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埭陈惟彦《宦游偶记》，凡一册，分上下二卷，戊午（民国七年）五月在北京排印行世，弁以民国六年六月张謇书后。丁巳（民国六年）秋九月陈澹然题词，丁巳严修序，癸丑（民国二年）自序，卷末缀以丁巳六月弟惟庚、丁巳秋弟惟壬各一跋。自序云：“余宦黔七年，治狱殊伙，严子范孙督学黔中，闻邻民之争相赴诉也，叹为虞芮质成之风，属记其事，以为世法。余笑曰：‘是吾职也，奚记焉。且当案牍疲劳，疾病时作，治开婺足裂涌泉，守黎平病至咯血，命之几殆，宁暇记之？’迨游苏湘，迭绾财政，殚精整理，忌者纷如。国变以还，都成隔世，宦游陈迹，渺然相忘。比来京师，端居稍睱，陈子晦堂敦促记之，乃就其可忆者笔之简端，吏事纷纶，不过百之一二，人地时日，弥复遗忘，一鳞一爪，聊以示后昆云尔。癸丑长至前五日，石埭陈惟彦。 ”严序云：“余弱冠时，因某纸坊榜书，心识劭吾姓名。
越十余年，奉使黔中，而劭吾方牧开州，见余所为劝士文告，以为宜可与言，惠然过访。一见欢洽，是为订交之始。劭吾长余四年，余生平遵父遗命，未尝结异姓兄弟，遇所敷爱而齿稍长者，真兄事之，然综计不过三五人，劭吾其一也。劭吾之治开州也，民怀吏畏，政绩粲著，尤能据公法约章折服外人，间为余述经主事实，多可惊喜，足使听者忘倦。余尝怂恿劭吾一一笔之于书，劭吾以为有待也。至今年而是书始脱稿，介弟西甫持示余，题曰《宦游偶记》。其记开州事，皆余曩日所饫闻，他为余未及知者，又若干事。事之可惊喜如治开时。
西甫调余宜有序，余亦自调余宜有序，且宜序是书者莫先于余。余使黔时，所识士夫数十百人，最心折者惟劭吾与王君采臣。丙申、丁酉间，三人者数相过从，纵论时事，欷歔太息，有积薪厝火之惧。旁观讥笑，见调无病呻吟，劭吾则曰：‘病深矣，奈何言无病？’由今思之，然乎否耶。余固深喜是书之传世，如吾曩时所期，而又深叹劭吾有医国之术，而不使竟其用，卒使我国有不可救药之一日。而劭吾是书遂等诸前朝之轶事，可悲也已。丁巳各日，严修谨序。”张氏清季以大理寺寺丞供差北洋淮军银钱所，选授贵州开州（民国初年改为紫江县，嗣又改为开阳县）知州，调署婺川县知县，嗣开缺归知府班，充厘金总局提调。复任黎平府（民国裁府，改为黎平县）知府，均有声。上卷所记，均宦黔时事，后以道员改发江苏，充厘捐总局总办、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著绩效，以善理财政名。后遂加四品卿衔简充湖南正监理官，因故不安于位，度支部复委其整顿淮南盐务（在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旋总办扬子淮盐总栈），更有成绩。值辛亥鼎革而去。下卷所记，均宦苏后事，民国元年辞安徽财政司长，亦及之，又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录民国二年北京《国是报》，宦黔时事也）
于卷末。此书足考清季史迹，尤以关乎财政者为要，摘录数则，用资扬搉。
咸丰军兴，创办厘金以济兵饷，后乃成为弊薮。本书卷上辞安顺府厘捐云：“丁酉暮春，呈请开缺归知府班（前在北洋，文忠公奏保得缺后以知府前先补用）。将乞归，适黄冈王公毓藻由川藩擢黔抚，二十年前在京相识，非有交也，至是相见，益契洽。不任去，委办安顺府厘捐，访诸曾办此差者，云优差也。余曰：‘薪水月六十五金，优于何有？’曰：“此岂恃薪水耶，凡纳捐由行户经办，货百石或完五六十石、七八十石不等，余则缴费放行。’余曰：‘不畏人知耶？’曰：‘其他有韩胥者，行户多与交，韩胥请求每百石完捐若干石，以棉纱、鸦片为大宗。如每石完八两者，其不填票之货，每石缴费三两，无须报解，提五厘给韩胥津贴，韩胥利其获，从不泄诸人也。 ’（此君仅晤一二次，而直言不讳，亦可见以舞弊为常事矣。）
余闻之不禁汗下（政界所入，往往失之易，况卖放耶，何以遗子孙）。翌晨谒巡抚辞差，且言无论何处厘差，皆不敢奉委。王公诘之，余曰：‘从未办此，恐贻误耳。’王公曰：‘能任地方，反不能任厘差耶？’余曰：‘地方官虽虑为书役所蒙，然尚能自主；厘差分卡多司丁众，相信既寡，保无为所累耶？’王公曰：‘厘差有弊不愿任耳？’余曰：‘厘差月薪数十金，而名调剂优差，是纵之舞弊也，断不敢任。’王公曰：‘君所见甚大，容与藩司商之。’比谒藩司邵公积诚，述如王公问答之言，而辞益坚。邵公曰：‘求厘差者多矣，君何辞焉？’余曰：‘求者既多，何不可辞之有？’邵公曰：‘如以厘差有弊，君不舞弊，不更佳乎？’余曰：‘一人不舞弊，本局及邻局员司无不疾亲〔视〕之，是处危地也，是尚可一朝居耶？’（总局无主持者，外局何能办。）邵公曰：‘君亦效他人所为竣差竣以所得归诸公，有何不可？’余曰：‘蹈常习故，非心所安；倘有变端，安能自白？’反复言之，迄未允。次日复固辞，邵公曰：‘既声明全省厘差皆不就，知府班只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皆瘠甚，奈何？’余曰：‘优瘠非所计也。’邵公曰：‘是三差皆有人，一时无可委。’余曰：‘既请开缺，岂尚觊他人之差。’邵公乃陈诸巡抚，改委王君德昌赴安顺。 ”此述贵州厘金之积弊，妙在大吏即名弊薮为调剂优差，盖他省亦比比皆然，其习焉而不知其非也久矣。
张氏旋任厘金总局提调。同卷《整顿贵州厘金》云：“贵州厘金，藩司主政，臬道会衔，提调驻局办事。丁酉六月，余奉委提调。先是，余声明不任厘差，总局则董其成，不自收捐也。巡抚王公曰：‘藩司首府均言贵州厘金整顿已无余地，不能有起色也，君调若何？’余曰：‘收成不歉，用人必公，赏罚精严，仍无起色，提调之过也。’王公曰：‘任君所为，应定何章为善？’余曰：‘章程固善，患不能行耳。增收奖赏之章，早经停止，不可不复，薪水亦应酌增。’王公曰：‘可照办。’余曰：‘厘金系藩司主政，俟往商之。’乃谒藩司邵公，详陈是说。邵公曰：‘定功过，严赏罚，不循情，均可照办；奖赏增薪，应从缓酌定。’余友复陈说，邵公终以缓商为词，余乃语王公曰：‘操之过急，恐生意见，惟有渐以行之。’乃申明约束，通行各分局。三阅月后收数有增。王公曰：‘已效矣。’余曰：‘此小效耳。’王公曰：‘尚有大效乎？应若何办？’余曰：‘欲取之，必先与之，用人之力，应恤其私。藩司惜费，不遽允增薪提赏，其实增薪所费无几，而可安办事人之心；增收提赏并无所费，而可收其效。且不使之俯仙〔囗〕有余，而迫之趋于舞弊，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王公亟称善，促速行之。余曰：‘俟与藩司商。’乃复商诸邵公，始允提赏，而增薪仍以从缓为言，甫及一年，几倍原额云。”成效之著，由于见理之明，用人之力。应恤其私云云，实通论也。
其任南京厘局总办，先之以奉委密查厘捐情事，局卡之弊，于卷下《查金陵厘捐》一篇可见也。据云：“壬寅六月，入都引见，将赴苏。鲁抚周公馥奏调山东，以屡病，于甲辰秋仍赴苏，适周公署江督。十一月十八日面授密札，饬带员司往查金陵所属厘捐，事秘甚。时奉委查盐务者，皖岸则欧阳君述，西岸则陈君际唐，湘鄂岸则秦君秉礼，人辄知之，独不知余所查何事，有见询者，答以查案而已。始出至镇江，访询数日，雇民舟按日给值，勿问所之，遂入瓜州口，过扬州邵伯，遍里下河至通州，由芦泾港附轮舟至上海，转火车至吴淞，复自上海附轮舟至海门，历靖江，乘舟至泰兴，易小车至马甸。是日雨路泞滑，车不易行，留仆人于马甸，择车夫健者御余以行，未几亦困，乃徒行至口岸镇。次日附小轮舟过马甸、三江营等处。至镇江易民舟，而别派员至高宝，时已十二月十有六日矣。方余之遍历各处也，或称访友，或伪商人，酒肆茶楼，游迹几遍，所至见舟人商贾，辄促膝倾谈，或附货舟，经局卡，亲见司扞之需索，舶户之隐瞒，而不勤之弊，为害亦巨（地方官亦习于逸怠于事者居多）。委员深居，司扞疲滑，日已出而高卧，日未入而锁档，下票风行，漫无顾忌，常关之弊，抑又甚焉。复自十二圩泗源沟至大河口，而奇变始作。初日潮州商人萧英如者，自六合运豆饼四百二十二石过大河口，舶户王姓为报捐，萧继至查捐票填六百四十四石，乃咎舶户之浮报。舶户曰：‘十三即已运至，先扞八百石，告以实数，迭次哀求，迄不允。今日复兴辩论，乃将吾捆吊。诸商悯其状，环乞之，定为六百四十四石，始见释。吾岂忍客之多费哉。 ’旁有商人田姓者曰：‘吾亦在劝解之列，不能咎舶户也。 ’萧曰：‘浮捐若此，贸易尚可为耶？’遂偕舶户至厘局访所识陈司事，问曰：‘捐数不符，何也？’哨弁周际堂大呼曰：‘日将落矣，尔等来抢局耶？速吊之！’余随众往观，见萧已被执，复吊船户于局门。余曰：‘询查捐数，乃事之常，何遽若此？’周曰：‘何干尔事，岂将同劫耶？’余曰：‘厘局固商人往来之地，奈何加以抢劫之名？此案不能不查办矣。 ’（密札有“司丁强横即查提讯办”。）周曰：‘将委札来。’乃遣人取札至，授其司事韦编仲、周瑞田等阅之，阅毕笑曰：‘总督乃东君至戚，捐数乃系明加。’余曰：‘何故？’韦曰：‘比较严故也。’余曰：‘严比较者所以提中饱，非以加商人。’韦曰：‘向若此，东君方进省，请留数日，吊船户者想系粗人。’‘有朱姓者，当系司事，甫询其姓，乃亦凶横何耶。’朱自房出曰：‘我名朱大福（闻其实名家磬），虽总督其奈我何？’人多语杂，不可理喻。余乃作书上总督，略云：‘十八日行至大河口，有商人以捐数不符至厘局询查，职道随往，竟被扣留。示以委札，仍不放行。请裁夺施行。’未叙捆吊船户等情，恐过激总督怒也。长江水师守备陈先堂、把总胡应铭等至，劝候查办，韦等仍横傲如故，胡把总始将船户释下。次晨，余移效生局，雨雪大作，民舟小船，概不克行，亲视余所卧，乃棺板也。互〔囗〕稀屋漏，衣履尽湿。二十二日风渐息，十二圩盐栈派哨弁率马勇至，出示总督电，迎余至圩。少顷，奉查滋事司丁六君至，又少顷，局员知府赵继椿来界道歉，仍无归咎司扞之词。余乃以即行告。赵请示办法，余曰：‘余乃查厘，非办厘也。 ’赵请留商，余曰：‘君常在省，局中司丁哨弁皆可擅行，果与谁商耶？’赵曰：‘此调大权旁落矣。’余曰：‘然则〔囗〕权固未旁落耶？’赵曰：‘萧商前至镇江，浼领事要求常镇道郭公函责扞数逾额，此非司扞咎也。 ’余曰：‘然则今吊船户为报复计耶？前事固已闻之：萧商运豆饼八百石，而责以按一千六百石纳捐，再曰乞求不久〔囗〕，乃求领事，卒按九百六十石纳捐，萧商岂得已耶？’赵曰：‘不在局声明实数，而遽往求领事何耶？’余曰：‘饼船初二到，十三始开行，其间屡次声明实数，且呈发单，迄不理，特君在省不知耳。倘能理谕，求远奚为？且领事岂易求耶。’赵语塞，余乃行。沿江商民暨舟子欢声雷动。次日至省谒总督，已先派员率武弁十人提韦纶仲等严办，则皆潜逃矣。总督奏参，赵降为通判，各局卡乃稍知警云。”张〔陈〕以道员奉总督命按事，而司事微员敢加扣留，其横亦可惊矣。商人被迫，乃乞援于领事，为丛殴爵〔囗〕，可叹。
至张〔陈〕之总办南京厘捐总局，同卷《整顿金陵厘捐》云：“金陵厘捐总局，故事，藩司领衔，候补道一员为总办，粮道巡道及候补道二员为会办佐之。甲辰岁杪，总督同公委会总办，裁会办，且以藩司事剧免会衔（近年关防存藩署，亦交出），权遂专于总办。……固辞不获。又念财政为藩司专责，请仍饬会衔，亦未允，余乃任事。参酌旧案，定章二十条，而扼要有二：一曰恤商民之困。金陵总局辖江宁、扬州、通州、海门四属，分局三十余。长江捐疏，按九成完纳；内河捐密（有常关漕捐等），按七成完纳，逾额者撤差记过，逾十成者详参。一曰恤办事之艰，各员按年摊解出洋学费万金，蠲免之。增经费五万千。更定比较，留其有余，按大中小局，增收之数，分别提奖。凡更员，一经商定即办札，不逾日悉面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