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
我很幸运，当我刚刚迈入社会，加入编辑队伍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好老师。黄伊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被分配到第二编辑室也就是文学编辑室学习怎样做编缉。当时肖也牧是编辑室主任，是我的领导。黄伊则负责手把手地教我编辑的基本工，是我的第一个名符其实的老师。
四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从编辑岗位上退休下来。回想当年，如果没有遇到肖也牧、黄伊、江晓天——这些好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以身作则的榜样教育、没有他们的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没有他们的耐心指教诲人不倦，我是绝不可能一辈子将编辑工作从事到底的。
初识黄伊的时候，他那种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的工作纪律是非常严格的，早8时上班，晚6时下班，大家都很自觉遵守，极少见到有人迟到早退的。黄伊则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拿上一份报纸站在大树下，开始大声朗读。黄伊是广西人，说不好普通话。他唯恐组稿、谈稿时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于是每天清早他就用普通话朗诵报纸来练习。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黄伊如此坚持数年，收效甚大。这虽是件小事，但当时给我这个懵懵懂懂的什么都没入门的女孩子确实震动很大。我感到要学的东西实在大多了。内心也非常紧张，我能当得了一个称职的编辑吗？
那时候，出版社有着严格的档案制度。例如编辑们写出去支的每一封信件，都是抄件寄出，原件存档。一开始，我就干那抄信的工作。我发现，每封信都有一定的格式，最后总是“此致敬礼”，绝不会换个什么“祝好”、“新年快乐”、“安康”、之类祝福的话。抄了几十几百封信以后，每抄到这里我就有点烦，于是就自作主张地将其改成五花八门的“祝福话”，心里还暗暗有些得意。不久，这事被我的老师黄伊发现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这些被我改了“敬礼”的信重抄一遍。交给我时，他说：“规范有时代表着严肃、庄重。”看着他那一笔一画、整整齐齐的字迹，再看看我那歪七扭八的“大草”，真感到无地自容。从此我知道了，编辑对外是代表编辑部、代表出版社的，他的一言一行体现着编辑部和出版社的身份。像黄伊这们的老编辑尚且如此兢兢业业，我这个新手当然只有老老实实学习的份儿了，而且来不得半点虚假。
还有一次，大家一起去参观展览会。参观完了已是下午5点，离下班约有一个小时的样子。我径直回了家。第二天才知道，其余的人却全部回到了办公室。我的老师黄伊非常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诚恳地说：“一个编辑的修养也是一个人的修养。要想当一个好编辑，就要一点一滴地严格要求自己。”可能，他从来不会想到，这短短的几名话真地影响了我这一辈子。每当我要苟且要放松自己的时候，老师的教导就会在耳边响起。我就会振奋起来，努力起来。
我还永远记得黄伊老师如何教我去组稿。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笨，今天的年轻编辑也许不会接受或根本不以为然。但当时对我这个“一穷二白”的女学生来说，却获益非浅。
第一次黄伊老师带我去面见作家组缟。事先让我阅读和研究了该作家的几乎全部作品，临行前，他对我说：“见了作家，你不要说话。你只要注意听我是怎样和作家谈话的就行了。”于是，我很注意地倾听了他们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离开后，黄伊老师问我有何感受想。我说：“看您谈得那么从容和您在作家心目中的威望，我才明白了这绝非是一日之功啊！说明您不仅对作家的创作非常熟悉，而且对文学现状也十分了解。”我在心中想，要想当个好编辑，就得向老师学习，要对作家和创作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才行。
第二次黄伊老师带我去面见作家组稿。他说由他主要和作家交谈，让我用插话的方式协助他谈话。这一次，我虽然说话不多，但还算得体。老师让我胆子再放大一些。
第三次，他就要求以我为主和作家交谈，他在一旁协助。我虽然很紧张，但在老师的不断鼓励下，我信心十中地上了阵，倒也从容不迫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次，他告诉我还需要多锻炼，千万不能自满。
三次以后，他就放手让我独个儿上阵了。
后来，我们一同调入《红旗飘飘》编辑室。《红旗飘飘》是一本发表革命回忆录为主的丛刊，比起书籍来组稿量更大，而作者又往往并非是作家，因此文字记录、整理、改写的工作十分繁重。那时的电话很不方便，不像现在私人电话已很普遍。为了找到一个“知情人”的线索，有时黄伊老师带领着我，白天晚上地走大街钻胡同反复地去查找。他那种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对编辑工作倾注了浓浓尽血的开拓、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心中说：要做就做一个像老师那样，对事业充满热爱的编辑家！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先后离开了原来的出版社，我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人发文学杂志社，他到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黄伊老师却从未忘记帮助我。例如，当他编辑一套套书籍时编辑《科幻世界》丛刊时，都拉上我参加。使我不断地有机会和他共同工作，有幸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人常说，学无止境。黄伊老师就是个多面手。他不仅是长篇小说的编辑家，也是传记文学、散文、故事、科幻小说、儿童文学、古典文学、报告文学——的编辑家。同时，黄伊老师又是个作家。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尤其是在退休以后，他始终笔耕不缀坚持创作写出了大量的作品。
这部30作万字的《青春无悔》的出版问世，对黄伊、对我、对我们这一代编辑、记者们，有着特别的意义和特别的纪念。
黄伊从不以我的老师自居，他只认为是我的朋友。但我认为，他是我永远的老师也是我永远的朋友——永远的严师和益友！
2002年6月于北京
王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文学》杂志前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