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意识到他是代表4亿5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来远东国际法庭清算战犯罪行的，当时中国虽然称为“世界四强”之一，可是徒有虚名，面对这些各执一词、互不退让的八国法官，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应该当仁不让。可是怎样才能争得第二把交椅呢？梅汝璈当众宣称：
“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还需要请示本国政府。”
一句话将各国法官惊呆了。试想九国法官都要请示本国政府，本国政府的指示来了，意见不一致又将怎么办？照这样到哪一天才能排定席次。梅汝璈趁大家不知所以然的静场机会，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
“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今天是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严重，而抗战时间又最久，付出的牺牲的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应排在第二位。”
法官们的争论，各说纷纭，是因为没有一个排列座次的原则。梅汝璈提出的中国应排坐第二把交椅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在场的法官们提不出什么异议。
可是，事情的进展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开庭的前一天预演时，庭长韦伯突然宣布入场顺序是美英中苏……梅汝璈看到预演时如果不据理力争，次日开庭的座次就因袭排定了。他立即提出抗议，并脱下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他说：
“今天预演已经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天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庭长韦伯只得召集法官们表决，最后按日本投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苏……排定入场先后和法官座次。
梅汝璈以表面退却的姿态作为进攻的手段，即运用了“以退为进”的论辩技巧。梅汝璈眼见中国法官排不上第二把交椅，故意说“还需要请示本国政府”，只是虚晃一枪，好像是不准备在此作正面争执，形式上在退让，但待大家不知所措时，他见时机已到，立即转换为攻势，说出了一番中国法官应该排在第二个席次的道理，义正辞严，无可辩驳。
可是，次日预演梅汝璈见将中国法官列为第三，立即抗议，声称将回国向政府辞职。这是“退”，可是退中有进，提出了由法官表决的建议。由于他掌握了法官们表决必然要寻求一个举手赞成或否决的原则，而当时除了前一天梅汝璈曾经提出的排列座次的原则外，没有谁再提出其他原则，所以梅汝璈对表决的结果早已成竹在胸。这是他又一次运用了“以退为进”这一雄辩技巧取得胜利的原因。
先承后转技巧
写作行文强调一个“转”字，那么论辩呢？论辩也同样讲究一个“转”字。从技法上说，在论辩中先把对方的话题承接下来，表示同情、理解等等，然后，再进行“转”，通过论理举事，改变对方某些看法，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先承后转”的雄辩技巧。
美国一家贸易公司经理请人设计了一种商标图案，设计完成后就图案设计举行了答辩会。主持图案设计的另一位经理在介绍时说：“这个商标的主题旭日，象征希望和光明。同时，这个旭日又象日本国徽。日本的顾客一定很乐意购买我们的产品。”在征求意见时，这位经理的下属说：“我很喜欢这个商标，但我恐惧它设计得太好了。”经理笑了起来：“这话倒使我不懂了，你怎么解释呢？”
这位下属答道：“这个设计鲜明而生动是毫无疑问的，它像日本国徽，无论哪个日本人都会乐意购买我们的产品的。”
经理笑了笑说：“我的意思正是如此。”
“但是，”这位下属继续说：“我们在远东还有一些重要市场，如中国及东南亚。他们看到这个商标，也未必不想象到日本国徽，但他们和日本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这样就不愿意购买这种产品了。顾得一个日本，失去一大片市场，恐怕……”经理被说服了：“天哪！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这位下属说了一句“我恐怕它太好了。”一句赞语满足了经理的自尊心，然后陈述更为充分的理由。经理乐意地听从这种拒绝性的意见，而又不觉得难堪。
两面夹击技巧
“两面夹击”是指在论辩过程中，为了驳倒对手，往往提出一个只有两种可能性的前提，迫使对方在两种可能中加以选择。
实际上对手选择哪一种，推论出来的结果都是对自己不利，除此之外又别无他法，因此必然地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
恩格斯曾经批判杜林歪曲马克思的《资本论》：
“如果杜林先生仍旧硬说，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是资本赢利’，如果肯定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那么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他一点也不懂，这样，对这本书的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可需要极端的厚颜无耻才行；或者他都懂，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
杜林先生如果说他不懂，就得承认自己厚颜无耻；如果说他都懂，就得承认故意捏造。
而故意捏造也是厚颜无耻。二者必居其一，对任何一面承认或否认都不行。
运用“腹背夹击”的雄辩技巧时，如果能抓住对方言行相悖的致命弱点，进行反击，则更为有力。
前苏联霸权主义者曾说：“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周恩来总理驳斥道：“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或蒙古撤军，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
“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你们，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
周总理的驳斥，雄辩地作了这样的推论：如果苏联霸权主义者真想缓和世界局势，那么就应该从捷克或蒙古撤军；如果苏联真想缓和世界局势，那么，就应该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既然苏联不肯从捷克或蒙古撤军，也不肯归还日本北方四岛，可见苏联霸权主义者不是真想缓和世界局势。
世界局势紧张是由于有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造成的。苏霸侵占的捷克、蒙古和日本北方四岛，制造了紧张局势，不肯从别国撤军、归还别国领土，真正反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是苏霸，而不是中国。
按照苏联霸权主义者的逻辑，是不是还希望中国将长城以外的领土统统让给他们霸占，满足他们占有别国领土的欲望，以免大动干戈，才能“缓和世界局势”呢？
归纳推演技巧
论辩，常常需要论证一般性的论断，为了使论或驳在高层次展开。需要我们把它上升到一般结论；为了从个别中得出一般结论，需要我们探索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我们要掌握雄辩的一种基本技巧——“归纳推演”。
“归纳推演”是建立在逻辑学归纳推理、归纳论证基础上的一种论辩技法，是从个别知识的前提推出一般知识的结论，引用个别、特殊事物的判断作为论据来证明或反驳一般性的论题的形式。
如作为正方，要论证“语言不具有阶级性，而具有全民性”这个一般性论断的真实性，可采用“归纳推演”法，列举语言在其演变发展的一切阶段和所有场合都不具有阶级性，从而证明它具有全民性。请看：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氏族社会是没有阶级的，因此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和整体是共同的、统一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语言，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语言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语言，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就是应用“归纳推演”法来证明。“语言不具有阶级性，而具有全民性”这个一般性的论断。
如果你是反方，也可运用“归纳推演”法来驳斥对方的观点。1960年9月5日，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
记者：“你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
周恩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的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四千四百万，不算太多，但是，英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曾是‘日不落’帝国。美国的面积略小于中国，而美国的人口还不及中国人口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遍于全球，美国在海外驻军达150万人。中国人口虽多，但是没有一兵一卒驻在外国的领土上，更没有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向外扩张，并不决定于它的人口多少，而决定于它的社会制度。”
周恩来用的就是“归纳推演”驳斥了“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多过”的论题。
“归纳推演”的雄辩技巧在实际运用中有两种形式：
1、完全归纳推演
这就是根据某类的每一个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出一个关于某类的一般性知识的结论。
2、不完全归纳推演
这就是根据一类事物中的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从而得出该类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
引而不发技巧
在论辩中，我们有时也可用“引而不发”这一雄辩技巧，即说出一些前提和条件，而不谈结果；或说出结果而不谈前提和条件；让对方去悟出其中道理，让听众道出结论，从而收到简洁有力、含蓄的效果。
请看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辩护的最后发言。这段发言回击了德国法西斯对保加利亚人民的侮辱，对法西斯报纸攻击保加利亚人民是“残忍的”、“野蛮的”表示严正抗议。他严正指出：
“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500年而没有丧失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一个民族是不会残忍的、野蛮的。只有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我请问你，庭长先生，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不是残忍的、野蛮的呢？”
季米特洛夫的最后一句话就体现了“引而不发”这一雄辩技巧。他的“引”是“任何国家的法西斯都是残忍的、野蛮的”，“未发”的是“德国的法西斯是法西斯”、“德国的法西斯也是残忍的、野蛮的”。在当时具体环境下，季米特洛夫没有直接说出来的小前提和结论，人们是能够听出来的，连庭长也听明白了，所以庭长急忙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并质问道：“你不是在暗示德国政治情况吗？”真是不打自招！
“引而不发”在论辩中的作用，一是简洁有力。如“宁做辛勤的蜜蜂，不做悠闲的知了”这一句话，要用完整的推理形式表达出来，则为“或做辛勤的蜜蜂，或做悠闲的知了。”推理的形式是完整的，但这样的话是没有人要听的。而用“引而不发”处理，得出“宁做辛勤的蜜蜂，不做悠闲的知了”，就简洁有力多了。
“引而不发”还可以起到委婉、含蓄的作用。例如，我们劝学生不要吸烟，如某学生聪明，自尊心又强，我们就可以含蓄地说：“不好的习惯应该努力戒除，吸烟就是不好的习惯。”这里省去结论：“吸烟是应该努力戒除的”，但对方一听就会明白。这种你讲道理他得结论的效果就比生硬地说：“你吸烟的毛病要努力戒除”的效果好得多。
“引而不发”的雄辩技巧在实际运用中必须注意语言表达的多样性。例如：“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段话的结论是用感叹句表达的。“这是一个多高尚的人啊！”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它表达的是“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作为小前提的那个判断，语言表达上也比较特殊。
在这个句子里，逻辑主语与句法主语差别较大。这句话的逻辑主语是“他”，谓语是“在心里装着全国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人”。这个省略式省略的是大前提“所有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人都是很高尚的。”
控场制乱技巧
雄辩家不仅要善于控制自己，而且也要善于控制会场，才能唤起听众的良知，激动听众的热情，开启听众的心智，获得演说的最佳效果。这就是“控场制乱”的雄辩技巧。
一般说来，会场的骚动大都是由于辩论者的话激怒了听众引起的。因此，“控场制乱”的要义，是设法与听众保持一致，而不是加剧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
用高压政策强迫听众“静”下来实属下策，或是引起听众反感，加剧对立情绪。“话不投机半句多”，白费口舌；或是声嘶力竭，强争硬辩，干脆被听众轰下台，彼此不欢而散。
“控场制乱”还要因时因事，关键是雄辩家要及时发现“乱因”。如果是语误或解释不清，就要及时承认或详加解释；如果是外界因素，则要想方设法加以排除。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有一天，他接受了王曲军官训练团的邀请，不顾危险，只身赴会。
到了王曲军官学校，气氛十分紧张。周恩来从容自若地穿过两旁站满愤怒的全副武装军官的通道，面带微笑地登上礼堂讲台。
周恩来礼貌地问候罢，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诸位的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台下有人大声说：“蒋介石丧权辱国，罪大恶极，为什么不杀？”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他只是接过话茬，说：“这个问题提得好！”
决口打开了，青年军官们把心中要说的话全倒出来：“不杀他，捉他干什么？”“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不杀他不足以民平愤！”……
直到大家把话几乎说尽时，周恩来才大声地说：“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