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自信的勇气
人们常用“高屋建瓴”来说明水平的高低。在高高的屋顶上倒翻瓶子的水，怎能不产生一种居高临下、势不可挡的气势呢？口才同样也需要气势。如果在论辩中运用逻辑推理，那气势则源于逻辑的力量。如果是叙事表达的流畅也能造势蓄势，说服别人更容易冲破对方的围防。如果是批评往往令对方猝不及防，不是哑口无言，便是乖乖俯首称降。这一切都必须具备自信和勇气，否则就不能最后发起“猛烈攻势”，也不可能“乘势进攻”。先造势，再蓄势，而后发起攻势摧枯拉朽的口才技巧，有时是比单刀直入的方法更能奏效。
自信是口才的关键，不自信就没有说服力，表达也不会流畅，也就不会产生“势”，离开了自信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勇气。常言道，两强相遇勇者胜。所以说话、辩论、演讲，自信是根本，没有这一点你就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明知达不到目的，那又何必开口呢？有了自信才有可能有勇气。勇气在很多时候，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发表的《致苏维埃全国同胞书》，如果他没有不同寻常的勇气，就没有那慷慨激昂、气魄雄壮的讲话，就没有鼓舞红军战士斗志的作用，激发不了人们的爱国热忱，人们就不能从痛苦中站起来，也就看不到希望。自信和勇气结合在一起，就是人们说的，一鼓作气、越战越勇，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在论辩处于有利的进攻时机，若采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猝电不及瞬目”的“乘势进攻”法，及锋而试，如同滚圆石于千仞高山一样，对论敌造成一种泰山压顶、势不可当的态势和冲击力量。这种气势常常是由辩论者在思辩中产生连锁反应，连类而及，将一系列相关论断，全部推倒，无论在争辩要鸷鹰搏雏，还是表示正义时凛若天神；或发挥议论时，排气倒海、沛然莫御，其中都离不开一个“势”字。善于借自信和勇气造势，又不放过在应辩时乘势的机会。言辞得势，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深谙“自信”“勇气”“势”之三味，才能称为雄辩家。
智慧人格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富翁，左邻是铜匠，右邻是铁匠，成天丁丁咚咚得厉害。富翁特地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搬家，左右邻居都答应了。等到两家都搬了之后，丁丁咚咚还是照旧，原来是左边搬到了右边，右边搬到了左边。富翁所说的“搬家”是指搬到一定距离之外的意思。可是照字面讲，只要把住处挪动一下就是搬家。两位高邻也确没有失信，铜匠、铁匠就是利用这一点巧妙地愚弄了富翁。这种有益的智慧，可以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灵活性，帮助人们“解套”。避免了简单地争执，这是其一。
其二，可以趋利避害变害为利。论辩无不有利和害两个方面，而利与害又总是首尾互随，紧密相连的。在有利的情况下想到有害的一面，论辩就可以顺利进行。在有害的情况下想到有利的一面，抗拒论敌威胁的对策思想，就可望萌生。正如可以竖起来的东西，一定可以放倒，可以放倒的东西一定可以竖立起来，任何一个论辩者无不期待驳倒敌论，以确立自己的命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禅思极虑创造趋利避害，变害为利的条件，富有论辩经验的雄辩家，自己不仅看到“利”与“害”互相对立的状态，而且能看到“利”与“害”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可能。你如果能够在谈笑风声、论证头头是道时，兼能提防言辞疏漏外，勿使论敌乘虚而入；又能在处于论辩的被动局面中，沉着、机智、化险为夷。那么，有远见、有急智的雄辩家的称号，就得奉献给你了。
那么，怎样培养运用“化害为利”的雄辩技巧的能力呢？
“化害为利”法要处理好心理上的应急状态。所谓应急，是指人们在出乎意料的紧迫情境引起的感情状态，当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要求时立即作出应变的决定。
有人在应急状态下惶恐不安，手足失措，思维混乱；有人却能急中知智，当机立断，及时化险为夷。这两种人的区别在于因应急状态引起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不同。
前者表现出求同思维的弱点，他们只习惯从固有的条件和目的中寻找答案。只是因袭着旧的思想活动的轨迹，不敢根据论辩实践的发展去作创新的思考。对现成结论和答案的非难、挑剔和质疑、缺乏别出心裁、进行反思的习惯。其思维状态呆滞，思维领域狭小，思维中不敢大胆跳跃、灵活转向，只能在思维的固定程式中束手待毙。
而后者则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特征，不依常规，寻求变异，善于对同一个问题，从多种角度着眼，敏捷地搜寻多种可能性，从多方面探求应变方案。
在应急状态下安之若素，运用辩证的方法，透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开展多向性的思维活动，思路开阔。这就是运用“化害为利”法雄辩技巧所必须具备的智力条件。
其三，风趣和幽默。巧妙地化解矛盾冲突，或是解脱陷入的窘境。
其四，在劝说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时，讲究策略，或委婉或隐而不显，含而不露，避免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说话方式，使劝慰变得缓和一些，藏其锋芒，而真正的意思别人又可以理解得到，取得满意的结果，都是智慧人格的表现。
有“出秀”的情趣
有一个佛教徒跟一个文化人宣讲“轮回报应”的佛教理论。他说人不能“杀生”，因为今世杀了什么生物，来世就要变成什么生物。比如：你杀了牛，来世就变成牛；杀了猪，来世就变猪。即使杀了蝼蛄、蚂蚁，来世也会变成蝼蚁，正在他讲得起劲的时候，这位文化人插言道：“照你的说法，大家都杀人好了？”佛教徒气急败坏地说：“胡说！我们佛门子弟连蝼蚁的性命都不肯伤害，怎么能杀人呢？”文化人说：“不对。你刚才说杀什么将来变什么。杀牛变牛，杀猪变猪。如果你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只有杀人，来世才能变人”。
其实这个文化人并非不明白爱惜生命的道理，他反感的是枯燥无味的说教或蒙昧恫吓。生活本来就很单调，再来一大堆说教，更让人乏味，因而故意刺激一下对方。
生活、工作和谈话一样都不应该甘于平庸，如果是那样，那么你一定会感到太累人，生活没有意义、工作太难。出秀既可能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可以表现为自身是一个极富有智慧和情趣的人。比如雄辩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必须立即回答一些难以回答的或者是挑衅性的问题时，以某种巧妙的往往有时是非逻辑的方式作出解答，从而摆脱困境的方法，即“妙语巧辩”法。
作为大国总理，周恩来时常处在记者的包围之中。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提问，有些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提问，他都能泰然处之，巧妙地给以回答。或温文尔雅，绵里藏针；或欲擒故纵，巧设埋伏；或避实就虚，举重若轻，即维护了国家的形象，又向世界展示他那文雅坦荡的领袖风范。
一次，一位美国记者见周恩来案头放了一支美国“派克”牌钢笔，便问道：“总理阁下，您作为中国总理，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钢笔？”
周恩来淡淡一笑，回答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在抗美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他赠给我做个纪念，只得收下。”
另一个美国记者问周总理：“你们走的路为什么叫马路？”周总理诙谐地说：“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就叫马路。”这个记者又问：“我们美国人总爱仰着头走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低下头走路？”周恩来略加思索后回答：“走下坡路的人总是仰着头，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着头了。”这个记者听后，羞得无地自容。
50年代，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不怀好意地问道：“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总理笑了笑，肯定地回答：“有”。语音一落，全场愕然。接着周总理说道：“中国的妓女就在我国的台湾省。”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不甘失败，接着又问道：“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因为这涉及国家机密，既不能厉声拒答，伤了和气，又不能和盘托出，泄露机密。于是周总理没有马上回答。他略加思考便正色回答：
“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信誉可靠，币值稳定。”
全场记者听后为之发呆。在记者还未转过弯来时，总理接着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这十种人民币加起来正好18元8角8分。”此时，全场记者又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妙语巧辩”法看似答非所问，不合逻辑，实则以巧解困，妙趣天成。这就是一种“出秀”的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