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梦玮
要体会历史的况味，不仅要放宽历史的纬度，且需拉长历史的经线。就个体生命来说，百年已经够长的了，但在历史的长河和交响中，也就是那么一朵浪花、一个音符。百年看人生，千年勉强可以知历史，对于南京长干里这样的历史文化厚积区，千年才刚刚轮回为一个小单元。如今位于长干里的晨光集团的生产车间已搬离，此处已是一片创意产业园区，有高档宾馆和休闲餐饮会所，创意公司和艺术家村，灯红，酒绿。然其肇始，却是1865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当年戒备森严，生产的是杀人机器。1865年是个时间的节点，这个科技创意产业园便以“1865”冠名。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1865园区仍存7栋清代建筑和11座民国建筑，现为厂史陈列馆的三栋建筑是园区内年龄最大的厂房，名称和建造年代当年都刻在门额上：“机器大厂
同治五年”、“机器右厂同治十二年”、“机器左厂光绪七年”，旁边有铸铁立柱，上面刻有“光绪四年金陵机器局监制”的字样。这些文字如今都还清晰可见。1865园区为中国民族工业肇始地之一，至今已近150年，其间沿革不断，地面上的这一砖一瓦都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史。三藏殿、大报恩寺遗址、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遗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历史与实践，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留下的痕迹：历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涂抹；还有地下那些恒久不变的，历史因此又是不断地湮没与发掘。历史的恩恩怨怨似乎已经淡去，意识形态的桎梏也无法阻挡后人对先人、往事的回忆与怀想。时间创造了一切，也改变了一切，诠释着一切。时间老人嘴角的一抹微笑，常常让我感怀不已……
1865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对于南京（金陵）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和李鸿章这个大清朝冉冉升起的新星来说，意义更是不同寻常。彼时，南京的硝烟刚刚散去，百废待兴；李鸿章正当男人的盛年，功高而意兴。
上年，太平天国盘踞了12年的金陵被攻克，江浙肃清，清廷赐封劳苦功高的李鸿章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1865年，因原两江总督曾国藩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军剿捻，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5月22日，李鸿章意气风发，到任金陵。是年，李鸿章42岁，已经经历了诸多国际国内大事，眼界大开，他深深认识到：闭关锁国已无可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说：“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事，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在任江苏巡抚驻师上海时，李鸿章参观洋军，深受触动，曾有信给曾国藩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已。”在和洋人“常胜军”共同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更是亲身见识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威力与威胁，以及对内镇压的不可或缺。太平天国的失败是湘军、淮军和洋枪队合力围剿的结果，洋枪洋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善于总结的李鸿章认识到“洋务”的重要性与紧迫感，制枪造炮成为“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新式战争武器的创新制造，成了自立自强、救人救国的优先选择。
因此一到南京，李鸿章马上将他在苏州创办的洋炮局迁来，以其机器设备、生产材料、管理人员为基础，在南京创办了金陵机器局（也称“江宁机器局”），为当时的四大兵工厂之一（另三家是同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局，左宗棠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局，崇厚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江南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的建立，是李鸿章洋务生涯之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前些年北京建造中华世纪坛，其青铜甬道也刻上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公元1865年乙丑，清穆宗同治四年，南京设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是今江苏境内第一家引进西方技术的兵工厂，据《续江宁府志》记载：“屋宇皆仿外洋之式营造，以道员一人掌之。购机器于外洋，募洋匠为师，督诸匠制造炮位、焖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炸弹、洋枪抬枪、铜帽等项，解济淮军及本省留防勇营之用。”在当时的南京，这无疑是个新鲜玩意儿，连1860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曾国藩都惊叹：“制造各种机器，皆用火力鼓动机轮，备极工巧。其中如造洋火铜帽、锯大木如切豆腐，二者尤为神奇。”“锯大木如切豆腐”，这对于闭关锁国多年的农耕社会来说，其震撼力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开始时的状况相当简陋。枪炮子弹为主要产品，后来兼及枪炮甚至舰船。枪炮因工艺不过关，事故不断，炮弹试射时甚至曾炸死多人。李鸿章自己也说，“近始兼习洋枪、小炸炮，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后来通过不断兼并扩建、引进人才，不但规模大过于从前，质量也大大提高。就是这样一座厂，当年也曾创造过多项全国第一，可见当初民族工业的落后程度。1865年，中国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当年3月在南京举行了“黄鹄”号的首航仪式。1886年后，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铸钢炉，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铸钢，制造成功中国第一门克虏伯式后装线膛纯钢炮。1888年，徐建寅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成功当时先进的马克沁机枪（当时又称为“赛电枪”），此为中国第一挺重型机枪。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家创造的这些“第一”都没有完整的实物留下来，历史被轻易丢弃。“黄鹄”号大多时候被曾国藩家族使用，其夫人返湘，“黄鹄”常委护航，从金陵溯江而上，声势和面子很是了得。后来，“黄鹄”号由徐寿父子于同治六年驾往上海，停泊江南制造局码头。由于滥用而疏于修理，船体多处渗漏，不久沉没于黄浦江中。
岁月、光阴匆匆流走，不留一丝痕迹。
大清朝还是亡了。李鸿章也在国人的误解与声讨中逝去，给后人留下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沉重课题。民国建立了，又被从大陆赶去了台湾。金陵机器厂制造的武器，清政府用来镇压过国内的反叛起义，偶尔也打过洋人；国民党掌握此厂（改称“金陵兵工厂”），制造的枪弹杀过日本人，也杀过共产党；日本占领时期，这里制造的武器既打国民党也打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回到阔别已久的厂区，为一个民族的大难不死喜极而泣，连西服也来不及脱下，就和同事一起跃入游泳池中，欢呼来之不易的胜利。哪知和平从来没有真正来临，国共和谈破裂，这里生产的武器弹药又一次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1949年，共产党接管后，这里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部军械部军械总厂”，后又改为“国营307厂”（1953年）、“国营晨光机器厂”（1957年）、晨光集团公司（1996年）。如今，其航空科技成果已贡献于“神舟”太空旅行、“嫦娥”登月计划。
“1865”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时间节点。150年，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个体生命如此渺小，无从把握历史的前行。出世也好，入世也罢，世界仍在争抢厮杀，从来就没太平过。但是，个体的生命却可以让历史的经线回溯向前，文献实物互为印证，“事后诸葛亮”。
金陵机器局的厂址当年选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古长干里，就是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那个长干里。此地历史上不仅是南京市民聚居的繁华之地，也是佛教三大舍利汇聚之所，真的也是“无嫌猜”。金陵机器局原址，加上以后不断地改建扩建，覆盖了历史上多所佛教建筑遗址：建初寺、长干寺、天禧寺、三藏塔、西天寺、大报恩寺，佛教寺庙在这里一次次毁于战争，累废、累建。历史的一面是“建设”，另一面是“毁灭”；一面是入世的战争，另一面是出世的宗教。待到李鸿章选址建厂时，这里已是一片废墟。制造杀人武器而且要不断升级换代的兵工厂选址在佛教圣地，极具讽刺意味。
佛教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宗教审判、没有异端迫害、没有十字军圣战，且与暴力无涉的世界性宗教，其进入中国当然和战争征服没有关系。248年（赤乌年间），印度高僧康僧会在吴大帝孙权的支持下，在长干里创建了建初寺，并建第一座阿育王塔，供奉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祖真身舍利。此为中国南方第一座佛教寺庙，不久成为长江以南的佛教传播中心。建初寺存在了100年左右，地面上的建筑毁于东晋司马衍时期的苏峻叛乱。后重建，易名为长干寺。东晋孝武帝宁康年间，高僧刘萨诃在长干寺发现了佛祖真身舍利，以及佛祖发、爪等圣物，长干寺再次成为佛教圣地。其后寺内又建起了两座阿育王塔。537年，崇佛的梁武帝下令对长干寺进行扩建改造，并将佛祖舍利及发爪分为两份，分别放入两塔地宫之中，据佛教史记载，当日晚，藏入舍利的两座阿育王塔顶部同时大放光明。隋唐时，长干寺地面建筑再次毁于战争，但因佛祖舍利在此埋在地下，因此不可避免地被人“惦记”。唐长庆四年（824年），润州刺史李德裕打开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找到21枚舍利。其中11枚被李德裕请往润州（今镇江市），在甘露寺建塔供奉，1136年后的1960年被考古发掘出土；另外的10枚仍留在长干寺，1186年后的2010年终于在南京重放光明。此是后话。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佛教史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埋在长干寺地下的10颗佛祖舍利经常显灵，宋真宗不得不下诏重修长干寺，并兴建九级佛塔，赐名“圣感舍利塔”。借此机会，北印度高僧施护又将其带来中国的佛顶骨舍利献给长干寺，也藏于新建的宝塔地宫之中。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更名为天禧寺。此后，长干寺（天禧寺）继佛祖舍利、佛顶骨舍利之后，又迎来了第三份舍利，这就是玄奘顶骨，据《景定建康志》和元《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宋代天圣年间，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传得玄奘顶骨，并带回金陵，葬于古长干寺的东岗，上建白塔。洪武十九年（1386年），玄奘顶骨因故迁葬于长干寺南岗，上建喇嘛塔形式的三藏塔，后来又在塔前建起了三藏殿。
至此，佛教三大舍利齐聚长干里。
宋元两朝，天禧寺一直是地位崇高的江南大刹，忽必烈甚至将秦桧家族位于南京江宁的家庙“旌忠寺”没收，拨给天禧寺作为下院。元末动乱中，天禧寺庙宇被毁，而圣感应塔幸存。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对天禧寺进行大修，寺、塔焕然一新；永乐六年（1408年），天禧寺不幸毁于人为纵火。
四年之后，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天禧寺原址重建佛寺，准宫阙规制，名为“大报恩寺”。
敕建大报恩寺的缘由，有两条较有说服力。朱棣的皇位夺自他的侄子，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大报恩寺这样的“鸿篇巨制”颇能证明他的雄才大略，他需要这样一件作品来说明一些问题。但还有更大的隐情。朱棣为了增加他夺取皇位的合法性，一直坚称自己是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出，而实际上，他乃其父朱元璋的碽妃所生，而且，碽妃当年可能是犯了什么法规，被朱元璋处以“铁裙”之罚，最终被折磨而死。朱棣这个可怜的儿子，不得不隐藏的苦涩的母子之情，越发使他要尽一切可能报答生母，那个已不在人世的母亲。皇帝朱棣要报此母恩，南京大报恩寺——天下第一寺应运而生，当然是佛寺之冠，宇内第一。皇权成了至亲之桎梏，转而向宗教求助。皇帝多崇佛，其实很好理解：他是天下的拥有者，因享有太多太多，不但害怕现在失去，而且希望来世继续拥有，庸俗化地理解，佛也许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自东吴以来，皇家一直是寺庙最大的赞助者。
朱棣是大报恩寺的创意者，明确要求此寺要“弘拓故址，加于旧规，相貌尊严，三宝完具，殿堂廊庑焕然一新，重造浮图高壮坚丽，度越前代”。由于这样的高严要求，朱棣在世未能看到蓝图变成现实，直到他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当政的宣德三年（1428年），大报恩寺历时17年才全部竣工。这座皇家寺庙占地面积400余亩，亭台楼阁，众多建筑鳞次栉比，称得上是人间的“西天胜境”、“天上瑶台”。因规模巨大，有“骑马关山门”之说——只有骑着马，紧赶慢赶，才能赶在天黑之前把分散各处的门给关上。其当年的正殿只比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北京故宫太和殿略小一点，废墟中留下的柱础边长达2米，深达1.3米，甚至超过了南京明故宫的柱础，为明代南京柱础之最，据此可以想象明代大报恩寺的“准宫阙规制”，实有超宫阙规制之嫌。
更“意外”的是，这座大殿当年供奉的却不是通常寺庙供奉的释迦牟尼及其前世来世佛祖，而且大多时间保持锁闭状态，只有礼部祭祀官员可以定期进入。据说，相当长时间内，正殿中祭祀供奉的，非佛、非神、非仙，正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生母——碽妃，那个只能偷偷享受无上哀荣的母亲。
正大光明地进入人们记忆的是大报恩寺琉璃塔，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塔”。通过口传、绘画、诗词、歌谣等形式，南京大报恩寺塔声名远播，是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外人士的共同记忆。在逶迤的秦淮河、明城墙边，高耸云日、巨构殊形的佛塔，雄视海内外，在它屹立的400多年内，没有任何一座建筑能和它相比。在南京城任何地点，都能看到它顶天立地的身影；爬至塔顶环顾周遭，山水城林、万户千家、庙宇宫阙，尽收眼底。张岱将大报恩寺琉璃塔称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是中国古代宝塔艺术的最高峰。朱棣的旷世悲情、天才的设计、极高的建筑技巧，和明朝强盛期国家的雄厚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运营能力，共同铸成了大报恩寺琉璃塔这一旷世杰作。
大报恩寺塔建在宋天禧寺“圣感舍利塔”塔基之上，共九层，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足有26层楼那么高。下大上小，逐级内收，每层所用构建数目相同，只是尺寸一一变小。塔的最上部安装塔刹，底部是两个盆形的“承露盘”。这巨大的承露盘每只都重达900余斤，大概是不便搬运的缘故，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保存在大报恩寺遗址，日本军队侵入南京后，承露盘不知所终。塔的最顶端是纯金制成的宝珠，重达200余两。塔刹有八根铁索与顶层檐角连接固定，铁索和每层的檐角都悬挂着铜制的风铃，共有152只之多，即使微风吹动，也是数里声闻。清代黄之隽《登报恩寺塔绝顶》：“到眼无埃塧，苍茫入素秋。万家斜照里，千古大江流。金碧翔霄表，虬龙压石头。长安称雁塔，此亦旧皇州。”诗中所说长安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大慈恩寺，为李治登天子位前纪念他的母亲所建，是为登基造势，锦上添花；而大报恩寺却是巨大的悲情存在，而且因其隐秘，也就分外巨大。
南京大报恩寺塔闻名海内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的通体琉璃。琉璃需要经过两次高温烧制，制作工艺繁复，其时西方还没能掌握此项技术，在中国也是最高等级的建筑材料，只有宫殿等皇家场所才能使用。由于琉璃塔琉璃构件的形状、大小、颜色和纹饰的差异，制坯和烧制更为不易。考虑到以后的维修，当时的每个构建都烧制了三套，备用的两套藏在地下，每件的背面都有编号，并表明它所在的位置。在琉璃塔存世的400多年间，曾有过多次维修，都是调用了琉璃的备用件。张岱《陶庵梦忆》：“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豪，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海外蛮夷重译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西方来华传教士认为大报恩寺塔是“堪与世界七大奇迹媲美的建筑奇迹”。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如此“认真”过。
琉璃塔还是深夜里长明的佛灯。琉璃塔在九层的每一面墙壁都留了两扇窗户，每层16扇，共计144扇。那时南京还没有玻璃，这些窗户都是用磨制极薄的蚌壳镶嵌封闭，算得上当时中国最好的采光材料，被称为“明瓦”。每当夜色来临，无论月朗星稀还是风高月黑，144扇窗户后面的油灯都会被点燃，彻夜不息。无论在城里什么位置，甚至在长江的渔舟之中、秦淮的画舫之内，只要你想要看到它，都可以看到这长明的佛塔，在漫漫长夜里为人们带来安宁、信心、温暖和希望。
有明一代，大报恩寺因是皇家寺庙，地位崇高，普通百姓自然是难以涉足。明清易代，南京较少破坏，大报恩寺也得到了保护，并走向民间，成为南京人的集体记忆。清代小说《雪月梅》、《儒林外史》中，大报恩寺都是重要人物的活动场所，前者如此描写：“早又是中元佳节，这日是报恩寺的兰盆盛会，弟兄要同去游玩……到得寺中，大殿上建水陆道场，香气纷纭，游人如海。弟兄们四下观玩了一回已是早饭时候，就同到一个洁净面馆内吃了面，出去复到塔上游了一回，无非是一片繁华热闹。”完全是民间的家常与喜气。《儒林外史》更是多次出现大报恩寺的场景。顺治年间，官方甚至应民间要求修复了明嘉靖年间遭雷击焚毁的大报恩寺正殿。康熙皇帝南巡，两次登临琉璃塔顶，为之写诗作文，《修报恩寺塔初毕登之》写道：“塔势摇晨旭，凭陵上九霄。琉璃庄净域，金碧启香寮。地府三山近，江环匹练遥。隔窗云雾起，户户瑞烟飘。”既有尊崇也有自得。
颇有意味的是，康熙第一次驾临大报恩寺时，跪迎接驾的僧人中有明朝皇族后裔、大画家石涛。石涛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明靖江王后裔，幼年遭变出家为僧，云游四方，以卖画为业。汪世清《石涛诗录》记载，石涛38岁时（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夏五月避暑西天寺怀谢楼”。其时，他所作的《秋涧岗影图》上题有：“性懒多病，几欲冢笔焚砚，刳形去皮而不可得。孤寂间，步足斋头，或睹倪、黄、石、董真迹，目过形随，又觉数日寝食有味。……己未夏五月避暑怀谢楼，湘源石涛济道人。”一年后，39岁的石涛“定居西天寺前面的长干寺”，长干寺即大报恩寺。石涛于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闰八月初住进长干寺一枝阁，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年初乘船离开金陵定居扬州，居金陵大报恩寺凡八年。在南京期间，他结识了程邃、戴本孝、孔尚任、龚贤、查士标、程邃、黄云、汤燕生等名流，相怀往还，触目皆是旧都风物，却已面目全非，家国身世，石涛感慨良多，创作了大量诗作和画作。1684年，康熙帝玄烨南巡至南京大报恩寺，石涛跪迎接驾，只是，在祖宗的皇家寺庙，在雄视海内的琉璃塔下，石涛“跪迎接驾”的已是异族的征服者：沧海桑田，山河依旧，大报恩寺的这幅场景已在时间之流中定格。
乾隆六下江南，六到大报恩寺，不但学他爷爷康熙给琉璃塔每层写了牌匾，还给大报恩寺山门写了“赤乌灵梵”四字门额，对大报恩寺发端东吴赤乌年的悠久历史称赞有加。乾隆后来还模仿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北京和承德修建了多座宝塔，如承德避暑山庄的永佑寺塔，无论整体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与大报恩寺琉璃塔近似。清代对前朝的推崇虽有其政治需要，但也确实流露出某些敬畏之情；而有些朝代，对前朝竭尽诬蔑，连起码的风度也谈不上。
南京大报恩寺塔当年被西方人称为“The？Porcelain？Pagoda？of？Nanjing”，即“南京瓷塔”。16世纪末，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开始进入南京，无不被南京琉璃塔所震撼，他们通过信件、绘画、著述等方式将这一奇迹介绍到了西方。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de？Samedo）1613年来到南京，后来在他所著的《大中国志》中称赞大报恩寺塔“是一座足以和最著名的古罗马建筑媲美的豪华建筑”，并因此给了南京极高的评价：“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各种物品……无数的宫殿、庙宇、塔楼和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1655年，东印度公司组团来华，随团画师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一路边走边画，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写生作品，大报恩寺塔是他重点描摹的对象之一。在图像媒体欠发达的时代，这些画作在西方出版后，影响深远，直接起到了对西方18、19世纪的“中国潮”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和留下的游记中写道：“在南京城南边城壕外的山坡上，有一座著名的寺庙——大报恩寺。该寺由几座非常漂亮的房舍组成。这些建筑造型奇特古朴，可列为中国最著名的工程之一。那些异教的和尚们为我们打开庙门，并让我们参观一个约有一万尊塑像的大殿。寺庙的正中央建有一座瓷塔，是在鞑靼人到来的700多年以前建造的，历经多次战乱，迄今安然无恙。它的光辉业绩完美地证明了那句关于‘不朽’的古谚。站在塔的最高层，可以俯瞰全部城区和市郊，一直看到长江对岸，如此稀世奇观真叫人赏心悦目。尤其是如果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幅员之广，以及城的两翼从城墙外一直延伸至长江边时，就更觉得这个城市壮丽无比。上面说的那座塔共有9层184个阶梯，里外都有漂亮的塔廊。所上的釉有黄色、红色，还有绿色。在楼台上有通气孔和铁栅窗。各个塔檐的檐角都挂着铜铃，随风飘动，铃声不断。塔尖钉着一个沉重的松果，据说是用纯金制成。大报恩寺中所有的营造都美轮美奂，巧夺天工，浸染着古老的中国风韵，我想整个中国也没有别的地方与这里媲美了。……而琉璃塔是精品中的精品，展现了中国能工巧匠独特的才华和智慧。当我由这件艺术杰作联想到其他所有的艺术杰作，由这座非凡的建筑追忆起其他精妙的建筑时，一个念头袭上心头，我要以诗将它凝固，将这座宝塔与世界七大奇迹并置。这在西方可能显得十分荒谬——我，一名基督徒，竟然会对一座异教的庙宇如此折服！”
1687年来南京的法籍传教士李明（Louis？Le？Comte）称大报恩寺塔是“整个东方地区最好的建筑、最为高贵的大楼”。1768年法籍耶稣会士晁峻秀（Francoic？Bourgeois）来到南京，为南京瓷塔震惊之余，还为它作了全面的测量，留下了珍贵的数据资料。
随着17、18世纪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因了耶稣会士、使华商团对南京的介绍、引荐，“南京瓷塔”也进入了西方人的历史记忆和梦想之中，甚至安徒生的童话中。1839年，安徒生创作了童话《天国花园》，描写了一个风的家庭，风妈妈和她的四个孩子：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东风自然穿着中国的服装，刚从中国飞回来，他这样给风妈妈描绘中国印象：“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响起来。”“南京瓷塔”真的就如天国一般、童话一般。
历史进入了近代。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中英南京条约》在南京长江江面上的英舰“康华丽”号上签署，俯瞰长江的大报恩寺塔默默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中国从古代的辉煌骄傲走进了近代的坎坷屈辱。中英谈判期间，英国海军画师高达、怀特和军官柏纳德曾慕名游览大报恩寺，留下了大量关于琉璃塔的素描作品；柏纳德在他的书中对大报恩寺也有详细的描写。他在书中还写道：英国人在参观这座闻名中外的宝塔时，争相剥取塔面的琉璃砖和塔内的金佛作为纪念品。柏纳德“文雅”地评说道：“基于一种并非不自然的欲望，要想攫取一些样品或纪念品，用来纪念这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莅临这个帝国的古都，遂使发生不少剥取、损坏这座建筑物的外部某些部分，以及内部大量金佛的事实。”后在寺院住持、僧人的严正交涉下，侵略者为此支付了相当数量的赔偿金。清人顾云在其所著《钵山文录》对此记载：“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洋人游寺登塔。”短短数语背后，顾云内心不知是怎样的波澜。洋人以侵略者的姿态而来，而且开始染指高贵的大报恩寺佛塔，这次真的是：狼来了。
这是清朝的“外患”。还有“内忧”，主要是太平天国。清军与太平军对南京的争夺，使南京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太平军占领大报恩寺制高点之后，破了一切尺度，居然在夜间把寺内供奉的500罗汉搬出来，用作疑兵诱敌，以吸引敌军火力。大报恩寺塔更是遍体鳞伤。太平军盘踞南京期间，美国驻华全权代表麦莲一曾率团至南京与太平天国政权接触，并参观慕名已久的大报恩寺塔。随团的海军军官法斯后来在报告中如此描写见到的大报恩寺塔：“……到达这座桥（指长干桥，引者注），琉璃塔就清晰可见了……它矗立在城壕的外边，城墙的南边。它的四周是一块面积有几英亩大的方形空地。空地的外围建有高大的佛殿和僧房，但是现在都被毁坏，倒在地上了。巨人似的佛像被打成无数的碎片。琉璃塔立在一块八十英尺见方、十二英尺高的坚实的石台上，方台的四周有石阶梯……不久之前，一个螺旋形楼梯一直上升到塔顶，给观赏者一个爬上塔顶去欣赏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最精彩、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的机会，可是现在它已躺在塔底变成了一堆垃圾。破坏并不止于此。庄严的雕刻佛像，从头到脚都被破坏了。前代人通过金冠、灵杖以及其他的装饰物赋予这些活生生的神以巨大的威力，而今这些金冠、灵杖以及其他的装饰物皆被打得稀巴烂。这些佛像一度足以支配虔诚的菩萨崇拜者的迷信的力量，现在不但不存在，反而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面对这个巨大而无比壮丽的建筑物的毁灭和破坏，人们不免感到悲哀，虽然这塔依然还静立在原地，无声谴责内战的罪恶。”
两年之后，琉璃塔终于在太平天国的“天京内讧”中彻底毁灭。韦昌辉先是在洪秀全的密授下诛杀了东王杨秀清，因此与石达开产生了矛盾，致使石达开出走，并杀光了石达开全家。由于担心石达开的部队夺取城南制高点攻击南京，韦昌辉竟至下达了炸毁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命令。先是挖空底座，埋上炸药，毁坏琉璃塔的根基，然后用火炮直接攻击琉璃塔身。这个在大地上屹立了400多年，让中外无数的人们惦念、向往、梦想的巨人终于轰然倒下，遍地瓦砾。
至此，大报恩寺琉璃塔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人们的梦里，还有无数的故事笔记、小说戏曲、儿歌小曲之中。1937年，浙江海宁的吴世昌先生在文章里写道：“南京报恩寺塔，为近世东南最壮丽之建筑。余幼时习闻民间歌谣，有《金陵宝塔》之曲，低回重叠，九复其词，叙其庄严宝相，风铎檐灯，穷极富丽仙逸之至。儿时茫昧，初不知其歌何事，长习书志，始悟殆即报恩寺塔也。其时去洪杨毁寺之年，盖已六十余载，南京离吾乡亦且千里，而流风余韵，犹能摇人神魄如此。”一直到1949年前后，上海的说唱大师袁一灵还在演唱他的代表作《金陵塔》，唱说南京大报恩寺塔：“不唱东京并西京，单唱南京一座城。南京城外有座报恩寺，玲珑宝塔共九层。层层上面有宝盖，角角上面挂金铃。一个金铃四两重，两个金铃共半斤……金陵塔，塔金铃。玲珑宝塔要数第一层。一个和尚一卷经，一个木鱼一个磬……点起灯来盏盏亮、诵起经来琅琅声。里面看不见外面人，外面人看不见里面人……”据说这唱词创作于100多年前的清代，那时宝塔还在……
几百年来，大报寺塔遭遇无数次自然灾害和意外损伤，但一次次都活了下来。它的最后倒下，是中国人故意对它举起了屠刀……这一次，大报恩寺塔真的是不在了。
大地一片干净。地下的一切似乎是恒久不变，只是等待着时间来发现、挖掘。
20世纪30年代金陵兵工厂（金陵机器局）增建厂房时，曾挖出一完好的铜质古塔，高约三尺，底座约两尺见方，七级八面，每面的顶端各系铜铃。据同时出土的碑文记载，此塔为盛放名高僧班的答的舍利子所建。班的答为印度来大明传道高僧，当时江、淮、闽、浙等地的佛教徒不少在家供奉他的画像；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赐给银章，称为西天善世禅师。据《金陵梵刹志》载，禅师圆寂火化后，“获五色舍利子无算。烟焰所及，凝缀松柏，咸若贯珠。车驾临视，赐名西天寺”。清初，“西天寺”之名已不为人所熟知，但建筑尚存，石涛当年正是先至西天寺，再移居比邻的大报恩寺（长干寺）。
1937年，日军占据金陵机器局期间，因在三藏殿后小山头上建造神社，挖出一石函，石函之中珍藏的是长干里三大舍利之一的玄奘顶骨，以及其他相关的众多佛教圣品，但日军为私吞文物，一直对外封锁消息。1943年2月3日，汪伪的《民国日报》披露了此事，迫于舆论压力，玄奘顶骨及相关文物不久被移交给汪伪政府，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签收。移交的文物包括玄奘顶骨、纳骨小龛、金质佛像、黄铜佛器、瓷器、珠宝、古钱等。1944年，在南京小九华山建造了一座新三藏塔，安葬了玄奘顶骨的一部分。玄奘顶骨的其余被褚民谊分放，有的在国内，有的被日本人窃走。有据可查的，有北京广济寺、天津大悲院、成都静慈寺、南京博物院各一份；西安兴教寺的一份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由日本送还的；天津的一份，1957年由达赖喇嘛代表中国政府赠送印度，安放于玄奘当年留学讲经的那烂陀寺的纪念堂内；被日军窃走的部分，藏于日本琦玉县慈恩院，后又分出一部分给台湾，安放于日月潭寺塔。南京博物院的一份几经周折，1973年移入灵谷寺玄奘法师纪念堂的木塔中。
大报恩寺地宫的惊天发现注定要等上千年。
2008年前后，南京对大报恩寺琉璃塔地宫进行发掘：10颗感应舍利及佛顶骨重光于世，世人为此，真的只能是“悲欣交集”四字才能形容。因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完全建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所建长干寺的塔基和地宫上，密封了千年的北宋长干寺地宫被打开。地宫中出土的所有物品均为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所藏，同时出土的“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的铭文，详细记载了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金陵长干寺主持苛政大师得到宋真宗的支持，修建九层宝塔，藏“感应舍利子10颗，并佛顶真骨”，“内用金棺，周以银槨，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考古发现与此记载完全一致。除了感应舍利和佛顶真骨外，地宫还出土了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12000余件各类供养器物，包括金、银、铜、水晶、玻璃、玛瑙、丝绸等多种质地的物品，成为继20世纪陕西法门寺之后发现的又一重大的佛教宝库，也是迄今为止21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2010年6月12日，在海内外108位僧人的吟诵声中，“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大典”在南京栖霞寺举行，通过电视镜头，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佛顶骨舍利和10颗感应舍利重光的全过程。至此，南京长干里三大舍利全部重光于世。十颗感应舍利在南京地下藏了1700多年，佛顶骨在南京地下藏了千年——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唯一的佛顶骨。舍利一颗没少，佛教的慈悲与救赎有时“命悬一线”，但从来也没有断绝过。
后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法了解前人、往事，知道我们的先人曾经的努力；孙权、宋真宗、朱元璋、朱棣、西天善世禅师，还有碽妃、石涛、李鸿章等前人，他们能知道身后在此发生的事情吗？
金陵机器局衍生的晨光机器厂、晨光集团倒不是完全与佛无缘。有众多佛像由其铸造：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泰国吻洞大佛、澳门观音像、山东南山大佛、海南三亚观音像、重庆华延津佛、峨眉山十方普贤铜像、苏州重元寺观音像等等。晨光机器厂既是航天军工企业，也是举世闻名的佛像制造企业，制造佛像用的是军工和航空航天技术。佛寺的废墟上建兵工厂，军工企业铸制佛像，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轮回？杀戮解决不了的问题转而向宗教寻求支持？屠杀与慈悲，这又是怎样一对矛盾的概念、怎样一种因缘际会？时间改变着一切，可还有些东西是时间也无法改变的？时光老人嘴角那一抹微笑，神秘、促狭、意味深长……
参考文献：《记忆1865》，曹路宝主编，
方志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南京大报恩寺》，祁海宁龚巨平著，
南京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