闿兴兵入湘，张不得已于同年6月11日仓皇逃离长沙。
1920年7月25日，旅省湘潭教育界35人，借《大公报》馆举行“湘潭教育促进会”预备会议，公推朱矫为主席，毛泽东为记录，并推举为筹备委员。毛泽东、吴毓珍、龙彝、马文义四人担任章程起草。7月27日，“湘潭教育促进会”在省教育会会议室正式成立，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章程，投票选举干事八人，毛泽东得票最多，吴毓珍为总务干事，朱矫为庶务干事，毛泽东、龙彝为文牍干事，马文义等为交际干事。
1920年8月，龙彝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人民的目的》一文，呼吁“创造一种建筑在民本主义上的新政治”，并借省议会即将开会之际，撰写了许多社论与时评，以期掀起一场大的“自治”运动。
此时，毛泽东也对湖南局势发表了许多政见，并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龙彝深为震动，他与毛泽东、彭璜、朱剑凡等多次协商，起草了《湖南建设问题》，提出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10月5日，龙彝以发起人之一向全省公布了这一建议。10月10日，以彭璜领导的学生联合会邀集省城各团体、报界，发起全体市民游行请愿大会。毛泽东以湖南改进促进会名义，龙彝以报界名义，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推选毛泽东、龙彝为请愿书起草负责人。游行后，公推代表去制宪总部请愿，力争召开人民宪法会议。1920年4月，龙彝、张平子举办的《大公报》，利用省长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的“言论自由”，刊出了苏联1917年7月25日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标题为《劳农政府讲和通牒原文》，对帮助湖南人民了解十月革命真相和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激发了长沙、湘潭知识界人士改造中国的热情。此后，《大公报》相继发表了李大钊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罗素的《社会主义》、徐特立的《我的留法勤工俭学观》等文章。《大公报》在宣传苏联革命，传播十月革命经验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此时，毛泽东与该报龙彝等人往来密切，常利用该报进行革命活动。1919年11月8日，《大公报》聘任毛泽东为该报“馆外撰述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担任报社的职务。
龙彝一贯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认为“世界上最可怜者，莫过于中国妇女”，主张“女子必从事工作，方能自存于文化开明之世”。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了一起新娘赵五贞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16日，龙彝在《大公报》上《随意录》中写了一篇题为《改革婚姻的牺牲者》，指出：“对于赵女士之自杀，下一个警告给做父母的……我想中国人不都是些聋子瞎子，必定总有一丝半点儿良心，就应该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不再去干涉他儿女的婚姻，这个女子还算值得。”从此，一场热闹的讨论开始了。
毛泽东在读了龙彝的文章后，深感赵五娘之死是一件大事，便借此大抒已见，于同日撰文《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分析了赵五贞自杀的原因，建议：“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大公报》编辑部支持这一意见，在半个月内，对赵自杀的前因后果做了四次连续报道，并辟出专栏，对这一包办婚姻进行讨论。毛泽东先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九篇文章。11月19日，毛泽东在《随意录》中写道：“兼公先生在大前天本报《随意录》中登了一段《改革婚姻的牺牲者》，兼公先生的话说着一半了，但是还有一半没有说着。我补着说：‘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不要辜负了她，不要使她白白送了一条性命。’”
毛泽东愤怒地指出：“天下类如赵女士父母之父母都要入狱，愿率天下人齐声高呼赵女士万岁。”尖锐地指出罪恶的根源在于社会。《非自杀》一文，更辩证地分析了社会现象，对死者寄予了无限同情。毛泽东还在他的《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另外几篇文章中，则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
当时《大公报》无论人力、物力条件都很差，龙彝等为此绞尽脑汁，多方奔走，亦未得到改善。但由于毛泽东有一种“抢火”似的采访和写作精神，加上编辑的热诚配合，使这次讨论取得了成功，半个月就发稿40篇。
1922年11月，长沙全市印刷工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织工会，向资本家提出两条要求：第一，增加工薪；第二，提早发稿时间。资方未予理睬。工会乃于11月25日举行全体罢工。迄至12月中旬尚未解决。于是，工、资双方开会谈判，工方请毛泽东担任记录，资方请龙彝担任记录。记者对当事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工、资双方唇枪舌剑，辩论激烈。毛泽东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句句有的放矢，所向披靡。结果，资方理屈词穷，终于答应了工方的要求。
1934年《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去世。龙彝担任总编辑，由李晋康接任经理。至1938年，龙彝因心力衰退，闲居湘潭旧居，总编辑由朱石农接替。不久，龙彝在湘潭逝世。解放后，李晋康送了一副挽联，纪念龙彝，联云：
与毛主席共草驱张宣言，少壮能努力；
办大公报高举反袁旗帜，老死无恨心。
此联充分概括了龙彝与毛泽东的关系。
张平子，又名启汉，行四，湘潭县晓霞山（今湘潭县中路铺镇石潭坝乡）人，与黎氏八兄弟同乡，生于1886年。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稍长，能诗善文，出口成章。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中学，加入同盟会与哥老会，继入湖南高等学堂文科。1906年与黎锦熙发起“德育会”。毕业后在长沙创办《公言杂志》，自任编辑。1912年4月创办《湖南公报》，历时三年，后另组《大公报》。担任编辑、主笔等职。1938年《大公报》总编辑龙彝闲退，张平子成为《大公报》领衔。新中国成立后，张平子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1972年2月在长沙逝世。
毛泽东与张平子的交往，始于1919年张平子与同仁主办《大公报》时期。《大公报》于1915年9月1日创刊，历32年，其中以“五四”运动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文章颇为称道。当时，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达二十余篇。原《大公报》第一任总编辑为李抱一，生性固执，胆小怕事，1918年至1925年曾一度告假离开报社。毛泽东就是这一段时间与《大公报》的主笔张平子、龙彝等往来的。
1920年至1927年间，《大公报》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欢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撰文，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道理。
当时，《大公报》热情向读者介绍和探讨现代思潮。撰述最多的有毛泽东及方维夏、何叔衡、柳直荀、黎锦熙、徐特立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大公报》还注重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曾就上海厚生纱厂在湘招收女工，由劳资关系问题发展为男女平等问题，在该报撰文评论。
早在张敬尧督湘时，长沙人力车工人和泥木工人等纷纷举行罢工，反对剥削，掀起了“驱张”运动。《大公报》对工人罢工运动甚为重视，除派记者采访报道外，还特约毛泽东与该报同仁一起迭作时评、社论，对其表示同情和支持。
谭延闿督湘时，倡议“地方自治”。毛泽东从北京转回长沙，寄寓新安巷其族人毛宪律师事务所内，与《大公报》社仅一壁之隔。该社原有全国各城市报纸及日本、英国、美国、南洋群岛等国交换的报纸一百多种，皆陈列于张平子寝室中。毛泽东极喜浏览报纸，每至张家，置身报纸堆中，专心致志，一阅数小时不去。如遇风雪之夜，难于返回寓所，即与张平子同榻而卧。
毛泽东为《大公报》写了不少文稿，报社同仁十分佩服他的学识和才华，毛泽东返湘后，主要从事新文化运动及革命工作。他曾组织文化书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该报编辑部同仁闻知，均表赞赏并入股。他还组织了新民学会，进行政治活动，该报同仁亦多加入。鉴于省政当局以“自治”相号召，为适应时代起见，该报集合了一批思想进步人士专门撰述，特聘毛泽东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诸报端，以示尊重。1920年，一批中外名人来湘讲学，倡导新文化、新学术，分别在教育会、遵道会做了讲演，《大公报》邀请毛泽东等三位特约记者参加，并请他们担任记录。毛泽东一天能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有三四千字，远远超出其他人所承担的任务。
1922年1月，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逮捕杀害。事后，毛泽东曾领导学生、工人为之开会追悼。《大公报》于17日登载了“赵总司令查封劳工会，其主任黄爱、庞人铨被杀”的消息，并派人参加黄、庞追悼会，送挽联一副：
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
取义拚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
毛泽东离开长沙后，张平子仍在长沙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和采访，集记者、编辑、社长于一身，直至1947年该报停刊。湖南和平解放后，张平子将自己所藏1915年9月至1947年全部《大公报》及纪念册，送交李锐转献国家。这套报纸保存最为齐全，为研究湖南地方志与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1987年人民出版社将1917年至1927年《大公报》影印出版，深受图书馆与文史、新闻界欢迎。
1957年张平子前往大连，途经北京，恰逢“五一”劳动节，他被邀请登天安门城楼观礼，与徐特立、易礼容、黎锦熙、王季范、仇鳌等湘籍旧友相见，亲切话旧。同年9月底，张平子再次抵京，恰逢十一国庆节，再度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1972年2月29日，张平子病逝于长沙，享年86岁。
十、关怀三位民主人士
周逸、李傥、罗正纬，均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同乡。他们在民国时期，有的是教育界知名人士，有的是政府官员，具有较深的学识和一定的地位，思想均比较进步。毛泽东早年分别与他们有过交往。解放后，毛泽东设法给予关怀和照顾，使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1950年，毛泽东应前船山学社社长周逸之约，欣然为该社题了“船山学社”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
毛泽东为什么会为船山学社题写社牌呢？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为了加强党团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团结社会上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任教务主任。这得到了船山学社社长和一些进步老先生的支持，当时就有周逸在内。
周逸（1876—1968），字仲元，号木崖。住湘潭县城内板石巷，人称“木崖夫子”。五岁即能诗文，有“神童”之誉，曾拜王闿运为师。1906年经柳聘、刘揆一介绍加入同盟会。1912年王闿运赴京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周逸随其北上，任《北京民报》副刊主编。南北战争时期，他回长沙参加过孔教会，后任湖南私立中学和国学专学校教习、船山学社董事会常务董事、《船山学校》编辑部主任兼学社主任秘书，主持船山学社达70年，主编《船山学报》15期。周逸一生酷爱经史词章，编有《木崖轩诗文集》、《汉书·艺文志补注》、《四书大义》等。
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湖南一些文人学士为宣讲王船山学术思想而设立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去听过课。1921年，周逸正在该社主持社务，与何叔衡往来密切。毛泽东通过何叔衡征得社方同意后，利用该社社址和每年四百元津贴的经费，创办自修大学，作为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当时，毛泽东和夏明翰、陈佑魁等住在船山学社，与周逸时相往来，过从甚密。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逸仍在船山学社主持工作，直到1940年他担任了船山学社社长。周逸教学严谨，诲人不倦，常说：“为经师易，为人师难。”他曾在船山学社大门前写有一副对联：“辨人禽界；立天地心。”要求学生们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
周逸还告诉学生们，船山学社不单是王夫之先生的纪念地，而且，毛泽东、何叔衡等革命家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曾在此办过自修大学，他们忧国忧民，忠心耿耿。
1948年，周逸在船山学社亲自主持开办贫民职校，邀请进步学生讲授时事，借以宣扬马列主义，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团结教育进步青年，1949年在酝酿湖南和平起义时，周逸积极奔走，拥护《和平宣言》。
湖南和平解放后，周逸亲书“毛泽东同志革命策源地”标牌，置于船山学社大门口，供人瞻仰。周逸还发动贫民职校湘绣学员抓紧绣出了第一幅湘绣毛主席像，寄到北京，表达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激之情。
不久，周逸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为船山学社题词。毛泽东收到周逸的信后，当即亲笔回信，并为船山学社题写社牌，信云：木崖先生夫子，惠书收悉，寄上船山学社一纸，请予审定为感。
解放后，周逸先后受聘于省文史研究馆、省文物保护委员会，为整理和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李傥（1884—1965），名文生，号倜君，湘潭县易俗河元甲塘人。自幼刻苦攻读，学有所成。1903年被选送赴日本宏文学院留学，1909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深造。1913年学成归国，先后出任北京明德大学校长兼北京政府法制局参事。
1920年，李傥的好友、留日同学杨昌济在北京逝世，李傥与章士钊、蔡元培、杨度、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发表启事，为杨昌济募集赙仪作遗属生活费。
1928年后，李傥先后任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秘书，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财政部司库司司长（署长），1943年任关务署署长，1945年8月任国民政府财政党务部部长。1948年辞职回乡，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湖南和平解放后，李傥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斗争历史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深深地敬佩共产党和毛主席能根据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曾向老友章士钊（当时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写过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留学归国后，没有认清自己祖国所遭遇的种种危难，盲目地在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政府下，接连工作近30年，对人民没有多少贡献。为此，他感到惭愧和内疚。
章士钊在收到李傥的信后，十分感动，即向毛泽东写信推荐，并将李傥的信一同寄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章土钊和李傥的两封信后，作了认真审阅，思量再三，并于1950年5月24日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批示：
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
接着，毛泽东又在李傥自传的第一页上写下了如下批语：
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毛泽东的批语很快转给章士钊，章士钊高兴不已，立即复信李傥，告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得知他的近况和思想表现后，已作了批示，并给予较高评价。李傥接信后，深受鼓舞。
1950年5月，李傥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他万分感激地说：“我年已六十有七，还能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一定要鼓其余勇，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虚心学习，努力实践。”
1951年春，李傥携家小由长沙迁往武汉赴任。1954年10月担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65年病逝于武汉，享年81岁，安葬于九华山革命公墓。
罗正纬，别号达存，湘潭县马家河人。教员出身，擅长古典文学，尤工诗词联语。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职官人物志》及有关资料记载：罗正纬于1918年8月至1920年8月任过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1943年3月起任过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委会编审。
罗正纬早年就读书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1915年，毛泽东考入该校读书，与罗正纬相识，二人同投校长符定一门下，深受器重。
解放后，罗正纬因生活贫困，年老体衰，无以谋生，只身前往北京。在京时，曾向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的困难。毛泽东接信后，深表同情，想给以资助。
1951年4月9日，毛泽东就罗正纬所反映的情况，致信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请他设法帮助解决：
李维汉同志：
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予生活上的照顾。
毛泽东
四月九日
以后，罗正纬领到了人民政府发给他的生活补助，安度晚年。他和子女们无限感激毛泽东的关怀，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