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陆五台太宰，先于今上癸未、甲申间佐铨，遇庶常于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诉之阁下，亦不能直，因愤极语人曰：“当今京师异类，不知等威，不避大轿者有四等：一为小阉宦，二为妇人，三为入朝象只，四为庶吉士。”诸吉士闻之益
恚恨，立意与抗，今不知何如？又如北京台省诸公，遇六卿必避，而南京则不然。每道上相值，竟讲敌礼，西台尚以堂官之故，不与公会，至六科遇有公私吉凶之礼，直与正卿雁行并立，无少差等，亦异矣！
【大臣屡逐屡留】礼部尚书石瑁者，山西应州人，宣德间进士也。初为金华知府，以考察罢软当罢，适升布政行得留。
及为福建布政，又坐罢软去，适升南吏部侍郎再留。会礼卿萧暄以奏对失上旨，调南京，李文达荐瑁以代萧。入朝，出班承旨不上御道，而竟趋右阶。英宗大不怪，谓其举动失措，有忝礼臣，勒令引退。比自陈疏上，上又云其人笃实可怜，但迟钝耳，命姑留之。未几，即病不能出，部事久废。时孝恭皇后上仙，典礼烦冗，始命右侍郎邹干署印，而瑁竟不言去，久之始卒于京邸。是时计典已重，何以升任即废不行；而身被议者，又何恬然若不闻？此勒自陈时，李文达亦不引罪，又何必，彼石瑁者何足言，特大臣廉耻道丧可异耳。
【大计年分条款】大计考察之法，至今日详备极矣，然孝宗朝尚未然。弘治元年，言官奏请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则有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凡五条，而无贪酷。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之外，又有升迁不协人望，大理寺丞一员，亦无贪、酷两条。盖其时待京朝官有礼，不忍以簠簋屠侩，轻加人也。又其年为戊申，初非己亥年分。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极大计。然铨部初题本时，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则断非登极。又其年为丁酉，亦非己亥也。且其时计典不举已十一年，今人动云六年大计，为祖宗定制，误矣。
此时五品以下官，分作二项。盖如外计之有司与方面也，亦似有理。又“不协人望”一款，亦仅见于此举，今日似亦可行。
【京官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昔无其例。自成化四年，用科道官魏元等言，奉圣旨：“是。有堂上官的，还会掌印官，公同考察。”八年奏淮，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十三年又用御史载缙等言，要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奉旨照例会官考察。至弘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吴泰等又请考察，得旨云：“这考察事，吏部看了来说。”则王介庵为冢宰也。时掌翰林院为少詹兼讲学汪谐，请将本守侍读以下官，淮成化十三年例，自会内阁大学士考察。上曰：“虽有本院自考事例，吏部还会同翰林院党官行事。”是年谪同者凡一百四员，而词林无一人。
至弘治元年闰三月，吏部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仅去太仆寺丞周冕等五人耳。弘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给事李源等、十三道御史徐升等，乞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上命如弘治元年例，考察共斥降九十五员。至弘治十四年闰七月，用南吏书传汗奏，谓京官十年一考察，法太阔略，乞六年一考，从之。弘治十七年，又诏十年一考，寻以给事中许天锡言，命六年一考，著为令。至正德四年己巳，吏部尚书刘宇、侍郎张彩等，又请考察，时距弘治考察时止五年，盖逆瑾意也。自是己亥两年考察，遂为定例。盖迄今尚未百年。
【外官考察】弘治六年，正月朝觐大计，吏部升谪方面、州县等官一千四百员、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上曰：“人材难得，事贵得实，人贵改过。祖宗爱惜人材，必待九年方斥。
今因一人无稽之言，没其积勤，使之不敢申理，岂治世所宜有。
尔等皆因旧弊不能改正，其方面知府，年未满六年，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谨，在未任之先，馀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贪酷显著者，俱留治事。”于是方面官以下，山东佥事王经等五十八人皆留，而府同知张文臬等俱未三年，亦视事如初矣。此时王三原为太宰，已为上所疑，故大典亦中格。且旨中“人材难得”云云，皆《大学术义补》中语，邱文庄为次揆所拟旨也。
王此时即宜辞位，而犹恋恋恩遇，不三月即为刘文泰事，上指为卖直沽名，不能安其位而去，亦可谓不见几矣。又按弘治六年外计，吏部具大小庶官当斥者二千人。阁臣邱濬上言：“唐虞三载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载而斥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实。
非唐虞之言，亦非祖宗之制。”上然其言，以故未三载者俱留用。此事实录不载，而见之黄泰泉所为邱文庄志中，可见邱之排王三原，不特刘文泰疏矣。史竟为邱讳之。
【考察访单】今制：匿名文书，禁不得行。唯内外大计，吏部发出访单，比填注缴纳，各不著姓名。虽开列秽状满纸，莫知出于谁氏，然尚无人御览者。至己未外计，浙江参政丁此吕以不谨罢，会有人言其枉，吏部竟以访单进呈，此吕遂追赃遣戍。人虽冤之，竟不晓单自何人？
【外察附批】正德三年戊辰，朝觐考察。疏入内忽批出：“翰林学士吴俨，帷薄不修，着致仕养病。御史杨南金无疾欺诈，为民。”俨丁卯主顺天试，以“为臣不易”为论题，刘瑾恶之。南金在台时，为堂官刘宇所挞，羞怒请告，故宇谗之，瑾从中旨罢去。俨后起至南礼部尚书，谥文肃。而南金亦得复官。宇之附权乱法至此，瑾败仅革宫衔致仕，真漏网。嘉靖丁
巳内计，户部左侍郎谢九仪、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各以自陈，得旨调南京用矣。又科道拾遗疏下，上又附批谢九仪致仕，沈良材闲住。疏中无二人名也，亦异矣！又先辛丑外察，不及河南参政王慎中等二人，内批俱以不谨闲住，则首揆贵溪意也。
其后，则今上丁丑星变考察，南刑部员外包大焕，以浮躁降，内批以不谨闲住。南兵部郎中吕若愚不处，南给事传作舟论之，内批亦照不谨例闲住，则首揆江陵意也。
【大计不私至亲】南礼卿陶四乔（承学），素负人望，又江陵同榜进士，素以声气相重。及夺情事起，心稍不然。时江陵同邑人传作舟，为南给事，方寄爪牙耳目，雄行于都中，陶又不甚礼之，乃谗之于江陵。会陶亦以事见忤，适辛巳大计，募人劾陶，苦无事款，适传密寄陶诸罪状至，江陵大喜，以授给事中御史，俾入纠劾疏。时商燕阳（为正）在台中资最深，为陶姻家，又江陵门人也，苦救不能得，乃恳之江陵公。江陵怒，以恶语劫之。商无策挽回，陶遂为科道秦耀等所纠，得旨致仕。商后转廷尉，将大用，亦以言罢。商敏练有能名，本非附江陵者，止此一事见訾，谓其畏祸坐亲，遂不免。至壬辰外计，司铨者为太宰陆光祖，前御史屠叔方、黄正色，皆其至戚，俱以新任副使贬降，议者不言其薄。癸巳内计，则吏部郎吕胤昌，为吏部尚书孙鑨嫡甥，以浮躁降调；吏科都给事黄三馀，为考功郎中，赵南星之儿女至戚，以不谨闲住。一时舆论翕然，服其公。盖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六年大计】京朝官六年一大计，其法至严。先朝亦有以不公争之者，如先王大父争韦商臣等之类，然终不能得。唯穆守时考察科道后，起给事周世选、太仆魏时亮等，然非时考察
言官，本非典制，特出高新郑一时私意，故公论皆以为冤。今上辛巳，察典不谨去者，次年即起用，为今大司徒赵南渚（世卿），则初为南户部郎，特疏讥切时政，江陵怒，劣升长史，旋中大计，尤为清议所推也。嗣后如颜鲸、管志道、张正鹄、马犹龙，亦时情称枉，荐章不绝，终不肯破例，盖以非有大节表著，不得比前诸贤耳。自辛巳后，凡经丁亥、癸巳己亥、乙巳四斥籍，无有议起废者。唯迩来辛亥一察，物清汹汹，司黜幽者，被弹射无完肤，一时亦不能胜。近日遂议起徐比部大化，则不谨条中人也。锢人明时，诚可悯惜。然天荒一破，后来藉口怜才，恐大典难以堤防矣。
【考察破例】弘治以后，考察之法，始密而严。世宗于议礼诸臣，无所不假借，独严于大计。罢斥者如教官王玠、光禄监事钱子勋、御史虞守、随州同知丰坊辈，俱百端献媚于兴邸，而上终不为破例，其严如此。然而降调诸臣如赵文华、彭泽、储良才等，亦系考察人数，以权奸疏保，留复旧职。盖以贬轻而斥重，故特免也。其后朱隆禧以进秘方见幸，虽加衔终不见用，盖以考察之故。而朱后以助米及建醮祝寿，其子际及吕希周辈以拒倭报功，皆升职致仕，亦以计典故耳。此后唯穆宗庚午，高新郑以私怨斥张槚、魏时亮等，诸人至今上初元皆起用。
今上辛巳，大司农赵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劣升楚府长史，至是又以不谨斥，未几即复原职，以至今官。而大计自此不能水锢矣。
嘉靖末年，都给事中厉汝进，以劾严分宜降典史矣，未几外计，即以逃斥之。是时察典严重，言者但指为严相修怨，而无敢救者。即穆宗登极，大霈言官，无一遗弃，而汝进屡入荐
章，独不收召。使其在今日，则立致槐棘矣。万户侯何足道，宁止一李广哉。
嘉靖末年，谕德唐汝楫，以分宜党被，劾用不谨例闲住，然非考察也。穆宗龙飞，普进旧讲官，汝楫仅升太常少卿与致仕，当时清议尚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