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上小学迟到过十三次，有八次被老师罚站，有五次是罚我抄课文。上中学，我喜欢揪前面女同学的辫子，拿粉笔砸过一个叫李佳亮的同学，还给吴明的鼻子打出血。上大学，我干的坏事就更多了，简直就是罄竹难书。
我没办法再看那些言论，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起变得那么坏。我翻出家里的奖状、三好学生奖章、荣誉证书，那是发给我的吗？我的心突然快速跳动起来，自己能感觉到脸红到了脖子根，这些荣誉，也许都是我用卑劣的手段骗来的，肯定是。
首先在单位，我待不下去了。领导和同事轮番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因为要采访他们的人快把他们的手机打爆，他们快要崩溃了。而且，他们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现了我狰狞的真实面目，开始疏远我，好像我就是艾滋病毒。最后领导几乎是哀求我：你走吧，工资照发，你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工资会按月打到你的卡上。
无处可逃。
我只能回家。可我家楼下已经满是那些想挖掘我丑行的人，甚至楼对面的房屋也被他们租用，他们从一扇扇窗户里伸出黑洞洞的照相机镜头，时刻瞄准我。太恐怖了，我害怕看到那一个个黑色的洞。小时候，我奶奶说照相机“咔嚓”一下，人的魂魄就被吸走一点。她老人家真是伟大的预言家，我的魂魄就是被“咔嚓”吸走的。
最后，老妈动用了她最严厉的武器——眼泪，在一个深夜把我推出了家门。老妈说：不是我们不爱你，我们实在不敢爱你，不能爱你啊。
我已经无处藏身。无论我走到哪儿，大家都认识我，比过街老鼠更能引起大家的不安情绪。我只好远离人群，逃到深山，找到这个废弃的小窑洞，在这里安心生活。
你说，没事我踢那个垃圾筒干吗？
哎，你说，我真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么坏？坏得那么彻底？
哎，你说，你看我像个坏人吗？
哦，你不会说，你只是只蜗牛。
爬半天，累了吧？你也歇歇。
幸福生活
非鱼
他喝多了，真的是喝多了。因为他话多了，话多了就把不住关了，什么都往外秃噜，像一长串葡萄一样，那些过去的事一个挨一个，密密匝匝，把满桌子人的胃都给占满了。
不记得为什么吃饭，反正是坐一起吃饭了，然后就喝酒，然后他就很豪爽地喝多了。
他左手食指尖很快速地转动玻璃转盘，右手拿筷子指点着左左右右的人：吃，吃，吃。大家都看到了从他嘴里喷出的飞沫，清晰地落到一个个盘子里。没人吃，他自己掂起筷子夹一筷子菜，然后又开始快速地转，一边嚼一边对大家说：吃，吃，吃。还是没人吃，大家在等最后的那碗酸汤面条。
那谁，你知道吧，那是我老乡。那谁，是政协副主席。大家忙点头：是，那是你老乡。他用筷子在桌子边敲得当当响：别看他是副主席，我到他跟前说话，绝对不含糊。只是我轻易不找他。找他干吗？咱一不求升官，二不求发财，找他没必要。
还有那谁，你知道吧，那也是我老乡，一块儿偷吃红薯长大的，当然人家现在不吃红薯了，可咱还是农民本色，别说红薯，就是红薯叶子红薯杆，照样吃得很香。哎，服务员，你这儿有红薯杆没？没有？啥饭店啊！这样，回头我找个地方，那红薯杆，拌得绝对好吃，大伙都去尝尝。谁不去都不行，谁不去就是不给我面子，不够哥们儿，啊？
别看我现在混得不咋的，可曾经我也是出过名的。我写的《天使的微笑》，那是上过报纸的，七律，都是严格按韵的。七律平仄要求多严格，但就是严格才难写，难写我才写。我把心爱的人比天使，比洁白的雪花，轻柔地落到地上，仿佛她的温柔。我送报社，总编还问谁写的，我说我写的，咋了？那是政协我老乡给我看过的，一听我说政协副主席的名字，主编马上说：发，保证给你发。他们这些当官的啊，都怕领导。咱小老百姓，谁都不怕！“嗝儿”——他除了喷唾沫星子，又添了一样毛病，开始打酒嗝。
你们咋都不吃啊，多好的菜啊，赶紧吃，吃鱼，是鳜鱼吧，趁热，凉了就不好吃了。他又用筷子敲鱼盘子，盘子里的汤汁溅到旁边一个人衣服上，那人忙掏出纸巾狠劲地擦。
一个人去催酸汤面条了，一个人去洗手间了。剩下的几个人已经去过一次洗手间了，不能总去，就硬着头皮听着。
跟你说吧，很多事大人物办不了，可咱能办。那年，我们单位档案室达标。你们知道吧，档案室达标那可是来真的，不花钱不行，花了钱也未必就行，软件、硬件缺一不可，就那还得看人家省里来的评审组高兴不高兴。全市多少单位审了多少回了，批下来才几家？“嗝儿”——可我们单位申报一次就批下来了。知道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告诉你们，那是咱一手去办的。一分钱没花！一分钱没花啊——“嗝儿”——他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眼看着头都快抵到桌子边上了。可很突然，他又抬起头，哈哈，那是看咱面子啊，一分钱没花，咱愣是把事儿办成了。“嗝儿”——不管领导到现在感谢不感谢，可那是咱办的。
你可真厉害，不花钱能办成事可不简单。有人敷衍了事地附和他。
三瓶酒一滴都不剩了，桌子上的菜也已经乱七八糟，酸汤面上来了。每人守着自己面前的碗，抓紧时间朝嘴里送，唯独他，依然扬着筷子指指点点，沉浸在一些事儿里出不来。
赶紧吃啊，你的面凉了。
吃，吃，“嗝儿”——吃面，吃面。他看大家都吃好了在看他，这才匆忙往嘴里扒拉两口，放了筷子，吃好了，“嗝儿”——吃饱了。
摇摇晃晃走出饭店的时候，他依然拉着一个人的袖子，在解释档案室达标为什么就没花钱，几个人连劝带推给他塞进车里，他的手从车窗伸出来，还在摇晃。
车开走了，大家相视而笑：这个家伙，喝点酒嘴里就淌黄河，刹不住车了。
可是，世事多艰辛，喝了酒，他才能生活在幸福里啊。
说的也是，小人物的日子，能有多少精彩？不容易了。
谁说不是呢！
百花深处
非鱼
认识她，是在那个拥挤肮脏的小浴池里。
刚搬了家，冬天没有暖气，洗澡只有到那个菜市场里面的小浴池。祝红梅，就在那里，光着身子坐在一张床上，腰里围着一床旧的被子，抽烟。
我喊：搓背。她快速地用嘴把烟头从嘴角移动到嘴唇中央，薄薄的两片嘴唇一鼓，烟头已经被她噗的一声送到了墙角。她掀开被子，一双细瘦的长腿，肌肉松弛，宽大的髋骨上套一件肉色的内裤，整个人从侧面看扁扁的，包括两只松松垮垮的乳房，也是扁扁地贴在胸部。她头发稀少，在脑后挽一个小而乱的髻子，潦草应付。
她套上一双黑色胶鞋，“啪嗒啪嗒”过来，接过我手里的搓澡巾，套在右手上，先在左手掌里很响地拍两下，然后从我的背上一滚而过。
疼。我大喊。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的嗓门很大，亮且婉转，完全不像她的外表那样粗糙。
搓澡的时候，她的话很多，不停地絮絮叨叨，问长问短，包括在哪儿上班一个月领多少工资她都问，很多事儿的样子。更多的时候，没人找她搓澡，她会安静地站在洗浴室门口，或者坐在更衣室墙角的床上。
她喜欢隔着浓浓的水雾看一个个年轻的身体，贪婪地看着她们清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而她老去的身体像隔年的苹果，干瘪，多皱，没有一点水分。
我听到有人喊她：祝红梅。她很响亮地答应。我想试着喊，但看她总有五十多岁了吧，还是没喊出口。
祝红梅和很多人都是熟人。她们热烈地交谈，声音在水汽里泡过，嗡嗡地响。
很快，我和她也成了熟人。很偶然的一次，在她又问七问八的时候，我礼节性地问她住在哪儿，她说：百花深处。我一愣：百花深处？是啊，我住在百花深处，她们都知道。
单单这四个字，就足以让我对祝红梅产生好奇，也和她成为热烈交谈的熟人。
我问她百花深处是哪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她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她诡秘地说：不告诉你。
她越这样，我越好奇，我越好奇，她却越不说。
我曾试着问售票的阿姨，她笑着摇摇头：红梅啊，她爱开玩笑。可我觉得她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天渐渐热起来，祝红梅闲着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她靠着墙，不停地吸烟，话也越来越少，眼睛呆呆地看着高处的一方小窗，或者看某一个年轻的身体不慌不忙地穿衣服。
夏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不再去浴池了，也没有见到祝红梅。
在冬天来临之前，小区的暖气接通了。我为终于不用再去拥挤肮脏的小浴池而长出一口气。
我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祝红梅，可就在这时，我又见到了她。
一个中午，在一家饺子馆，我见到了正在喝酒吃饺子的祝红梅。穿一条黑色长裙的祝红梅比搓澡的时候漂亮多了，很明显她已经喝多了，两颊通红，眼神迷离。我喊：祝红梅。她抬头看看我，指指对面的椅子：坐，坐啊。
祝红梅喝的是一种劣质的白酒，度数很高，一瓶已经没剩多少。我劝她少喝点，她说：喝，喝死拉倒。
我眼看着祝红梅喝完了那瓶白酒，盘子里的饺子还有一多半。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要和我再见，看她醉成那样，我觉得应该送她回去。
扶着她，我说你今天很漂亮。她傻呵呵地笑：漂亮？那是——三十多年前了。
她不停地东摇一下，西晃一下，走过一条条大街小巷，从一个破旧的院子里穿过去，我看到两间旧的瓦房。祝红梅指指那座孤零零的破房子：那儿，百花深处。
这就是百花深处，她的家？
走近了，我看到房子前一大片蓬勃的太阳花，指甲草，长寿花，蜀葵，还有日落红，旱金莲，杂乱地挤在一起。这就是她的百花深处了。也对啊，谁说这些就不算百花呢。
扶她进了屋，她一头倒在一张窄窄的床上，沉沉地睡去。
我打量着祝红梅小小的家，简单的家具，简单的陈设，但墙上却贴满了各种老画报，还有演出的剧照，生活照片。
仔细辨认，又看画报下面的简介，我看到了无数个祝红梅：柯湘的祝红梅，江姐的祝红梅，杨开慧的祝红梅……天啊，她曾经是一个剧团的当家女一号。那时候，她可真美啊。
很多张照片上，她笑容灿烂地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起，用长长的胳膊搂着他的肩膀。也许是她的儿子。
我隐约看到了一个女人无限风光的过去，一段模糊不清的后来。就好像穿过香气四溢的百花园，突然跌入枯萎衰败的野草丛。其中怎样地伤痕累累，都如烈酒，被她一饮而尽。
祝红梅在床上睡得很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替她拉上门，穿过她灿烂繁杂的花花草草，悄然离去。
等我长大了
雪弟
那天下午，阳光灿烂。我走进奶奶家用木栅栏围成的院子，见村支书和一陌生人正向奶奶要提留款。
村支书说，这是国家政策，不交不行。
奶奶说，咋能不交，这些年我不是从来没少过吗？等过两天有了钱，就交。
陌生人脸朝向村支书说，别跟她啰唆了，把她家的羊牵走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