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政治遗嘱
正当苏联各族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的时候，列宁因遇刺受伤和工作过分劳累而病情加重。1922年12月-1923年3月，列宁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最后几篇文章和信。《论我国革命》一文阐明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及其历史特点。《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针对当时党和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写的，指出了改善和健全党政领导机构的办法以及发展远景问题。《论合作制》一文阐明了在小农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如何把千百万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通过合作制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中央当时几个重要领导人作了评价。指出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还强调了保持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性，希望俄国全体党员牢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绝对禁止派别集团在党内存在的决定。他分析了国际形势，揭示了时代的特点，指出了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情况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前景。列宁全面论证和发展了他以前所拟定的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和途径，用他的重要论断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说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和信是他的政治遗嘱。
国家政治保卫局
苏联保卫国家安全的专政机构。1922年2月山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成立。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由内务副人民委员任局长。各自治和国和自治州的政治保卫处为其下属机构。该局直接管辖一支特别部队。
乔里乔拉事件
又译曹里曹拉事件。印度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联合省（今北方邦）戈勒克普尔附近的乔里乔拉村农民同警察的暴力冲突事件。1922年2月4日，乔里乔拉村2000多农民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的射击。愤怒的群众将1名警官和21名警察围困在警察局内，并放火把他们烧死了。事后殖民当局进行残酷报复，44人被杀害，几百人被判服苦役。
巴多利决议
甘地和国火党关于停止印度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乔里乔拉事件发生后，甘地于1922年2月11-12日在巴多利召开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指责群众采取“流氓行为”；要求农民向政府缴税；保证不反对地主的“合法”权益，否则“会损害国家利益”，宣布无限期推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东北大学的创建
东北地处关外，文化比较落后，近代以来，随着资源的开发、工矿的兴建、文化的进展，以及面临强敌的压迫，有识之士深感没有各方面专门人才是难以推进东北社会进步的。张作霖虽是靠枪杆子登上省长之位的，可他知道尊重知识，重视人才。谢荫昌是江苏武进人，在奉天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多年，具有非凡的胆识和能力，故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天省教育厅长。1921年秋，他向张作霖建议说：“东西洋各国所以发达起来，在于学校的发展，学术之进步。他们不但农、工、商各有其学校，物理、生物、机械等学也元不备，就是政治、法律、文学，也有专门学系。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欺侮，兴办大学培养专门人才，是当务之急。”张作霖听了之后很以为然，并主张东三省联合办学。随后找来省长王永江共同商定了有关事宜，嘱咐谢荫昌起草方案。当时，南京高师已改为东南大学，广州又拟办中南大学，经过磋商，遂定名为东北大学，设文、法、理、工四科。1921年12月5日，张作霖接见来奉考察的美国教育学家孟禄，在谈到开辟富源，应造就些科学人才时，张作霖说：“凡是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这话颇受孟禄的赞佩。
1922年初，设立东北大学筹备处，指令代省长王永江主持筹备之事，并设立筹备委员会，选聘王永江、李树滋、范先炬、佟兆元、林成秀、关海清、谢荫昌、王镜寰、莫桂恒、恩格、吴家象、汪兆曙、王之吉为筹备委员。日本人闻讯东北当局自己要办大学，竟派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前来“劝告”，对王永江说什么：“办大学可是不容易的呀！你们想要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旅顺工科，学医可以到南满医大去，学文、学法可以去日本，我们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作霖听了王永江报告日本阻挠东北自办大学的卑劣行为，很是气恼，说：“小鬼子是怕我们自强啊，那就更得非办不可，而且我们也能把大学办好，我就不信那个劲儿。”日本的无理行为，也激起了筹备委员们的公愤，发誓要齐心努力赶快办起来。为使筹建工作能顺利进行，必须建立起坚强的领导，谢荫昌便与王永江商议谁将出任校长之事。王问：“以公之意，何人为妥？”谢答：“无论任用谁，皆非善策，不如公自行兼任为佳。”王笑着说：“公莫戏言，我身为省长，怎能兼此？”谢说：“公奠小视此职，大学校长乃玩冕皇帝，世界各国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常有兼任的，或退职为之。今选三省之英俊，躬自陶铸，不数年而人才辈出，河助公施展雄才大略。即使百年之后，公骨虽寒而精神犹在。”后经筹委会推举，王永江出任首届校长。由于吉林要自办大学，办学经费便由奉、黑两省以9：1分提，随后向王翌报预算各项开支达百万元之多，王笑谓谢道：“今天才知道我这个校长的价值。”不数日，王将经费如数拨给，又另批百万作为大学基金。在那军阀混战接连不断的年代，奉天当局能拨此巨款兴办大学，实属不易。
东大初建，决定在奉天高师改办理工科，在奉天女专改办文法科。1923年4月26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之印”校章，其后定此日为东北大学校庆纪念日。委任留美教育硕士汪兆璠为文法科学长，留德工学博士赵厚达为理工科学长，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吴家象为总务长并代理王永江校长主持校务。定学制是预科2年，本科4年，7月中旬招考新生，录取文、法、理预科3个班，工科预科3个班，共310人，于9月开学。当时尚有高师在校学生40人，文专在校学生130人，两校学生均附于校内上课，于10月24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由王永江题写的“知行合一”四字为校训，刻匾悬挂于礼堂大厅，并提出了“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为东北大学办学宗旨。为把学校办好，必须延聘具有高深学识和素有声望的师资来校执教，可是不少外省学者对奉省财政情况不托底，担心使用奉票发放教授月薪，而一旦奉票跌价，必致影响收入，故不愿应聘。王永江得知此情之后，经其筹划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不得拖欠。对于国内外学者更加广为延揽，备加礼遇，结果许多知名人士，文史界如黄侃、林损、陈天倪、柳诒征、吴宓等；数理化界如冯祖苟、何育杰、庄长恭、刘仙洲等先生，均先后到校，可谓盛极一时。
由于大南关高师的校舍狭小，本不足应用，遂于北陵前面另觅地址，经逊清三陵都统同意，划拨陵前平地300多亩，又收购毗邻农田200亩，开始修建新校园。此外，于北陵附近长宁寺一带有官地200多亩，也由省府拨给东北大学；为理工科学生实习实验的需要，修建大学工厂。1924年初，工科学长赵厚达赴德国采购理化仪器和订购工科所用机器，不久，购买的机器等陆续运回奉天，进行设备安装，由留学德国的工学博士杨毓桢担任厂长。赵厚达病故后所遗工科学长一职由左耀先继任，理科学长由稍后归国的留美物理学博士孙国封接任。1925年夏，第一届预科学生完成两年学业，毕业后分别升人本科的英文系、俄文系、政治系、法律系、数学系、物理系、土木工程系、电工学系及机械学系。同时续招文、理、法、工四科新生各一级。此时，已先后建成理工大楼、学生宿舍楼和教授住宅若干所，大学雏形已具，规模宏伟。1925年暑假后，理工两科迁入北陵新校舍，文法两科仍留在南关，故当时的东北大学有南校、北校之称。
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4月）
直皖战后，奉直两派军阀得以共同控制着北京政权。但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随着皖派势力的倒台，奉直两派在瓜分地盘和夺取权利上产生了新的矛盾，而国际帝国主义为在中国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经济市场，又从背后分别支持和鼓动这些军阀相互对立，英美与曹锟、吴佩孚勾结，日本则作张作霖的后台，遂使其矛盾更加尖锐化。从当B寸的局势来看，张作霖除拥有东三省外，还兼任蒙疆经略使，占据着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个特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不属奉系，却能俯首听命于张作霖。在直系方面，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任副使，然而豫督赵倜是附奉人物，并不听从曹吴随意指使，因而直系处心积虑地想扩充自己的势力。
1921年10月16日，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李纯自杀，奉直双方便互相争夺这个遗缺。奉方推荐由张勋递补，直派利用舆论斥张勋是复辟余孽，于是总统徐世昌任命齐燮元为江苏督军。齐虽非曹锟所举，但他是阴附曹吴者。奉方对此很是不满，除联络浙督卢永祥压迫齐外，又拉拢两湖巡阅使、鄂督王占元抵制吴佩孚。但为时不久，湘军入鄂，王占元军队不堪一击，王自己弃职潜逃，吴佩孚趁机率军南下，取代王为两湖巡阅使，直奉两派的明争暗斗更趋激烈。这年12月，靳云鹏内阁因为财政匮乏无法维持而倒台，奉张提出由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梁任总理后，积极为奉系筹划巨款扩充军队，一却对直系处处掣肘，遂使吴极为愤慨。随后因粱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许该路改为中日合办，吴通电反对，指其为卖国，又联合六省督军电请总统罢免梁职，也借此诋毁张作霖，此时直奉矛盾已趋白热化。奉系以5师10旅之军队开入关内备战。遂于1922年4月29日，两军开始激战。
奉军的部署分为东西两路，西路以张景惠为总指挥，下辖三个梯队，驻守在京郊和京汉线的长辛店一带；东路由军粮城镇威军总部直接指挥，亦辖三个梯队，分别由张作相、张学良和李景林所率部队组成，防守于京津、津浦两线，又另有许兰洲等骑兵集团机动配合。直军是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亦分东西两路对抗，西路以王承斌为司令，东路以张国镕为司令，而直军的军队数量还要稍多于奉军。战事以西路最烈，直军先行进击，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驻琉璃河直军亦趁势猛扑过来。而作为西路总指挥兼第一梯队司令的张景惠战前一直为主和往返于两军之间，开战以后才由北京来到前线，当时奉军已陷入困境，不得已张景惠率卫队督战，始得恢复原有阵地，次日又迫使直军后退。可是由于奉军梁相栋旅战斗进展不利，影响到相关战局，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率军远路来援，官兵疲于奔命，也无力扭转整个战局。不久，在奉军中出现混乱，旋而吴佩孚又增派兵力，由榆垡冲击奉军，从而使西路陷于总体崩溃。当时倾向奉系的河南督军赵倜，在开战初期对奉军有利的形势下，应张作霖的要求须在直军后方发起进攻，可他迟迟不动，后来听到吴佩孚战死的传说，始派其弟赵杰由开封出兵奔袭郑洛，而适逢被赶来的冯玉祥部所击败。冯部进一步压迫奉军。由于张景惠对直作战缺乏决心，遂下令全线撤退，他自己乘专车逃往天津，致使3万多奉军被直军缴械。由张作相指挥的东路第一梯队，防守在永清、固安一线，其主攻点为直军重心的中头镇，虽拥有重兵，但作战能力很低，又受到西线战况不利的影响，更加希图自保。只有张学良和李景林部，在津西胜芳、马厂和姚马渡一开战就大胜直军。吴佩孚对张学良防线特别重视，派其嫡系精锐部队进行攻打，并对部下说：“打孩，娘出来，我痛击张学良，看张作霖出来否？”可是第二梯队在张学良、郭松龄的指挥下，战况一直占有优势，但战斗非常激烈，以至有数名团营长连续死伤。第三梯队的李景林部后来配合骑兵集团在大城、青县一带又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西路完全溃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乃将奉军总司令部由军粮城退至滦州，下达总退却令。奉军在退却中很是混乱，溃不成军，只有张学良、郭松龄部，保持了退而不乱。
