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东方条约和西柏林协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联邦德国摆脱了50年代那种僵持的、封闭的状态，并进入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余地迅速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新东方政策”还意味着通过缓和和合作，通过相互接触、交流、对话，增进了解，克服分裂，为最后统一创造条件。“新东方政策”在70年代初结出果实，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70年代。80年代末，德国统一的完成就可以看出“新东方政策”的深远影响。
赫鲁晓夫影射尼克松
理查德？尼克松在赫鲁晓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是美国的副总统。他曾访问过莫斯科，并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语言交锋。赫鲁晓夫十分反感这个对共产主义制度持强硬立场的美国领导人。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赴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赫鲁晓夫认为尼克松是反对和抵制他出访美国的，因此他十分不希望尼克松参加他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
一次，赫鲁晓夫应邀到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谈判，试图就双边关系问题达成一些协议。艾森豪威尔要求尼克松也参加会谈。赫鲁晓夫见尼克松来了，就想把矛头对准他。但碍于外交礼节，赫鲁晓夫不好直接攻击尼克松，同时他也不希望直接与尼克松发生冲突。于是，他对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政府中许多人非常希望改善美国同前苏联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人总是想坚持对抗立场，这些人是拙劣和愚蠢之极的。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不停地直盯着旁边的尼克松。一旁的人都意识到了赫鲁晓夫的所指，尼克松也非常明白。但是，赫鲁晓夫又没有明确指的是谁，因此尼克松没有任何理由做反驳。所以，尽管尼克松十分尴尬和气恼，却又无可奈何，有气只好暗自往肚子里面咽下去。
在外交场合中，不便直接攻击别人，可以采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手法，这样既谴责了对手，又使对手抓不住把柄，找不到理由发作和反驳，只能忍气吞声。
基辛格保密有方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和越南的高级谈判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晤。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谈判必须严格保密。双方都对各自代表的行踪作了巧妙的掩饰。
从1970年2月底到4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先后4次去法国巴黎，同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举行秘密会晤。黎德寿到巴黎去，名义上是出席法国共产党的一个会，实际上是准备进行越南问题的秘密谈判。而基辛格去巴黎时，则运用了各种巧妙的办法，使人觉察不到他离开了华盛顿。临去秘密会晤之前，他总是故意到处露面，格外活跃。但见他出席有许多记者在场的酒会；在有名的法国式餐馆里同有名的专栏作家吃饭；带着漂亮的女朋友出席阔绰的宴会；在外交活动中让新闻记者、政府人员和外交官团团围住。
有时，为了偷天换日，尼克松以总统之尊也参加串演。总统同基辛格一起离开白宫，前往戴维营，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白宫新闻发言人照例宣布他们的旅行计划，但有一点他却秘而不宣：基辛格在得到总统的最后指示后，将从戴维营坐直升飞机到华盛顿市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转乘喷气机，飞到西德或法国的一个偏僻的空军基地，再转往巴黎。
在巴黎的秘密会晤有时长达8个小时，但基辛格每次在华盛顿不露面的时间却从不超过40小时。除极少数知道内情的人外，全世界都被蒙在了鼓里。
艰难的西姆拉谈判
1971年，巴基斯坦东部（即今日孟加拉国）孟加拉人发动了叛乱，要求独立，西巴派军队镇压，最后印度插手出兵支持东巴，一场内乱演变成了印巴之间的战争。在为期两周的战争中，巴基斯坦空军1/4的飞机被击落，海军有一半军舰被击沉，国家金库枯竭。不仅失去了东巴，而且印度还在西巴（即今日巴基斯坦）占领了5000平方英里领土，并俘虏了9.3万名军人。巴基斯坦面临被灭亡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愤怒的巴基斯坦人民迫使叶海亚总统辞职，选举布托为总统。1972年6月28日，布托率领巴基斯坦代表团赴西姆拉与印度总理英？甘地举行谈判。布托是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前去谈判的。
在前五天的谈判中，气氛十分紧张，毫无进展。依仗其实力地位，甘地夫人坚持要把包括双方争议地区克什米尔的领土要求在内的所有问题一揽子解决。巴基斯坦代表团则要求把领土、战俘以及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分开，分步解决。布托明白，任何在印度的压力下出卖巴基斯坦的行为都将无法为巴基斯坦人民接受并将增加爆发新的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此次会谈毫无结果，巴基斯坦的前途凶多吉少；而且印巴和谈对今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和平局势十分重要，而这也是印度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布托决定在此情况下必须要有耐心，冷静地对付英？甘地。
巴基斯坦代表团滞留西姆拉的最后期限终于到了，可谈判仍然毫无结果。布托看清印度方面认为，不签订协议，布托就不敢回去，因此认为布托会向她让步。布托决定反其道而行，当即决定按期回国，诱使印度最后摊牌。这一招果然有效。在当天下午布托向英？甘地辞行时，英？甘地吃惊不小，并且显示出不安。布托明白失败不仅仅是巴基斯坦方面的挫折，对英迪拉？甘地也是一样。他们各自的政敌都将借此反对他们。因此，他抓紧这个机会，进一步向英？甘地争取道：“我们都是人民授权的民主领导人，我们可以给该地区带来分治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和平；也可以失败，使已有的伤口更加扩大。军事征服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只有政治家的治国之举才能名垂青史，政治家的风度需着眼于未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让步以换取报偿。是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作为胜利者，应该为和平作出这种让步。”终于，英？甘地决定同她的私人顾问们商量一下，于当日晚的辞行宴会上给予答复。
就在那日夜晚，即1972年7月2日夜，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签订了《西姆拉协定》，按照协定，归还了印度占领的5000平方英里领土，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上也没有偏袒一方。协定还为战俘体面地返回铺平了道路。从此，南亚次大陆最长的一段和平开始了。
耐心拖延，等待时机，等待事态的发展和变化，不到最后不亮底牌，不急于求成，这就是谈判中的“拖术”。在西姆拉会谈中，布托把拖术运用得得心应手，终于使甘地夫人作出了让步，达成了协议。
“小球”转动“大球”
1971年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和美国利用这次大赛的机会，开始了两国间和解的进程，于是产生了“乒乓外交”。
缓和紧张关系并不是一厢情愿的，要有来有往。美国总统尼克松首先从华盛顿发出含蓄的信号，一再表示美国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他一直称“共产党中国”或“赤色中国”）恢复某种联系。在中国方面，精明老练、独具慧眼的外交家周恩来，也在等待时机给以回应。
现在，时机来了。美国乒乓球队队员格伦？科恩在路边等汽车接他去体育馆。中国乒乓球队乘坐的大轿车经过时，停了下来让他上车。科恩与中国一名队员交谈起来，两人开始交换礼物。这件事使中国队领队忐忑不安。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多年来，中美两国一直互相敌视，如果他听任这种接触发展下去，说不定会闹出一个不幸的政治事件来。他想，还是谨慎为好，向国内请示。周恩来总理不仅批准这种友好交往，而且还告诉中国队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美国乒乓球队对于这个邀请既高兴又纳闷。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美国队领队格雷厄姆？B？斯廷霍文对中国的邀请表示了谢意，但没有立即接受。他似乎意识到中国人的接近具有不寻常的政治含义。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美国驻东京大使阿明？H？迈耶，征求意见。迈耶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个加急电报请求指示。国务卿罗杰斯一接到迈耶的电报，就向白宫联系，报告总统和基辛格。很快，在东京的迈耶就接到通知，乒乓球队务必要去北京。
当在名古屋的斯廷霍文通知中国人说他的球队将“乐于”接受这一邀请时，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正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根据“乒乓的扣人心弦的急转事态”讨论全面对华政策。尼克松、基辛格和罗杰斯知道，对乒乓球队的邀请，就是对美国过去两年来耐心建议的一个微妙而无误的回答。他们深信，这次邀请不是一段孤立的插曲，而是盼望已久的一个重大外交进程的开端。尼克松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正在命令尽快地前进，他不愿浪费一点时间。
中国人也没有浪费时间。一切都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布置进行着。中国的签证不仅发给了乒乓球队的几名队员、4名球队行政官员以及其中2人的夫人，而且发给了3名美国新闻记者——都是过去的“中国通”。为了使这一举动看起来不偏不倚，中国也向在名古屋参加比赛的另外4个国家的球队同时发出了邀请，他们是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自然，在北京受到最大关注并成为国际新闻界热门话题的是这批美国人。“乒乓外交”就这样诞生了。
4月10日，美国队到达北京。他们受到了红地毯的待遇。周恩来总理决心把乒乓球队的访问变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4月14日，在首次表演赛之后（中国运动员，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轻易而热忱地胜了美国人），周恩来邀请客人们出席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这是通常不给予外国运动队的荣誉，也是这次访问的高潮。周恩来对美国人说的一番话使这次会见具有了历史意义，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斯廷霍文作了同样的回答，同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恩来表示中国将接受这一邀请。
周恩来的讲话马上被3个美国记者传到了美国，中国是保证让他们3人使用适当的通讯联络的。尼克松、基辛格和罗杰斯研究了周恩来的讲话原文，很快决定要立即宣布关于放松同中国接触的新措施的声明。于是，白宫在中午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准予给中国来访者签发美国签证，解除广泛的经济限制。
随着两国间接触面的扩大，中美两国长达20年的僵持对立局面开始解冻了。而这一切的推动力量却是一只小小的银球，以后它便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中美两国关系史的新篇章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