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远
干妈凌叔华
从我记事时起，她就是我干妈。她叫凌叔华。
我对干妈最早的印象，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武昌。那时武汉大学初成立，干爹陈源和我的父母都是第一批教授，或者说创办人。两家同住昙华林一处教会人士的住宅，隔园相对。我常跑过矗立着几株大梧桐树的园子，去干妈家玩。
在一个六岁小女孩眼里，干妈是个又好看又和气的年轻太太。的确，年轻的凌叔华是美丽的，即使过了中年，风韵依然楚楚动人。一袭淡雅合体的旗袍，体态既轻盈又丰腴，个头虽不十分高，却显得亭亭玉立。姣好的瓜子脸上，一双眼睛又深又大，却总是习惯性地眯缝着，目光温煦，从不锋利逼人，仿佛时时在凝眸沉思着什么。纤秀的嘴，嘴角微微上翘，即使在眉头轻锁的时候，脸上也总带甜甜的笑意。她原籍广东，却长在北京，一口纯正好听的京腔，不带土气，声调轻轻的，低低的，絮絮的，像在给小孩儿讲故事。
干妈喜欢我。我的生日，她从不忘记，总要送给我可爱的小玩意儿，北京东安市场的料器小动物小瓜果呀，巴黎的小饰物呀，日本的小漆盒呀。稍大，她又送给我她手绘并题字的小折扇等等；我才知道，干妈原来是画家。渐渐地这样的珍品我攒下了一小堆，藏在小匣子里，不时拿出来把玩，它们养成了我对民间工艺品的爱好。这些玲珑剔透的小艺术品，很像我干妈，像她的文，她的画，她整个的人，都那么精致，那么纤巧，透着灵气。可它们又不像干妈。它们娇柔脆弱，没能经住1939年那场吞噬了半个乐山城和我家房屋的日寇烧夷弹毒焰，化成了灰。可是干妈是坚韧的、顽强的，她那娇小的身躯里蕴藏着一股力，驱使她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岁月里不断奋进，寻求着美，创造着美。
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干妈不但是画家，还是作家。那时，武汉大学已从武昌城里迁到了风光旖旎的珞珈山。干爹任文学院长，我父亲杨端六任法学院长，母亲袁昌英是外文系教授。两家都住在号称山前十八栋的教授楼区最下面一排。那时，干妈，中文系的苏雪林教授和我母亲都已是知名作家，她们成了密切的文友。人称“珞珈山上三女杰”。十二岁的我，开始在母亲的书架上探寻那神奇的书的世界。我似懂非懂地读了干妈的《小哥儿俩》、《花之寺》。我被那些平淡无奇却耐人寻味的小故事，那些四合院人家日常生活里的小小戏剧吸引了。特别叫我着迷的是那京味儿十足的语言。我也在读老舍的小说，发现它们有着相似的魅力，一种节奏徐缓而意蕴深长的美。它们都描写旧北京的人情风貌，胡同里的寒暑晨昏；尽管小说人物的阶层殊异，思想深度有别，却都充溢着一股醉人的北京风味，芬芳馥郁，久留不去。我对老北京乡土文学的偏爱，大概就是打那时萌发的。
再见到干妈，已是在抗战期间的四川乐山了。八年抗战的最后两年，我家和苏雪林先生家同住陕西街尾端一所名叫“让庐”的宅院里。街的尽头，登上几层台阶，就是干妈住的万福寺宿舍排房，那时干爹已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务，干妈带着独生女小滢留在乐山。三位女作家成为紧邻，又经常聚谈文学，兼互诉物价腾飞之苦。她们从战前最高学府优裕而风雅的教授生活，跌落到了大后方小城里“越教越穷”的穷教师生涯的地步。但生活担子并没有压倒三位已过中年、却仍意气风发的女作家。尽管手头日渐拮据，干妈仍抑制不住对中国古文物的迷恋，重金买下了一只三国时代的铜鼓。苏先生和我母亲在教务繁忙和柴米油盐缠身之余，仍笔耕不辍。我母亲继《山居散墨》之后，又出版了散文集《行年四十》。干妈虽无公职在身，却也没闲着。经过几年的努力，她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古韵》）。不过，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三年前，她才亲口对我说到她写这部作品的经过，以及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段友情的佳话。
一九八四年初夏我去伦敦，阔别近四十年之后，重又见到了干妈。干爹已于十多年前辞世，小滢和她丈夫秦乃瑞先生远居爱丁堡，干妈独自一人住在伦敦北郊亚当森街十四号一所住宅里。这是一处并不豪华的临街四层楼房。她告诉我，这是用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了四年中国现代文学和在加拿大讲学两年的积蓄买下的。上面两层出租，下面两层自住。底层是客厅、小小的厨房、浴室、储藏室，楼上是卧室、书房和一小间客房。干妈热情地留我住，请我吃她亲手做的烤鸡。客厅里，除一台十四英寸彩电外，一色中国陈设，但也很简朴。炉台上摆着古瓷瓶，墙上挂着字画条幅。干妈生活简单，不讲究饮食，但精神食粮却不可一日或缺。从书房门口望去，书报层层叠叠，堆满了一屋子。到底上了年纪，没有精力收拾整理，只得由它们堆放着。我们坐在客厅里长谈。伦敦那年春迟，坐在没有暖气的客厅里，我冻得缩手缩脚，而只穿一件厚毛衣的干妈却若无其事。她精神矍烁，思维清晰，记忆力好得惊人。她娓娓而谈，谈英国的政局、经济、社会状况，谈她一九四七年来英后的经历，她作为作家、画家、文学史教授、艺术评论家的建树，她多次回国的情况。她什么都谈，也许是不爱表功吧，独没有谈她和干爹协助李四光一家秘密回国的壮举。从她那平平淡淡的叙述里，我看到一位爱国艺术家的丰采。无论在英国、法国、美国，在新加坡或加拿大，她始终是中国悠久灿烂文化的一位传播者。她把她的水墨山水花鸟画，连同她收藏的明清名画，在巴黎和伦敦展出，并印成画册，在两国很受好评。在伦敦开个人画展，以博物馆的规格最高，美术馆次之，而她的画是在博物馆展出的。在她的全部文学艺术活动中，最富戏剧性而令我神往的是《古歌集》（《古韵》）的成书和她与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段不凡的交往。
凌叔华和弗·伍尔夫
故事要追溯到一九三五年。那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年方二十七的诗人、学者朱利安·贝尔来武汉大学讲学。他那高挑的个头，温文潇洒的风度，如今还依稀留在我记忆中。他成了文学院长陈源家的常客。风姿绰约、才艺出众的院长夫人，尤其令他倾倒。他们成了好友。两年后，热情的青年诗人投笔从戎，牺牲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战场上。但通过他的牵线，凌叔华和伍尔夫女士开始了通信联系。同是视艺术为第二生命的女才人，同为法西斯战祸所苦，她们的心紧紧相连。享有世界声誉的伍尔夫，深深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特别关怀这位中国女作家。她理解她的苦恼，力劝她像自己一样，在工作——写作——中寻求寄托，以忘却苦闷和焦虑。她热情地鼓励凌叔华写下自己有趣的经历——用英文写，并答应为她在英国出版尽力。凌叔华接受了这个建议，启用了她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打下的英语基础，动笔写了。她写自己那高门巨族的家庭，从广州写到北京，写她的嫡母和众多的庶母，她的老师，老园丁，中秋节，隆福寺的庙会……每写完一章，就给英国寄去一章。伍尔夫读后，热情地给以肯定和鼓励，并坦诚地提出了意见。有趣而值得玩味的是，这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意识流方法和其它创新技巧尝试的倡导者，却谆谆劝说凌叔华遵循一五一十的现实主义方法——如实地写下自己亲身经历的、耳闻目睹的事，包括详尽地描写房屋、家具、陈设的细节等等。而我们知道，伍尔夫在她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是怎样毫不留情地嘲弄了那一味描写外部环境而忽视人物的内心活动的旧写实方法。她劝凌叔华在她读的书中，也不包括现代派作品。她的另一个告诫是，不要为顾及英语规范化而失却民族风味和个人风格；只有保存地道的“中国味儿”，方能激起英语读者的兴趣。这就是说，文艺要跨越国际的门槛，只有靠本民族特色这张通行证。当今，提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呼声甚高之际，伍尔夫的诤言颇值得回味。
可巧，伍尔夫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致凌叔华的六封信，都保存完好，收入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第六卷。这些信，情感真挚，信息丰富，是中英两位女作家真诚友情的见证，堪称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同时，它们还蕴涵着伍尔夫对中国命运的诚挚的关切。因此，我认为值得把它们全文译出，附在后面。
这些信，不仅从许多方面表述了伍尔夫对文学和写作的见地，而且还使我们看到这位名声赫赫的文坛巨擘作为普通英国妇女的形象。在大战前夕英国城乡阴郁气氛的衬托下，我们看到这位妇女的家居生活，她的追求、癖好、情趣、心境，慰藉和烦恼，坚忍和软弱。透过这些随手写来、不事雕琢的朴素文字，我们窥见了她那颗诚实质朴得近乎透明的心。而她的心里话，是向一位远在万里之外、从未谋面的异国朋友倾吐的，这就尤其难得了。她执著地深爱自己的文学事业，对行将摧毁她的事业的咄咄逼人的战争阴云，满怀忧虑。没过多久，英国果然卷进了战争。一九四〇年，她的寓所被炸，她精心筑构的那座过于纤细高雅的艺术之宫，也随之倾塌。她失去了维持她生活和奋斗的支柱。一年后，就像她的名著《达罗威夫人》中那位跳楼自戕的退伍军人，她在萨塞克斯郡一条呜咽的河里结束了她五十九岁的一生。从这些信的低沉调子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一串预示着悲惨结局的不祥的画外音。
凌叔华一九四七年来到英国时，伍尔夫离开人世已经六年。她怀着深深的遗憾，访问了亡友最后的家园——“修士居”，默默凭吊了她的知音。但两位女作家之间不寻常的友谊，却结出了璀璨的佳果。由伍尔夫倡议并在她的关切下写成，由她的朋友、女作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作序的凌叔华自传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终于在一九五三年由伍尔夫和她丈夫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署名叔华。凌叔华在四十年侨居生活中，始终固守她炎黄子孙的名号。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场合，她都是一个中国人，并以此为荣。这本附有作者手绘的七幅精致水墨素描画的精装书，作者将它题赠给了她的两位英国朋友和赞助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书出版后很受称许。英国许多第一流的报刊都撰文评论和赞扬。《时与潮》杂志的文章说：“该书的特色，是对生活怀有强烈的好奇和热望，并透过孩童般明净的视觉来观世。书中还包含有屡见的幽默感，睿智的民谚，异乎寻常的宽容精神，以及对万物众生的深厚同情。事物不论新旧，但凡美好之处，叔华无不接受，却丝毫不流于感伤情调。”《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怀旧心情写道：“叔华夫人宁静而从容地将我们领进了一座已被涤荡而不复存在的古老文明的深宅幽院……她让英国读者看到了一个充溢着中国气息的新鲜世界。当喧嚣鼓噪之声业已消失之时，这古老的曲调将余音不绝，久久萦回耳际。”撰文评论的还有《观察家》、《新政治家》、《环球》等报刊。一九六九年，霍加斯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面对着这本书，这些信，慨叹之余，我不由得要将两位女作家作个比较。她们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是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熏陶，生活和活动在狭小的上层文化圈子里，养成了同样纤秀的气质，高雅的趣味，又凝结为艺术成品，给世界增添了美。然而，她们的生活道路却又如此不同。伍尔夫未能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精神的孤寂使她变得脆弱。她无力抗住严酷现实的摧折，过早地殒灭了。凌叔华则以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顽强地生活着，创造着。虽长期身处异域，她却与祖国保持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在为祖国效力上，她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在伍尔夫离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凌叔华依然健在，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和艺术。
（原载《中国之光》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