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欣然地从上海回故乡常州家中准备过暑假的我，突然被七月七日（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怔住了！接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的消息，犹如不绝的雷声，传了过来，当时是多么的惊讶！对于时事的注意，似乎成了一种瘾癖。
八月三日，父亲从上海回常州，并带来了一具五灯的收音机，因此我跟母亲等每晚听中央电台报告时事。它本来是预备给祖母消遣的，如今各电台均停止娱乐播音，却有了一个特殊的用途。
荣哥自镇江军训回来（七月卅日），住不了几天，便在八月六日同父亲到上海去了。
时局一日紧张一日，八月七日同学丁元生君回常州，据他说上海的形势已入战争状态。果然，八月十三日晚间，沪战轰然爆发，京沪火车向上海去的一段亦停止运客。我们唯一的慰藉是前线胜利的消息。此外，我到母校觅渡桥小学去看望美术老师吕荷生先生，或赴西直街丁元生家谈天，以消磨闷热的暑日。
九月十七日的上午，父亲和荣哥从上海回来了，这是我所万想不到的，原来他们绕道苏嘉（苏州—嘉兴）铁路，吃了千辛万苦，才到常州，其目的是荣哥要回常州中学读书。
我的读书问题，曾与元生商量多次，上海中学当然无法可去，而上海中学又不寄借读证来，无法可想。及后，借读证寄来了两张，便设法向省立常州中学商量借读办法，孰知省常中之初一、初二不开班，因为人数太少。我便只得报名县立中学，交了学费准备去借读。但我不幸足上生疮，不能行走，遂请了数日假。适此时省常中因应学生之要求，初一、初二开班了，我便带痛去上课。县中的学费只退了半数。在常中数日后邂逅上海中学同学张燮元君，他一见我，立刻说：“上中已开课了，我们快些去吧！”
我当然惊奇，并且怀疑。惊奇的是上中怎样会开课？怀疑的是去上海的路途已断，说要去上海不是他一厢情愿？但张君却很镇静地拿出了一张报纸，是上中招生广告，借校址于上海法租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室。至于去上海的路，张君说本可以转苏嘉铁路，而今尚有长途汽车可直达上海法租界南洋桥。我被他一说，心中跃跃欲试，忙找丁元生告诉了他，但他并不表示如何赞同，我的勇气突然为之一蹶。归家告诉母亲，也得不到同意，父亲也复去上海了。此心只得坠下，眼望着张君得意扬扬地走向汽车站。
我仍天天到常中去借读，那功课真使我感到百般无聊。尤其使我焦虑的，便是足疾的病势加重。医师屠友梅舅舅说：必须告假休息，方能获愈。因此，我的学业又中止了，每日百无聊赖，只阅读些书籍，以度乏味的日子，而足疾竟无完好的希望，每日到屠友梅处医治，必用剪刀、箝子之类，令人痛苦之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在十月十三日下午，敌机竟大举轰炸武邑，我们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惨祸，吓得魂不附体，平卧在地上，静听着远近的机声，祷告着祸不要降临在自己头上。祖母静坐着在诵佛经，我们只是窒息地卧着，只要听到“轰”的一声，脑中便印了一个不可名状的印象，不知要伤害了多少生命和财产。我惭愧自己是那样地怯弱，但我想在第一次受惊的人，有哪几个是泰然的？不过，在受惊之中，更加强了对日寇之憎恨！
这次的轰炸，就在火车站附近死了百余名老百姓，真是绝对不能预料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