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
1955年5月下旬，一封寄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挂号信邮到了长沙市某粮店，收信人是该粮店职工陈国生。
陈国生惊喜地打开一看，是一封打印的信函，上面写道：
陈国生同志：
你和宋同志先后寄给毛主席的两封信都已收到了，并送给主席看过。主席要我们告诉你，他同意你一个人于本月底来北京一次，住一两个星期即回去。除你以外，其他人都不要到北京来。此复。即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五年五月廿一日
原来，自1951年上京以后，陈国生和丈夫宋毅刚均先后写过信给毛泽东，希望再去北京看望主席，但毛泽东只同意她一人去。既然如此，陈国生准备独自上京。这时，他九岁的女儿陈锋，听说妈妈要去北京，即揪住不放，非要跟妈妈去见“外公”不可。没办法，陈国生只好同意了女儿的要求。5月底，她向粮店请了假，便打点行装，带着女儿登车北上。
1955年6月1日，母女俩乘火车到达北京，下车后，由中央办公厅接待人员负责安排住宿。他们住在距前门不远的一个饭店里。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嵘、表侄文炳璋也应邀到达北京。同去的，还有毛新梅烈士的弟弟毛仙梅。他们被安排住在另一个招待所里。
第二次来京，旧地重游，陈国生感到异常亲切，她多么想尽快见到毛主席啊！
6月7日，毛泽东派秘书乘专车到招待所接了毛泽嵘、文炳璋、毛仙梅三人，又到医院接了正在给女儿看病的陈国生及其女儿陈锋到中南海会面。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客厅，接见了来自家乡的几位客人。他的两位秘书叶子龙、罗光禄也在座，陪同谈话并作记录。
“你们哪天来的？”毛泽东问道。
陈国生回答说：“来了七天了。”
“来这么久了啊！”毛泽东有些惊讶地说。
毛泽嵘和文炳璋均点点头。
此时，由长沙赶到北京开会的省计委副主任毛泽普也在主席家做客。此时，他以主人的姿态，拿起小刀给几位客人削苹果。
毛泽东开始询问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等情况：“粮食够不够？”
“农村比较富裕，农民有饭吃。只有个别的没有饭吃。”文炳璋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流畅地答道。其实，当时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很多农民缺吃少穿。
毛泽东对“个别的没有饭吃”这句话产生了兴趣，连忙问道：“哪些人？什么人？”
文炳璋答道：“地主、富农。”
陈国生插话道：“除了他们，农村还有许多农民有困难，粮食紧张，口粮不够吃。”
毛泽东点点头，对她说：“你在这里讲话可以随便点，不要受拘束。讲话、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不要讲假的。”
文炳璋听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毛泽嵘对主席说：“主席，我还要来一次，还有话要跟你说。”原来，毛泽嵘也是个“直人”，对文炳璋汇报中夹杂的“水分”，有些不满，但又不好当面直说，因此打算单独再跟主席谈一次。毛泽东说：“好。”
接下来，毛泽东又问文炳璋：“农村的教师，转业军人，这些人生活过得怎么样？”
文炳璋答道：“过得好。”
毛泽东不语，又问陈国生：“你们工人呢，收人多少？”
陈国生答：“我们夫妻月收入八十多元。”
“生活够不够？”意思是收入能不能敷出。
“不够。”陈国生如实地答道。
“不够，怎么办？”
“组织照顾，单位给予补助。”
“每月补助多少？”
“补助一二十元。”
毛泽东转身对秘书罗光禄说：“这是典型的困难户。一家六口，四个小孩，只有夫妇俩挣钱。”
“你们单位有多少人？生活怎么过的？”毛泽东掰着指头，又问陈国生。
“我们粮店有八个职工，都有家属，小孩少的还过得去，多的都要单位补助。”
“你养了四个小孩，自己的工作怎么办？请了保姆吗？”
“没请人。我每天早起晚睡，自己做家务。”
说到这里，毛泽东对秘书说：“我想到湖南去看一看。”
毛泽嵘和毛仙梅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都盼望您回去视察。”
毛泽东停了停，问陈国生道：“你几时回湖南？”
陈国生答：“还未定，我们要到十舅那里去看看。”她说的“十舅”，指的是毛泽建的胞弟毛泽青（即毛万才），当时在辽宁工作。
毛泽东说：“好。你去那里看他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写信告诉我。”
陈国生九岁的女儿陈锋天真活泼，扯着主席的衣服喊“外公”。毛泽东挺喜欢她，逗着她玩。陈锋在游泳池旁边玩耍，池子里有水。毛泽东逗着说：“快走开，会掉到水里去的。”陈锋跑到主席身边，嚷着：“外公，我要买单车。”毛泽东笑着说：“要你妈妈买。”陈锋说：“妈妈没钱。”毛泽东说：“我给你妈妈钱，你妈妈不就能买了吗？”
陈国生听了很感动。半晌，她才想出一句话来：“主席，您还是一口韶山话啰。”
毛泽东笑了笑说：“咯是老皇历，改不了啰！”
忽然，陈国生想起要和主席照相，她提议道：“主席，上一次照相，我走了，没有照。这次我和大家要与您合个影。”
毛泽东笑着说：“好。”
于是，马上走来了一位身背照相机的女同志，身材单瘦，面容端庄，陈国生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侯波。
毛泽东微笑着站在游泳池旁，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慈祥。毛泽嵘、文炳璋和陈国生、陈锋，还有毛仙梅，分别站在他的两边，几个人站成一横排，脸上露出笑容。摄影师端起相机，咔嚓一声，摄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告别毛泽东，陈国生由中南海回到饭店。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送来了照片，还有280元钱，给陈锋买车子用。
五、关心家乡的互助合作
1955年，我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年春天，湘潭县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互助组、单干户参加，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报酬，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彻底破除封建土地私有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当时，韶山乡的农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毛泽东对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情况极为关心。
早在1950年土改刚过，韶山冲的几位妇女刘秀华、何光华、汤瑞仁等人，响应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在韶山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也是湘潭县第一个妇女互助组。当时湘潭县县长杨第甫还奖励了她们一头耕牛。毛泽东从去京人员中了解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深表赞赏。
1953年冬，毛月秋去北京，毛泽东又反复向他询问了韶山乡的互助合作情况，对家乡的农业生产极为关心。
1955年8月，在互助合作运动掀起高潮时，韶山的一些贫下中农联名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家乡农业合作社情况，表示了坚决走合作社道路的决心。毛泽东获悉此信，非常高兴，随即写信给韶山乡政府，高度赞扬韶山的互助合作运动，鼓励家乡人民在互助合作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信云：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这封信给了韶山乡全体贫下中农以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先后为该书写了两个序言和104篇按语。该书收入了《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
毛泽东在该文的“按语”中首先满腔热情地赞扬了清风乡农业合作社的做法，指出：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
接着，毛泽东写道：
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毛泽东号召全国“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这是对清风乡农业合作社的极大鞭策，对清风乡全体农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清风乡的干部群众把“按语”当做座右铭，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团结、依靠贫下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生产和建设不断地得到发展。
毛泽东的“按语”发表不久，湘潭县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底，全县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159个，入社农民达21万多户，96万余人，占全县总农户的90%，农业总人口的88%。1957年，全县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
六、韶山学校的由来
1952年10月，原韶山乡第三校已改名韶山小学，学校校址迁张家山。毛宇居受韶山乡政府委托，前往北京，请毛泽东为韶山小学题写校名。当时，乡政府的本意是想请毛泽东题写“韶山小学”的校名，可后来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年11月2日（农历九月十五日），毛宇居与毛泽东的表兄文梅清由韶山起程，6日到武汉，9日（农历二十二日）下午到达北京，住在永安饭店。
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宇居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问道：“学校建在哪里？”
毛宇居说：“学校建在张家山，规模比原来大，新校舍将建得美观、大方。”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说：“那里很好，学校规模还可以扩大。”
“乡政府对教育很重视，特地委托我来向您汇报。”
“好！”毛泽东说，“国家搞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人才从哪里来？靠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不过，”他吸了一口烟，“办好教育，需要人出力，需要一批教育工作者。你是教书出身的，有经验，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啊！”
“学校建好了，就是没有人写校牌。”毛宇居提出请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问道：“学校的名字怎么取的？”
毛宇居答：“还未最后定好。”
“那题什么名好呢？”
毛宇居想了想，说：“就题‘湘潭县韶山小学’吧。”
毛泽东考虑了一会，说：“还是题‘韶山学校’吧。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还要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反正都是学校，这一次不就全写好了吗？”
毛宇居连连说：“好，好！主席想得真周到。”
这就是“韶山小学”后来改名为“韶山学校”的由来。
毛泽东随即写了几纸“韶山学校”，供毛宇居选择。毛宇居把几纸校名收好，准备带回招待所。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于2月2日回到湖南，圆满地完成了韶山乡政府委托的光荣使命。
1953年5月，韶山学校新建校舍竣工，同年被列为省属重点学校。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园韶山，特地视察了这所学校，并与该校师生合影留念。
如今的韶山学校，成了一所全日制的、综合性的省属重点中学。
七、为湘潭大学题写校牌
1958年，湘潭县人民盼望已久的湘潭大学即将创办。这年8月，77岁高龄的毛宇居先生受中共湘潭县委的委托，专程赴京，请毛泽东为湘潭大学题写校牌。
毛宇居已是第二次身负重托，赴京请毛泽东题写校名了。抵京后，毛宇居开始被安排住北京前门的惠中宾馆。毛泽东得悉宇居先生来了，即派秘书把他接到和平宾馆食宿。
几天后，毛泽东在寓所接见了毛宇居。宇居先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湘潭大学的筹办情况。毛泽东问道：“大学办在哪里？”
毛宇居回答：“办在湘潭县杨嘉桥原湘江煤矿旧址。”
毛泽东好像知道这个地方，说：“那是一个山冲里，哪来的学生呢？”毛宇居说：“如今不同了，那里交通比较方便，学生都是从全县高中、初中选送出来的。”
谈到学校师资的情况时，毛宇居说：“教师主要是从县内中学抽调出来的优秀教师，还聘请了一部分工农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员，只是没有教授。”
毛泽东听了，说：“教授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
接着，毛泽东问到学校经费。毛宇居说：“在全县财政经费内统筹解决，学生半耕半读，还能自给解决一部分。”
汇报以上情况后，毛宇居即说明来意：“主席，你的翰墨好，家乡人民都很喜爱。我这次来，是受湘潭县委的委托，特意来请你为湘潭大学题写校牌的，请主席一定答应这个要求。”
毛泽东想了想，谦虚地说：“近年来许多人找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会不会有意见？”
毛宇居笑道：“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一张由我带给湘潭大学，另一张给湘乡东山学校写的，我替你送去。这样，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了吗？”毛泽东笑了笑，答应写好后再派人送交毛宇居。
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和平宾馆看望毛宇居，送来一封信。毛宇居把信拆开，里面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湘潭大学”校名两份，还有一份信笺，信上写道：
禹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请转致。
毛泽东
九月十日
信中附上的“湘潭大学”二纸，是毛泽东精心书写的。两张上写的都是一寸见方的大字，其中有一纸，四个字的右上角分别打了一个小圆圈，字迹遒劲、浑朴，大概是毛泽东认为写得比较满意的。毛宇居将信及字带回后，供学校选用，大家也认为打圈的这张好，就选作了校牌。这就是现在的湘潭大学的校牌。
毛泽东为湘潭大学题写校牌，给湘潭县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人们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并敲锣打鼓把毛宇居迎接到杨家桥煤矿原大学校址，还请宇居老人做了上京请主席题写校牌的情况报告。此后，为了纪念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牌，湘潭大学把毛泽东给毛宇居写信的这一天——“九月十日”，作为校庆日。
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致毛宇居信（右为信封）
1959年后，湘潭大学迁至湘潭市羊古塘现址，后因故停办。1973年9月、12月，湖南省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呈送关于恢复湘潭大学的报告，国务院于1974年3月14日正式批复，决定恢复招生，并规定该校为文、理、工科综合性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该校正式面向全国招生。1985年，国家又把九月十日定为教师节，这天正好是湘潭大学的校庆日。如今，该校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辉煌历程，办成了一所文理工兼有的综合性全国重点高等学府。校门口矗立着毛泽东指点江山的光辉塑像，“湘潭大学”几个大字镶嵌在学校大门上，熠熠生辉。
八、为东山学校题写校名
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欣然为湘乡东山学校题写校名，并托他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从北京带回，同时还附有一信：
东山学校党支部：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
毛泽东
九月十日
湘乡东山学校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求学的母校，也是他最早进入的学堂。毛泽东是1910年秋到东山学校求学的。当时，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潮影响下，东山书院已改为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李元甫，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人士，教员多是维新派，其中还有在日本留学受过明治维新影响回来的。学校开设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操、图画、音乐、英文等课程。从开设的这些课程可以看出，这所学校在当时来说，是属于时髦的新学堂。毛泽东从小就热爱劳动人民，关心国家大事。他目睹当时国家危亡，人民的痛苦，忧心如焚。当他听到表兄文运昌的介绍，知道湘乡有这样一所新式学校时，就决心到这里来求学。
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言志》。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写的大都是些尊孔读经、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的内容。毛泽东却与众不同，他联系农民的痛苦、社会的时弊、民族的危机、祖国的前途，纵情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校长李元甫和监考的国文教员看了这篇激情洋溢的文章，频频点头，连声称赞，惊呼：“我们学校来了一名建国之才。”并力排众议，破例收了这位外乡籍学生。
毛泽东学习非常刻苦，大部分时间是在自修室里度过的。他最喜欢的是国文、历史、地理。学校后斋有一个藏书楼，收藏了许多中外古今的书籍。当时在该校读书的大多数是缙绅和富豪人家的子弟，很多人连正课也懒得学，哪里还有什么兴致光顾藏书楼呢？而毛泽东一来学校，就成了藏书楼的常客。他还经常向同学和亲友借书。他的学习成绩好，作文更是在全校首屈一指。他写的文章，立论新颖，气势磅礴。教员看后，几乎每次都要加以圈点，批给全班学生“传观”。毛泽东的同班同学舒融春，很佩服毛泽东的文笔，几乎把“传观”的文章都抄下来当做范文背熟。解放后，有人访问舒融春时，他还能回忆起毛泽东当年文章中一些语句，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苟畏难斯落伍矣”等。
毛泽东的字当时就写得很有功力，他的楷书被称为全校“两绝”之一。
学校没有开生物课，但是，毛泽东的动植物学知识也比别人丰富。比如，有些植物的学名和用途，别人不知道，他却晓得。当然这些并不是由于毛泽东是什么“天才”，而是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博览群书，也与他在家务农多年分不开。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时期，也是他进一步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时期。毛泽东曾向同萧三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看得很仔细。事后，他对萧三说：我们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探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毛泽东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子任”，意思是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
为了使自己能够担负救国救民的大任，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就很注意锻炼身体。那时，学校虽开有体操课，但并不重视体育锻炼，连个运动场所也没有，还禁止学生在便河中游泳，平时也不准过石桥。毛泽东总是利用午休时间，在学校墙后无人处下河游泳，总要游个痛快才上来。他还每天坚持提前起床，先绕着学校的围墙跑上几圈，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上东台山的凤凰亭，极目远眺。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很同情和关心劳动人民。那时，东山小学围墙边的小屋里，住着一家姓易的佃户，自己无田无地，非常贫苦，只好常年租种学校的田地。解放初期，易三老倌已经去世，易三奶奶还在。一天，她听说毛主席的名字叫毛泽东，连忙问：是不是就是东山学校读书的那个毛泽东？别人说：“正是。”她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毛泽东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问我家有多少人，每年能收多少谷，要交多少租，够不够吃。经常帮我们挑水劈柴。那时我们就想，这样的‘相公’真少见，多好呀！”
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和几个同学约好到湘乡城里去。因为下过大雨，河水突然猛涨，渡船没法过去。这时，有人提出花钱坐划子。毛泽东掏尽身上的钱，一看刚够坐一次划子。正要上船，突然后面急急忙忙跑来一个妇女，一看渡船过不了河，就放声大哭。大家感到惊愕，毛泽东赶紧走近她，询问原因。原来，她的孩子得了急病，要过河请郎中，又没有坐划子的钱。毛泽东立即把自己的钱掏给她，带她到划子上，对同学们说：“你们去吧！我不过河了。”并招呼同学注意这位妇女的安全。为了使这位妇女能够打转回来，毛泽东又把自己一条好裤子脱下来交给划子老倌做押金。划子老倌不肯收，说：“你这位先生做的好事不少，打转我不要她的钱了。”毛泽东说：“你也是穷人，这条裤子就送给你。”那妇女对毛泽东连声道谢，他挥挥手说：“不用谢，快过河吧！请郎中要紧。”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一个学期后，于1911年春来到长沙，踏上了新的求学旅程。
虽然只在东山学校就读一个学期，但毛泽东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情感。1958年夏天，东山学校党支部写信给毛泽东，请求题写校名。是年9月10日，毛泽东欣然为东山学校题词并复信：“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把学校写给他的信说成大字报，这自然是幽默的说法。当时兴用大字报提意见，“大鸣大放”，也许是由于东山学校曾经用毛笔写信请他题写校名的原因，故有“大字报”之说。
毛泽东随信寄来了他题写的横竖两种排列式样的“东山学校”校名，学校按流行排列形式，选用了横排的校名。现在，毛泽东题写的校牌就悬挂在东山学校的正门上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师生员工奋发进取，为国家琢育英才。
九、派胡乔木到韶山调查
1958年，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国人民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群众涌现了空前的建设热情，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浮夸风”、“共产风”等不切实际、脱离群众的过急倾向也不断滋长。在短短两三年内，全国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处于饥饿和疾病的困扰之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现上述严重情况后，及时进行了纠正。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党内通信六条》，内容包括包产、密植、节约、播种面积、实现机械化、讲真话不讲假话等六个方面，非常具体。在《通信》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时那种讲话不讲真话的浮夸风，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最后说：“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个《通信》一杆子插到底，发至生产小队，与群众直接见面，在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60年11月3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议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进一步纠正当时工作中的失误。
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号召广大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印发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一书，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做调查研究。他一面乘专列到全国各省巡视，听取当地党政负责人的汇报，一面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到各自的老家农村，了解基层情况。在他亲自主持下，中央决定对人民公社食堂、山林、社队体制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组织若干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
毛泽东当时直接指挥并听取汇报的中央调查组有三个，即：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带领的湖南调查组；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带领的广东调查组；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带领的浙江调查组。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派中央调查组到全国农村开展调查一事，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注：指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篇文章，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作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对湖南家乡的生产及人民生活极为关心，他派出的三个调查组中，有一个就是派往湖南的，而且派出的调查人员必须都是“高级水平”的。胡乔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率调查组来到了湖南，与他同来的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秀才”王力、张超及《人民日报》总编辑萧云等六人，胡乔木任组长。
胡乔木一行刚到长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就打电话给毛泽东的侄子毛华初，通知毛华初去他家一趟。毛华初当时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放下话筒，快步走到张平化家，只见平化书记正坐在沙发上等着。
“华初，乔木同志率中央调查组来了，主席指示他们去韶山调查农村情况。他们明天就去韶山。”张平化说，“省委考虑你是韶山人，情况熟悉，讲话易懂，决定派你陪同乔木同志去调查。”
“好！”毛华初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第二天，毛华初便陪同胡乔木及王力、张超、萧云等人风尘仆仆地踏上了通往韶山的旅程。
中央调查组到达韶山后，兵分两路，即张超率小组驻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胡乔木率大组驻韶山公社韶山大队。
中央调查组很注重调查方法，在进行重点调查的同时，还注意面上情况的调查。在韶山公社，胡乔木确定以桥头湾和印山冲两个情况不同的生产队做点，进行重点调查；在此基础上又找公社党委座谈面上的情况，将面上情况和问题带到点上与群众讨论、商量、研究解决办法。他们把韶山公社的情况摸清后，找出了问题所在，又与全县的情况进行对照，并听取湘潭县委的汇报。在听取县委汇报后，他们感到问题带普遍性，有的地方比韶山更为严重，必须写出一个详实的调查报告向主席汇报。
胡乔木工作深入，作风朴实，十分体贴农民，刚一住下，就对韶山招待所服务员马葆荣说：“现在农民生活艰苦，我们要艰苦奋斗。”每天坚持吃钵子饭（用钵子定量蒸饭）、黄花汤，经常晚上忙到12点，从未开过夜餐。为不影响农民生产，一般白天在住所研究讨论工作，撰写材料，晚上下队调查。
胡乔木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3月28日至29日在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公社书记、十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及省、地、县驻韶山工作组有关同志会议，集中学习、讨论《六十条》。开会之前，细心询问了部分支部书记的姓名、年龄等情况。韶北支部书记说：“我叫沈绍承，介绍的‘绍’，继承的‘承’，今年24岁。”胡乔木听了风趣地说：“你年纪很轻，何不改为少年的‘少’，成功的‘成’呢？年轻有为，有志竟成嘛！”几句话把大家逗乐了，顿时会场形成了宽松和谐的气氛。
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主持会议，读一条讨论一条，大家情绪很高，发言踊跃。讨论到第34条“公共食堂”时，无人吭声。胡乔木察觉了大家的思想顾虑，于是开导说：“我们是毛主席派下来听取大家意见的，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好就说好，坏就说坏，讲错了也不要紧，我们搞‘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胡乔木的话消除了大家的顾虑，会场又活跃起来。首先，沈绍承发言说：“我认为公共食堂再不能办下去了。现在好多社员吃的辣椒叶、南瓜花，连山里的葛麻藤根快都吃完了，水肿病增多，妇女连孕都不怀，再办下去会饿死人。”可是，原韶山大队总支书记陈菊轩仍坚持说：“公共食堂有十大好处。它有利于统一安排生产，有利于集体管粮，有利于控制劳力自由分配……食堂只能坚持办下去。”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引起了激烈争论。有的说，草案中虽然仅写了一句“可以不办食堂”，但只要一宣读，大多数地方会要求解散食堂。有的则说，如果食堂散伙，很多具体问题难办。最后，大家主张，有条件的食堂、公饭私菜食堂等，只要群众自愿，都承认是食堂的一种形式；群众坚决要求散伙的，不能强留，但要按照政府处理好具体问题，不能影响生产和破坏集体经济。
会议结束后，从4月初起，调查组分赴公社和各个大队，层层召开党团员、干部会和社员大会，全面学习、讨论《六十条》，广泛听取各种意见。
在学习、讨论中，社员意见最集中，干部感到最棘手的，同样是公共食堂问题。用群众的话说，“公共食堂好，就是吃不饱饭。”
调查组开会研究时，胡乔木概括地说：“讨论《六十条》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问题，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矛盾，也是公共食堂问题。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要求分头侧重调查公共食堂，实事求是地写出有份量的调查报告。4月8日下午，国家主席刘少奇来韶山参观。晚上，胡乔木向他作了汇报。刘少奇指示他要及时将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
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毛华初去东塘生产队（毛泽东祖居地东茅塘）逐户走访，胡乔木和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等去社员强烈要求解散食堂的旺冲生产队蹲点调查；调查组其他同志则去韶山片六个大队全面听取意见。
调查走访中，东塘生产队毛才生、毛甫生说：“食堂就是那年担起箩筐收碗筷，连锅子都提走，一声喊集中的，开始冇自愿，集中起来又冇管好，所以越办越散心。”清溪大队庞碧祥说：“公共食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个铜钱买烧饼，不分厚薄’。做也一份斋，不做也一份斋，劳动的吃不饱，不劳动的吃不了。”
胡乔木一连几天几晚通过对旺冲队的对比算账，看到了公共食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第一，分工值降低。第二，家畜家禽减少。第三，家肥减少。第四，烧柴浪费大，森林破坏严重。第五，生活不便，矛盾增多。特别是“集体吃饭，亲戚冷淡，来了客人是负担，家有老人是包袱。”因此，旺冲队15户，除一户困难户和一户干部家属外，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
在食堂情况调查的碰头分析会上，胡乔木一针见血地指出，食堂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它工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分配上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并在群众每天生活中引起诸多不便，矛盾增多。实际上，大多数食堂目前已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疙瘩。因此，“食堂势在必散”。
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在这节骨眼上，食堂是早散好，还是迟散好？干部们又有了争议。有的说：“现在两手泡在染缸里，左蓝右蓝（难的谐音）。”意思是说，办嘛，违反群众意愿，撤嘛，许多具体问题确实棘手。有的说：“现在急于解散食堂，势必打乱人心，耽误生产。”胡乔木建议各大队办一个解散食堂的点，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面，并仍与毛继生到旺冲队试点。旺冲的群众要求尽早解散食堂。
经过深思熟虑，胡乔木与公社党委决定同意旺冲队停办食堂，并与生产队管委会研究制定了停伙方案；第一步，分定菜土，以便下种；第二步，解决社员住房问题；第三步，划定自留山；第四步，结清账目，公之于众；最后，解决炊具，分户做饭。经过一连五个晚上的社员大会，对莱土、柴山、养猪、现金、实物、困难户、五保户等十大问题，一一做出了决定，圆满而有秩序地解决了某些人认为难以解决的各种困难。从4月12日早餐起，社员们喜笑颜开地分户做饭。
为了进一步证实情况的普遍性，4月13日，胡乔木又带领王力、毛华初、贺炳贤（省农业厅办公室干部）等人到湘乡调查，并去湘乡县委了解情况。他们原听说与韶山邻近的龙洞公社（原名东郊公社）死人情况严重，拟去该地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畅，只到了附近的陈赓公社（今湘乡市龙洞镇）楠香、七星、水底、石匠四个大队进行调查，发现这几个大队的病饿情况更为严重。
调查组通过十多天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真实的数据和材料，并反复研究，发现群众反映最普通、最强烈的是公共食堂问题，便写出了一份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食堂为什么要解散呢？他们认为，公共食堂的关键问题是：一、肚子吃不饱，出现了严重的水肿病；二、没有自留地，不能发展家庭副业，减少经济收入；三、山林破坏严重，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平衡；四、食堂管理干部多吃多占，群众强烈不满。
胡乔木还召集调查组成员反复讨论，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并要求大家各写一份调查报告，一并向毛主席汇报。
4月16日，韶山公社党委召开全社社员代表大会，部署停办食堂问题。至21日止，仅六七天时间，全社211个食堂，停办204个。到5月中旬，韶山全区1033个食堂全部解散。社员们说：“解散了食堂，治好了我们几年来的‘心病’。”
后来胡乔木在调查小结会上深有感慨地说：“实践证明，违反客观规律和民意的事，处理起来虽易却难。符合客观规律和民意的事，处理起来虽难却易。因此，凡群众要求解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的越早越好。”
恰好这时，毛泽东来湖南视察，了解湖南调查组工作情况。正值湖南省委将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省委通知毛华初回长沙列席会议。
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将调查组的报告一并交给毛华初带回长沙，交给主席。胡乔木在信上写道：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4月16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增产2%，即亩产由原包的531斤增包至541.6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1958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所听到的问题来说，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胡乔木在信中最后写道：“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计）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4月14日，毛华初将报告、信件带回长沙，随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乔木同志着我带回韶山报告及信件，并向您老汇报情况。我在长沙大约有两三天时间，请随时通知我来看您老。”一并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再转呈毛泽东批阅。
当天晚上，张平化打电话给毛华初，说：“你的信和乔木同志的材料，都交给了主席。”
4月15日下午，天气晴朗，毛华初正在房间里翻阅材料，忽然，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通知他立即去见主席。
毛华初急忙下楼，坐上小车，片刻来到毛泽东下榻的蓉园四号楼。
毛华初一脚跨进门，只见毛泽东正在看材料，便向前走一步，习惯性地喊了一声：“大伯！”
“华初，”毛泽东笑着招呼道，“你坐下。”
小小的会客室陈设简朴，四张沙发分左右两排摆着，一张写字台靠着窗户。屋子里就只他们两人。毛泽东首先问毛华初什么时候回来的，毛华初答：“昨天回的。”
“乔木同志的报告和所附的四个材料，我昨天晚上都看过了。今天你再给我谈些乡里的情况。”毛泽东说。
毛华初首先汇报了农民群众目前迫切要求解决的食堂问题。他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做了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委和湘乡县委听取汇报。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比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说，公共食堂要不得，要解散。”
毛泽东一边凝神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稿纸上画着。他问道：“公共食堂为什么不好，群众为什么不愿意办不下去？”
毛华初说：“主要是吃不饱。还有，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样多，为什么公共食堂就吃不饱呢？”毛泽东追问道。
“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不一样，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过去有自留地，种小菜，小菜半年粮，主粮不够，小菜可以抵主粮充饥。另外，一家老小几口人，谁多吃一口或少吃一口，都无所谓，吃食堂就不行了。因此，吃食堂与不吃食堂大不一样。”
“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呢？”
“因为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毛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人们上山砍树当柴烧，山上的树也就都砍光了。”
“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啰？”
“是的！”毛华初果断地答道，“我看，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条件还不具备。办食堂，社员不种菜，尽靠主粮，怎么能吃饱啊！”
毛泽东说：“你们省里有位书记王延春同志，过去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你们主张解散食堂，不是和他唱对台戏吗？”
毛华初委婉地回答说：“那也许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吧，现在他的观点可能改变了。”
“唐家圫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又问道。
“唐家圫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生产生活情况一般。他们都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但团结性较差。”
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汇报，尽说喜不说忧，夸夸其谈，结果是害人不浅啊！”
“大伯，还是您讲的正确，我们要多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吩咐说：“你回去告诉胡乔木同志，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接着又说：“关于解散食堂的问题，我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解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因为这是关系全国的问题。”
毛泽东继续说：“解散食堂，你们在韶山可先做试点，但要注意改散食堂后还会有一些新问题。一定要搞好生产！你回去和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圫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返回韶山，向胡乔木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随即召集调查组成员和公社干部开会，布置解散食堂的试点工作。会后，毛华初又陪同胡乔木去湘乡县大坪公社唐家圫调查，听取了县委驻大坪公社工作组的汇报，召开了唐家圫生产队社员座谈会，转达了毛主席关于“搞好唐家托”的指示。胡乔木在会上鼓励社员群众：“听毛主席的话，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把生活搞上去……”
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已对胡乔木的报告做了批示，内容如下：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随即，张平化召集省委的同志，对胡乔木的调查报告及信进行了讨论、研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湖南省委以《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将几份材料印发给了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全体与会人员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停办公共食堂。省委还向全省各地转发了中央调查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公共食堂的报告》。
4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将上述材料批转中央各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文件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六十条》进行修改，决定停办公共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